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源於隸書，是在隸書的快速書寫和草書書寫過程中，透過對隸書筆法的解構和結構體式的轉變而形成的。它在漢末時期初具規模，魏晉時期逐漸定型，到了唐代，逐漸演變為以提按為主導，誇張端部和折點的用筆方法。
因此，早期的楷書與隸書有著密切的聯系，無論在用筆還是結構上，都明顯受到隸書的影響。在用筆上，擺動與提按共存，上下筆畫之間保持橫向的連線，平畫寬結與斜畫緊結的結構並存。而唐代楷書正是在此基礎上，經過隋代南北書風的融合，不斷演變形成的。正如清代楊守敬所言：「隋代混一南北，其書法亦有整齊氣象。【龍藏寺】【賀若誼】已開虞、褚先聲。」當代書法理論家劉濤先生也曾有言：「初唐三家，歐、虞分峙於先，他們人在唐朝而藝守陳隋，是前朝書風在新朝的代言人，算不上唐風代表、唐楷典型。歐、虞謝世，褚遂良繼起，遊移歐、虞二家之後，自寫心得而卓然自立。真正的大唐書風，實由褚遂良開張。」唐楷在歐、虞之世，尚藝守陳隋與魏晉古法相去不遠，到褚遂良便為之一變，更加強調提按用筆，強化棱角、誇飾肥筆等漸成時尚，終與古法分離，使唐楷之法得以完備。因此，褚遂良開創了唐楷典範創制的先河，不僅在唐楷發展史上具有奠基地位，而且被譽為「唐之廣大教化主」。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博涉文史，工隸楷。他的先祖世居陽翟（今河南禹縣），十二世祖褚砦在任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期間隨晉元帝渡江，始遷居丹陽（今安徽當塗縣），因其後一支居於杭州錢塘，史稱杭州錢塘人。褚遂良之父褚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歷任南陳太子春坊、尚書殿中侍郎，隋東宮學士、太常博士、黃門侍郎，唐通直散騎常侍等。隋唐之際，褚亮曾與歐陽詢共掌隋朝禮儀制度，參修【魏書】，與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等名士同任文學館學士，為李世民智囊團中的一員。隋開皇十六年（596年），褚遂良生於長安，自幼受到陳隋書法的影響，並憑借其父的政治關系，與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等人多有交往，使他的書法承襲了隋朝融合南北的風格。
褚遂良的書法取法，張懷瓘在【書斷】中有所記載：「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這句話揭示了褚遂良書法的兩大影響來源。虞世南，作為褚遂良父親褚亮的好友，同時也是隋東宮和唐文學館的高官，他的書法對褚遂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褚遂良在貞觀初年擔任秘書省秘書郎，在魏徵和虞世南的領導下工作，負責秘書省內的經史子集四部經籍圖書的整理和繕寫。他還擔任弘文館的「館主」，負責檢校館務。在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詔讓京官文武五品以上職事官的子弟在弘文館內學習書法，由虞世南和歐陽詢教授楷法。作為館主的褚遂良，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受到了虞世南和歐陽詢的影響。
虞世南和歐陽詢的書法風格融合了南北朝的特點，既有南朝的峻雅，又有北朝的古質。唐代書法史研究專家朱關田先生認為，褚遂良早期的楷書多具隸筆，與歐陽詢的風格相似，可能受到了歐陽詢的影響。褚遂良在貞觀年間所書的【伊闕佛龕碑】（641年）和【孟法師碑】（642年）兩碑，從書法風格來看，似乎受到了歐陽詢的影響，並帶有濃厚的齊周隋遺緒。這兩碑的用筆斬截，線條方直瘦勁，帶有明顯的八分筆意；平畫寬結，結構方整。可見，褚遂良早期的書法取法歐、虞，但明顯受到北朝的影響，保留著濃厚的隸書遺意。
褚遂良晚年，體察到唐太宗對王羲之行書的推崇，因此他將行書的技法融入楷書，強化了提按頓挫的用筆，實作了「變古制今」的風格轉變。他的楷書呈現出寬綽疏逸、縝密勁練的面貌，成功擺脫了周隋楷書的影響，使唐楷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因此，褚遂良被譽為「唐之廣大教化主」，對中晚唐的楷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王澍在【虛舟題跋】中所言：「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棲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
從褚遂良不同時期的作品，如【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以及【房玄齡碑】（652年）、【雁塔聖教序】（653年）等楷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楷書對提按用筆的逐漸強化和法度的不斷完善。【伊闕佛龕碑】和【孟法師碑】是褚遂良的中期作品，仍然保留了陳、隋的舊格，以及歐、虞的書法法度，分隸遺意，起收轉折處可見一定程度的提按用筆，結體寬綽秀逸，筆力挺健，端莊奇偉。正如梁巘在【評書帖】中所雲：「褚河南書【龍門三龕記】（即【伊闕佛龕碑】），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碑頭字尤佳。」王世貞評價【孟法師碑】時說：「褚公以貞觀十六年書，時尚刻意信本，而微參以分隸法，最為端雅，饒古意。」
到了褚遂良晚年，他所書的【房玄齡碑】和【雁塔聖教序】都明顯地融入了行書的筆意。在這兩件作品中，用筆細膩而迅疾，點畫的起收和轉折處強調了提按頓挫，線條既婉媚又遒勁，呈現出一波三折的節奏，結構寬松而朗逸，已經完全擺脫了隋書質樸和板刻的面貌。因此，張懷瓘評價褚遂良的書法時說：「（褚遂良）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台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朱關田先生也評價說：「有唐楷書始有門戶可尋，且其書瘦潤華逸，剛柔相濟，遂使魏晉流風一變而盡。」褚遂良自然也就成為唐楷法度臻於獨立、完備的創造者，為盡顯「盛唐氣象」楷書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在【房玄齡碑】中，褚遂良的書法展現出了特有的婉媚多姿，已經定型並進一步走向成熟，成為他書法藝術的標誌性作品。
【房玄齡碑】是為已故丞相所書，褚遂良在書寫此碑時大約五十二三歲，雖然他比房玄齡低一輩，但感情篤深，臨碑作書，充滿了一種情感的沖動，也很少有顧慮，故勢隨情生，法因勢生，節奏極為明快，枯筆由此而生。其書風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橫畫呈現左低右高的俯仰，豎畫的努筆向內凹而呈背勢，隸書似的捺腳依然存在，同時增加了行書用筆，使字勢顯得極為活潑。遒勁秀逸，字勢活潑，收放自如，氣勢開張，可謂褚遂良變法之裏程碑。
【雁塔聖教序】則是為禦制文字所書，深感聖恩，因此下筆較為小心謹慎，筆筆寫來，誌氣平糊、不激不厲的神情，展現了清遠的藝術境界。其作品被形容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這種風格既清遠蕭散，又疏瘦勁煉，容夷婉暢，鉛華卓約、靈和勁逸。以中鋒行筆為主，藏鋒與露鋒相結合，但藏鋒的使用更為明顯，如「生」、「乎」、「方」等字。這一特點也被後世用來驗證一些作品是否為褚遂良的真跡。此外，他在橫畫起筆時多使用逆筆，然後提腕波轉而回，僅以毛筆筆鋒處一段與紙面接觸。行筆速度較快，筆畫整體呈兩頭粗若墜石，中段細如鐵線的形態。這些技巧使得褚體不僅突破了傳統唐楷的制約，還營造了形式活潑的書寫美感。
【雁塔聖教序】是褚遂良在筆法和結構上的創新之作。他多采用能夠向外延展拓張的重筆與長筆畫，以此擴寬字的左右取勢範圍。因此，字型結構從歐瘦長嚴整之態變得更加方正開張，有的字形仍可看出隸書正面扁平的結構影響。結字松而不散，體格寬博和諧，筆筆相斷實則筆筆相連，顯得舒展流暢而文雅。
褚遂良作為「唐之廣大教化主」，對薛稷、顏真卿、柳公權、鍾紹京等書法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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