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每次乘車外出，看到車窗外全是房子時……這麽多房子，真的有人住嗎？」
「有故鄉，有思念的場所、思念的時節、思念的人，是什麽感覺？」
【發生在徐英洞的故事】圍繞南韓首爾蓬勃發展的房地產業展開，講述了南韓不斷飆升的房價、愈加火熱的房地產市場如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作者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南韓作家趙南柱。
在徐英洞，華麗的高級公寓可能令人不安。一位居住在高級公寓的已婚女性發現，父親在臨近的另一個小區當保安，這令她羞愧而尷尬，心生埋怨——那麽多小區，為什麽偏偏要來這裏？當女兒受母親托付去看望工作中的父親，她立刻註意到警衛室中的淒涼味道，「一股除了老人味別無解釋的味道。」她以前在家裏從來沒有聞到過，她疑心這樣的氣味屬於警衛室本身。一邊適應父親當小區保安這件事情，另一邊她也逐漸意識到了保安與業主之間的不平等，保安一直待命，處理業主投訴，負責收發快遞和垃圾分類。高級公寓的潔凈和華麗正建立在保安忙碌的工作和發餿的味道之上。
在徐英洞，住著在房地產市場中瞄準時機「上車」成功的人們。透過不斷置換，一位女性使家庭資產在幾年內飆升幾倍，她一方面自豪於自己的好眼光與營運能力，另一方面，對比升得過高的房價，她發現自己的薪金是那麽「可憐的一點兒」。
趙南柱寫作的重點，並非價格飆升的房地產帶來的物質生活的改變，而是利益的語言如何侵入了人們的生活。高級公寓與普通小區賦予了居住其中的人不同的發言立場，也提供了一個暗暗較量比拼的平台。積極尋求改變的人——例如那位在火熱的市場中成功「上車」的女性——能夠獲得資產升級，但卻不能確保幸福。在房價飆升、居所分化的過程中，人的改變不僅是財富資產的增減，更是內心天平的偏移。
人們總是暢想拿到了房子的鑰匙就能真正安定下來，至少與老家沈悶貧瘠的生活做一個切割，真正地揚眉吐氣。在中國的影視作品中，就像呈現上海生活的【心居】（2022）與【安家】（2020）這些劇名所暗示的，房產不僅是財產，也被寄予了安撫內心世界的功能。
在南韓，這種對於房子的感受是否相似？時隔四年，界面文化再次專訪趙南柱，與她探討了【發生在徐英洞的故事】中的房子與人。如她所說，這部作品和【82年生的金智英】，都是對於難以理解的現象的重新梳理。
對話趙南柱：我們應該以更多元的方式來討論房地產
界面文化：你是怎麽關註到房地產相關題材的？
趙南柱： 這部小說創作時，正是房地產在南韓成為最大的問題的時期。南韓政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多項調控政策，但效果甚微。隨後疫情爆發，低利率環境下資金流動性增加，房價暴漲到了難以控制的程度。每個人都在談論房地產。住房環境不僅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更涉及到職業道路、人生規劃、晚年生活以及家庭關系。但由於每個人的立場和情況都不同，討論變得困難。我認為我們應該以更多元的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
界面文化：創作這些故事時與【82年生的金智英】有什麽不同？
趙南柱： 從【82年生的金智英】【發生在徐英洞的故事】到現在，我似乎總是帶著相似的心情來寫小說。作為一個過著平凡日常生活的人，在面對這個世界上難以理解的事物時，我透過寫作來梳理那些矛盾的情緒和混亂的思緒。當然，這並不是說我能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
界面文化：書中的空間總是彌漫著各種氣味，比如警衛室有餿味，與公寓樓不同，前排公寓和更貴的後排公寓之間也不同。你是如何發現這些微妙的區別的？
趙南柱： 從小到現在，我在同一個住宅裏住了將近30年的時間。三十歲之後，也在同一個公寓小區生活了十多年。當熟悉的環境突然發生變化，或者從獨立住宅轉為體驗公寓這種居住方式，我似乎開始以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待我所居住的地方。我對公共住宅的管理方式、社區結構、綠化和休閑空間的營運，還有學校、老年活動中心、健身房等設施都感到新奇。對於保安的工作也不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了。我想，這些疑問和情感都融入了我的小說中。
界面文化：在【有教養的首爾市民皙珍】這篇小說裏，你提到了房價飆升對於工作、家庭關系和情感的影響，你是如何體會這種被房價裹挾的急切和焦慮感的？
趙南柱： 在這些小說創作的時期，確實發生了許多現實中的事件。新聞上也經常報道，網絡論壇上也常見這樣的問題討論。當然，我和我周圍的人也都因為房子而苦惱。鑒於房價高漲，許多南韓家庭的大部份資產都繫結在了房地產上。房價的漲跌極大地動搖了家庭經濟，而且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情感、情緒和人際關系。
界面文化：想聽你講講對於長久居住的房屋的情感，以及當不得不因為各種原因搬走時，當看到過去生活的場地消失時，會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呢？
趙南柱： 事實上，在寫這本短篇小說集的過程中，我搬了家。之前居住的公寓小區是女兒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她讀過小區裏的幼稚園、托兒所和小學，孩子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多年的鄰居和常去的商店。即使是扔垃圾或是去買一條麪包，也會遇到熟悉的面孔，路上互相點頭微笑，感覺親切而溫暖，但有時也覺得壓抑和冷漠。
離開那裏，我既不覺得遺憾也不覺得釋然。我通常不會回首過去的事情，也不會積累記憶或物品。但最近，我開始希望有個地方可以懷念。所以我正在努力對現在居住的地方產生感情。希望有一天，我能懷念這個地方。
界面文化：書中說，父女倆就像兩個永不相遇的行星（寶美不理解父親的思維和語言的片段），這是不是意味著關於利益的思考已經越來越多地滲透到人物關系之間？
趙南柱： 我覺得南韓社會變化得太快了。因此，即使是住在同一個屋檐下的家庭成員之間，也存在著難以用「代溝」來形容的隔閡。父親生活的南韓是「經濟增長期的發展中國家」，而寶美的南韓是「雖然進入了已開發國家行列，但增長放緩的國家」。他們就像是完全不同國家的人，用小說中的表達就是「永遠不會相遇的行星」的居民。我認為，這不是因為兩人自私或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現實和利益關系太不同了。
界面文化：可能東亞社會尤其是大城市首爾、上海、東京都會有類似的問題，你覺得對於生活在狹窄空間裏、又要經常搬遷裏年輕人會有什麽建議嗎？
趙南柱： 我是否有資格給別人建議呢？我已經過了40歲中期。我認為，我應該對現在所在的社會，我周圍發生的事情，承擔一定的責任。我沒有建議可以給出，只想說，我會更多地思考，努力做出更好的選擇。
記者手記：
對趙南柱的采訪，讓我想起2023年初采訪日本作家吉井忍。不過，吉井忍的故事更像是對於「房產繫結人生」規則的背離。【東京八平米】記錄了她在八平米大的居所之內的生活，沒有冰箱、洗衣機，也沒有浴室。在此之前，她已經搬過三十多次家，包括北京酒仙橋一室一廳的毛坯房和上海圖書館附近的老房子，但無論對哪個空間，她都會產生如家般的歸屬感。同樣是身處東亞四十多歲的女性，趙南柱與吉井忍對於房產和家的觀察側重點各自不同。
（采訪原文為韓文，感謝轉譯文浩三對本次采訪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