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聞客戶端 記者 趙茜
「當我讀了中國近現代史後，我就感覺東西方的碰撞，或者叫中國與西方的碰撞，使得中國陷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其實中國後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變遷，都與這場政治危機有關。」6月9日，浙大紫金港校區中西書屋·大眾書局，一堂特殊的「政治課」正在進行。
台上講課的是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包剛升，浙江軒寧人。今年6月，他剛剛出版了新書【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用五章內容闡述了英國興起之後，諸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要大國發展可能面臨的五個階段，即危機、困境、轉型、崛起與領先，構建了一個理解大國政治經濟變遷的嶄新理論框架。
他還相繼出版過【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政治學通識】【民主的邏輯】【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演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等作品，均獲得業內外高度認可。
包剛升還是嗶哩嗶哩新晉知識類熱門UP主，他發了14個影片就擁有了8萬粉絲。上課和研究之余，他每周六晚9-10點還在影片號開通識導讀直播，精剪後的影片上傳至B站。比如【中國官僚政治分析能回應‘李約瑟之迷’嗎】【財富是金銀，還是牛羊？亞當·斯密的突破性何在？】等等，吸引了大批觀看者點贊、回應。
政治學的話題為什麽如此受人關註，它又為何與普通人相關？在「大國的命運 許多人的命運」新書分享會現場，包剛升將從他的研究問題、理論與方法出發展開精彩的分享，並與浙江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高級專員王利波和現場聽眾進行對談，拆解大國命運背後的真相與謎團。
【1】
「這本書的源頭其實是一篇講話稿——【大國轉型的難題：從歷史看未來】，這個稿子只有幾千個字，然後後來「經觀書評」微信公眾號把它發了出來，有3.5萬的閱讀，還有很多轉發，對很學術的文章來說，能有這麽多關註並不容易，從那時起，我就想寫一本書，表達一個觀點，即近代中國面臨的政治危機並不特殊，非西方傳統大國其實普遍面臨著這樣的危機。」包剛升以中國、俄羅斯、印度、伊朗、埃及、土耳其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我這裏所謂的大國，主要是兩個特征，一是它的某個重要宗教、帝國或文化的傳承者，二是它至今依然擁有比較大的人口規模與疆域規模。有人可能會說土耳其並不是一個大國，但土耳其精英的自我認同就是鄂圖曼帝國，而鄂圖曼帝國是過去幾百年間中東最重要的帝國，其鼎盛時期疆域面積高達550萬平方公裏。」
包剛升認為，和過去（比如1750年或1800年）相比，這些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發展水平其實更低了。「如果我們以非西方傳統大國為例，以1800年作為參照，你會發現今天中國和俄羅斯差不多會達到了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剩下國家都沒有達到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如果我們再把一些關鍵的指標放進去，大家會發現，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其實尚未走完，其歷程甚至也是更為艱難的。」
因此，他在新書開頭寫到： 【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關註的核心問題，是英國作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興起之後，許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要大國——特別是非西方傳統大國——所經歷的政治變遷及其背後的邏輯。換言之，這些大國自英國興起之後普遍面臨著一系列政治危機，而後又普遍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政治重生或國家再造過程。解釋這些重要的政治現象並討論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何種政治啟示，正是本書的主旨所在。
【2】
在這本書的開篇，包剛升像放電影一樣，用三個片段向讀者展示了1800年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它們分別是1800年的英國、1800年的鄂圖曼帝國和1800年的晚清帝國。「當時盡管英國的工業革命還在進行當中，並未完成，這個國家的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觀念系統已經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地方有了巨大的差異，我的討論也是從這裏開始的。」
在他看來，非西方傳統大國有可能經歷危機、困境、轉型、崛起與領先等五個發展階段，其實這裏的五個發展階段也對應著五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危機，所有非西方傳統大國在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首先都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中國的危機是毋庸置疑的，因為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俄羅斯也面臨很大的危機，克里米亞戰爭導致了俄國戰敗……第二個問題是困境，所謂困境，就是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這個困境到底是什麽以及背後是什麽邏輯；第三個問題是轉型，也就是說，如果有的國家轉型獲得了成功，背後的基本邏輯是什麽；第四個問題和今天中國關系很大，我的標題叫‘崛起：新興大國的和平與戰爭’，因為有的新興大國崛起之後能夠維持和平，有的新興大國崛起之後就走向了戰爭，問題是，為什麽能維持和平？或者為什麽會引發戰爭？我會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來處理這樣的議題；最後一個問題是領先，這也是大家關註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克服了危機和困境，實作了轉型，完成了崛起，最終能不能領先世界的問題，以及什麽樣的國家能成為全球領導者？這些問題我都按照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分析，提出我的理論解釋，然後用經驗證據去加以論證。」
在第一章【危機：西方興起與大國變局】中，包剛升想要分析的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在1800年前後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觀念系統的特點，「為什麽英國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我想，應該是跟英國這個國家當時的一整套政治、經濟與觀念系統有關的，它的政治系統是君主立憲制，它的經濟系統是產權保護與自由市場，它的觀念系統包括自由觀念、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這些因素使得英國能夠發生工業革命，並且崛起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在我的框架中，工業革命只是一個「果」，而不是一個‘因’。而相較於1800年的英國，其他非西方傳統大國的政治系統基本上是一種帝國體系，經濟系統基本是農業社會，政商關系以權力為主導，觀念系統也是前現代化的，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整個帝國陷入了危機。」
陷入危機的帝國開始尋求變革，需要向先進的地方學習，而這種學習並不容易，包剛升因此將這個過程稱為困境，這也就有了本書第二章的標題【困境：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他用五個命題來解釋這種困境——
命題一：傳統大國除非遭遇重大危機或戰爭失敗，否則就傾向於維持現狀，而非傾向於啟動變革與轉型。
命題二：面對西方興起帶來的沖擊，傳統大國往往面臨著國家重建與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務。
命題三：傳統大國一旦擺脫危機，實作實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義與塑造傳統的道路。
命題四：由於被西方打敗或被西方殖民的經歷，傳統大國容易產生百身的挫敗感和對西方的負面看法或敵對情緒。
命題五：傳統大國只要實作獨立自主與實力提升，就更有可能與西方主要國家產生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權力競爭。
接下來就講到了轉型問題，為什麽有些國家成功轉型？在第三章【轉型：政治現代化的「鐵三角」】中，包剛升認為，國家構建、經濟發展和民主建設是所謂的「鐵三角」，「對一個可能的政治共同體來說，能否實作有效的國家構建，如果做到了，就能得到一個有效國家，如果不行，就回去再搞國家建設，非洲一些陷入內亂的國家就是在這個環節動蕩，沒有辦法構成一個有效國家，所以不停要回到原地。如果能夠進行有效的國家建設，之後就應該考慮能否進行持續的經濟發展，如果做到這一點，它就會成為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如果不行，國家就會回到貧困或者停滯；經濟發展之後，如果能推進民主建設，就會成為民主發展和鞏固的國家，如果不能，就會成為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
第四章的主題是【崛起：新興大國的和平與戰爭】，在這部份中，包剛升對4個國家進行了案例研究，「一個是美國崛起，原先主導大國是英國，結果是和平的；另一個是德國崛起挑戰英國，導致一戰；還有日本挑戰美國和英國，直接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是蘇聯崛起導致冷戰。至於冷戰到底是和平還是戰爭，大家應該會有不同的理解。」
研究過程中，包剛升創造性提出「蛛網理論模型」，「在這個模型裏，5個因素特別重要，每個因素可能會有2個方向，一個是和平導向，一個是沖突導向或者戰爭導向。如果一個國家比較多的指標都是沖突導向或戰爭導向，那它實作和平崛起的難度比較大；如果大部份指標是和平導向，大概率這個國家會實作和平崛起。我認為，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大國一旦跟主導國家發生戰爭，這種崛起過程大概率相對會被中斷，甚至國家還會面臨比中斷崛起更可怕的問題；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新興大國實作和平崛起是有可能的，因此，對這個國家來說，主觀上的和平任務和客觀上尋求和平的政治任務非常重要。」
在最後一章【領先：如何成為全球領導者】中，包剛升對「領先」的邏輯進行了剖析，他指出，一個國家想要成為全球領導者，需要把三件事情做好：
一是經濟和技術實作真正意義上、人均水平上的領先；
二是發展一套可延伸的人類合作秩序，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三是構成一整套新的國際秩序或者規則。
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闡述，更多是一個實證研究。為此，包剛升評估了許多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和劣勢，發現絕大部份國家不具備短期內超越美國的特質，「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算術，人均GDP12000美元的國家在不同條件下要趕超人均增速70000美元的國家，它平均維持2%的增速，我們會發現如果這個國家的GDP增速是8%的話，追趕美國要30年時間；如果增速是6%，追趕美國需要45年時間；如果是4%，追趕美國需要90年時間。」
【3】
又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麽要關註大國政治的變遷？
現場，浙江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高級專員王利波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大國的命運，許多人的命運’，您的著作探討的是大國政治經濟變遷，還有國家最終的命運，但我想，最終的落腳點應該是我們具體生活著的個體。現在不少年輕人，都會有一種感覺，我關心政治有什麽用，我又改變不了世界，我還得焦慮自己的學業和工作呢。所以您能不能談談，年輕人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正確途徑是什麽，我們應該怎麽行動來促進這個社會的善？」
包剛升回答：「大學生也好，研究生也好，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你關註政治，就會對社會有種很不一樣的認知，我們每個人都身處這個系統，大量生活環境不是我們本身，或者不是我們身邊的決策單位來決定的，有可能是一個比較遙遠的決策單位決定了很多事，從這個角度來講，關註政治，有助於增進我們對社會的了解。再說的高遠一點，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尤其在中國的比較好的大學裏，無論是老師家長還是我們自己，都應該具備一種更高的視野，對吧？我曾指導一個學生申請美國的大學，他跑來問，美國一流大學需要什麽樣的學生。我想了想告訴他，他們需要兩種，一種是在學術上、在科學上有頂尖的抱負和追求的，另一種是在實踐領域要改變世界的，改變世界不是說改變這個世界，而是說對你所處的行業有推動作用，從這個理念出發，我覺得中國的一流大學也應該鼓勵年輕的朋友有這樣一種抱負，否則這個社會怎麽進步？社會怎麽越變越好？過去幾十年，中國已經經歷了快速的發展。但未來還要變得更好，這就要靠年輕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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