【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有一只野兔在田野上奔跑，在這只兔子的身後，有很多人追著想要抓住它；但是市場上很多兔子，卻沒有人去搶，這是為什麽呢？人們並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因為田野裏的兔子權屬沒有確定，誰都有資格去追，而市場的兔子已經有了歸屬，就不能爭了。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這世上的利益就像兔子一樣，如果所有權歸屬不清，就會不斷引起紛爭；如果制定一套規則分清所有權歸屬，並由國家強制力進行權威背書，紛爭就會停止。正所謂，「定分」才能「止爭」。正如近代著名教育家陳啟天所說：「法家以為未有法以前，人人爭奪，毫無限制，遂成了一種混亂狀態，欲求治安，必須將人民的權利和義務明白確定，這便叫作明分，明分然後可以止爭，法就是明分止爭的標準。」法律所謂「定分止爭」，大概就是如此。
關於「百人追兔」的故事，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作了更為系統的闡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騖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在法家看來，「爭奪」是人類的天性，即使是聖人也避免不了。如果「名分」不定，就算是堯舜禹湯這樣的聖人都會拼命去追逐利益；相反，如果「名分已定」，連貪婪的盜賊都不會起爭奪之心。商鞅從而提出「定分」的重要：「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也就是說，「分未定」，在面臨資源稀缺、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可能會因為「百人逐之」而出現社會混亂的局面；相反，在同等情況下，「分已定」則會導致「人雖鄙而不爭」的局面。商鞅進而得出「治天下及國，在乎分定而已」的結論。商鞅用「百人追兔」的故事來證明法的重要作用，說明所有權在確定社會秩序方面的基本功能。
無獨有偶，美國也有類似的案例，只不過他們爭的不是兔子，而是狐貍。近代美國司法案件有一件關於狐貍歸屬的問題——1805年狐貍案（皮爾遜訴波斯特案）：皮爾遜在野地裏發現了一只狐貍，於是他帶著獵狗開始追這只狐貍，追了很久終於把狐貍追得筋疲力盡。然而就在他快要抓住這只狐貍時，突然出現了另外一個叫波斯特的人，波斯特直接舉起槍把狐貍給打死了，然後大搖大擺地扛著狐貍揚長而去。皮爾遜一怒之下將波斯特起訴到了法院。最終究竟「狐死誰手」呢？面對兩難抉擇，法官可以選擇兩種不同規則：一種規則是誰先看到狐貍，或者誰先追逐狐貍，那麽這只狐貍就歸誰擁有；另一種規則是誰先實際占有狐貍，誰才真正擁有這只狐貍。在這個真實案例中，法官最終選擇了後一種規則。
為什麽會這樣選擇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以誰先看到，或者誰先追逐狐貍為標準，必然會帶來沒完沒了的纏結，因為參與追逐狐貍的人可能有很多，誰都可以說是自己先看到或者先追逐的，而到底有哪些人看到或者參與追逐是難以確定的，最終只會導致所有權始終無法確定。因此，所有權歸屬的問題必然不能按照追逐原則來判斷，而只能根據捕獲原則，因為最終實際捕獲到狐貍的人是唯一的且容易確定的。法律的最終目的正是透過明確權利來平息糾紛，而不是制造更多的爭議。因此，一目了然，誰最終捕獲就歸誰的規則，才最符合法律的原則。
不管是兔子還是狐貍，其道理都是一樣的：只有「定分」才能「止爭」。這兩則事例，雖然一個源於古代中國的法治思想，一個來自近代美國的司法實踐，但都反映了在社會治理中「定分止爭」原則的核心追求及價值。它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在社會治理中，需要對作為財產的物進行「定分止爭」；第二，對物進行「定分止爭」的首要原則，是需要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去權衡考慮「怎樣做才更有利於對物進行‘定分止爭’」。總而言之，「定分止爭」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社會治理的過程與結果，更是一個國家社會治理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
本文節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
【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
編輯：劉雨萱
校對：崔晨
稽核：霍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