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什麽路比生死更遙遠，再沒有什麽山比健康更高。這是生活的真諦，我曾經無數次在夢中掙紮，試圖穿越那無盡的黑暗，尋找一絲生的希望。每一次，我都在絕望的邊緣搖搖欲墜，每一次，我都在痛苦的深淵中獨自抵抗。但我沒有放棄，因為我知道，無論路有多麽艱難，無論山有多麽陡峭，只有活著，才有希望。這是我，劉槐序，一個18歲的大學生，用痛苦的體驗換來的智慧。"
手術前的劉槐序
寫遺書:祭奠這場被誤診的青春
我叫劉槐序，2002年生於雲南省楚雄市。在我高三那年，因耳朵持續的雜訊就診，診斷為卡他性中耳炎，醫生稱無大礙，卻沒料到這是恐怖的預示。
2020年，疫情下的高考，我考入昆明的理想高校，然而在剛步入大學生活的第一個月，病況愈加嚴重。我走路開始走曲線，說話困難，想說某個字卻難以表達，而曾經我因能堅持一周清晨五點起床跑步而自豪。後來，才知道這是病情加重的跡象，但我未予以重視。
2020年11月4日，在陪同室友看診時，因對耳鳴的擔憂，我順便掛了耳鼻喉科。經常規檢查，醫師稱我的左耳聽力幾乎為零，且左耳其他指數與此不符，建議拍攝X光片以確定問題所在。
令人驚愕的是，次日的檢查結果揭示我腦中有一個6厘米的腫瘤，已壓迫腦幹及聽覺神經，導致聽力障礙，醫生建議盡快前往北京天壇醫院手術，並表示腫瘤過大，有必要盡快手術。
顫抖著走出醫生辦公室後，我撥通了父母的電話，還未開口，聲音已哽咽。我悲傷地告訴他們：「媽媽，我的聽力問題，醫生檢查發現，說我腦袋裏有一個腫瘤……」
母親半晌未答，大概是被這訊息震驚，她確認我並非開玩笑後，才顫抖地說：「別怕，我們立刻過去……」母親最後那個「來」字，說的很低沈。
隨後，室友幫我遞交了醫生報告，申請休學，並立即購買了去北京的機票。我木然地跟隨他們，刺眼的陽光照耀著我，提醒我此刻的現實。
當晚，父母匆匆抵達，我看到他們時，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方面是恐懼，另一方面則是辛酸。媽媽眼睛紅腫，明顯是哭過了，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卻十分鎮定，半開玩笑地說：「多大點事兒，像個女孩子似的，還哭鼻子……」辦完離校手續後，父母將我帶回北京。到達北京的第二天，姐姐和姐夫也趕到，姐姐一見我便緊緊抱住我痛哭，還是姐夫安慰了很久才有好轉。
醫生看過CT後，堅定地說：「神經纖維瘤，必須盡快手術，否則腦積水過多只能維持一年。」「一年？」母親震驚地詢問醫生，醫生還未來得及回答，母親便急忙追問：「那麽現在有何對策？」
「兩種方案，一是在天壇手術，需排隊等待一年；二是先入住北大國際，天壇醫生一周後為你手術。」我們選擇了後者。當晚，我們一家人在醫院附近的旅館住下。
寫遺書
淩晨三點，我意外醒來，天亮之前，我終於明白一切源於高顱壓太高的折磨。再無睡意，此刻的心境比深夜更令人低沈，一種莫名恐懼縈繞心頭。黑暗中，我凝視沈睡中的父母，淚水悄然落下。我擔憂此行北京的未知生死，甚至前途未蔔。慌亂中開啟備忘錄，寫下「遺書」二字，心中恐慌找到出口。我強迫自己繼續，直至東方破曉，姐姐催促前往醫院按時辦理住院手續。
捐遺體:家人永遠是最堅強後盾
見到主治醫師王，所有預設的期望都化為泡影。「如果術後失去了吞咽能力，可能需要氣管切開，插管輸入營養液。肝癌術後，左側聽力可能無法恢復，甚至可能偏癱。」當晚，我悄悄在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註冊，成為第1521002位器官捐獻誌願者。姐姐得知後，痛心地責備我。
手術預約在半個月後的11月24日，我需先在北京住院等待。由於疫情，每位患者僅限一名陪護，故先讓姐姐和姐夫回家，媽媽在病房陪伴我，父親則在科室外守候。
進入醫院後，我仿佛回到嬰兒時代，需要被照顧、檢查、手術、照顧……家人的關愛是我最大的動力。
住院的第五天，來了一
母親佝僂的背影
位陜西的老大爺和他的妻子。熟悉之後，大媽詢問我的病情，媽媽似乎並不想談及，語氣溫柔地回應：「沒事，只是有點兒小問題。」此後，我們不再溝通。
母親那句「只是有點兒小問題」，其實是說給自己聽的，她在自我安慰。我多次在淩晨醒來，但為了不讓母親擔憂，我選擇繼續裝睡。母親以為我睡著了，卻不知我時常看到她默默流淚。我每天都在偽裝樂觀，希望能減輕母親的壓力。
手術當天，我躺在床上翻閱大學課本，好心情地等待醫生。王醫生為我在頭上畫出了需要手術的部份，稱贊我的心態良好。
「你們快點兒，我今晚還要寫作業。」手術前，我調皮地對護士說，打了麻醉後便入睡，醒來後想起的事只有冰冷的機器和醫生們把我從手術台推去做核磁共振的聲音。
據姐姐回憶，手術持續了18個小時。我被推出時全身滿是血跡，由於腫瘤過大且生長時間較長，醫生不得不慢慢剝離。
手術當天，父母和姐姐守在重癥監護室外一整夜，而我則在病床上生死未蔔。術後要在ICU住一晚，等指標正常後才可轉入普通病房。幸運的是，我成功醒來，發現身上的儀器器材一應俱全，保持呼吸的呼吸器、引流大腦的管子、氧氣管道，甚至還有胃管和尿管。
手術抽血及術前禁食禁水後，我醒來第一念就是想喝水。然而，細察之下，喉嚨裏似乎有根軟管阻塞了氣流，我無法言語。護士立即安慰說："我可以幫你濕潤嘴唇，但不能飲水。鼻子裏的管子是輸送營養液的，呼吸機則是防止肺部感染。你現在的情況非常危險。"想到第二天能轉到普通病房，我仿佛期待小王子赴約的狐貍，那份期待使我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病痛。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想象般美好，2020年11月27日我才終於被轉到普通病房。在ICU的四天裏，我的睡眠時間累積不足數小時。
術後左邊臉面癱導致左眼無法閉合,加上開顱手術後一定會有的顱壓增高,睡眠成了我最大的奢侈,我的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緊繃的狀態,因為我更害怕長眠不醒。
茍下去:一個18歲少年的豪橫
術後六日，顱壓驟增，肺部感染引發高熱，我的睡眠短暫得僅僅幾分鐘。夜裏，護士必須用束縛帶固定手腳，防止被病痛折磨得動搖的我自斷生機。
母親為了退燒，在我背上鋪上冰毯，冰火的刺激令人痛苦，冰冷的水從背部流入體內，與正常體溫形成鮮明對比，僅穿著一床被子的我痛苦難言。
母親每隔十分鐘為我擦身，使我稍感舒適。我在半醒半夢間掙紮，醒來時看見母親，聞到她頭上的頭油味，心中略感安寧。高燒、脫水和喉嚨中的導管引起的強烈不適讓我再次想到死亡。清醒時，我開始安排後事，勉力擠出力氣給姐姐發短訊，告訴她若我無法挺過，請她把我微信所剩無幾的錢捐贈出去。姐姐或許以為我已瘋狂，威脅我若再如此便讓醫生給我註射鎮靜劑。然而，我深知，她亦惶恐。母親並無專業護理技能，起初轉移至普通病房時，事事親力親為，歷經人生半數的她須從頭學起如何照顧病患。
我勸母親僱用一名護工，因她僅睡二小時，母親反應強烈。我原以為她擔心護理費過高，後來方知我之自私。
當母親已連續四日每晚只睡三四小時時，我悄悄給姐姐和父親打去電話，他們同意雇請專業護工。當天下午，專業護工如約而來。完成護理事宜後，母親離開。病房內僅許一位陪護，因此母親若想探望我，需等待24小時。
預定的一天護理最後只持續幾個小時，兩小時後，我聽到母親在護士站與他人交流，聲音漸大，甚至有些焦急。最後的結局是護工收拾行囊離去，母親帶著行囊再次歸來。
母親表示剛走出病區便心中不安，擔憂護工能否盡職盡責照顧我，如她般深夜方眠，耐心應對我的大小便，能否堅持一勺一勺地餵飯……她邊從行囊中拿出洗漱用具邊說：「將自己孩子的生命交於陌生人手中，實在放心不下。」此刻，我方知曉，她這些日子以來擔負的恐懼有多深重。
醫院的餐食
遺體捐贈
價格昂貴，一碗小米粥需五六元，由於只能進食流質食物，每日都需訂購一碗，加上午餐和晚餐費用，一天兩人需花費五六十元。母親深知住院期間需花費大量金錢，所以每天訂購的餐食都是半份安我，半份孝自己。
母親飲食儉樸，然而我的飯菜豐盛，每一口都需細細品嘗。母親為我的膳食精心安排，用特制的小湯匙餵食。每餐需耗費一個小時，她常在我用餐時肚子咕咕叫，但仍耐心地等待我吃完。夜深人靜時，我看到母親疲憊的身影，不敢打攪，獨自承受病痛。我壓抑自己的悲痛，仿佛略微示弱，便是失敗。
得知我手術成功後，同學們在班級群中紛紛發送祝賀，我強忍身體的不適，回復一些滑稽的表情包和堅定的話語。感謝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愛，以及我依然堅定的樂觀，我們終於迎來了勝利。經過半個月的恢復，我的高燒逐漸退去。
2020年12月10日，醫生告知我可以出院，母親喜極而泣。一個多月以來，母親為我免於過度擔憂，從未在我面前流淚。在得到我可以出院的訊息時，她終得以釋放心中的情感，緊緊抱住我，哭了很久。我能痊愈，並非我個人的努力，而是父母、醫生、護士、病友、朋友、同學、老師共同的付出與幫助。
結尾平淡，過程卻是深刻且難以忘懷。雖然大學學業被迫中斷，但目前我在家中閱讀、學習、參與線上教育。待到今年九月，我將重返校園。
一切在向著美好的方向發展，我開始嘗試新鮮事物，探索陌生城市，接觸新朋友，重溫人生百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