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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和用兵，是開元時期唐玄宗時的兩件大事。
宇文融的括戶、括田，與張說的召募彍騎、長征健兒，幾乎是同時進行的。
這兩項措施從政治上講，是相輔相成的，而且都是在玄宗親自支持下施行的。 但是，在人事關系上，張說與宇文融之間，卻鬧得不可開交。事情雖由括田、括戶引起，但究其原因，則要深遠得多。
1、張說與宇文融的黨爭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和十三年（公元725年)，是括戶、括田大見成效的時候，宇文融因此深得唐玄宗的寵信，十二年八月玄宗提升他為禦史中丞，十三年二月又兼任戶部侍郎。
以監察官兼掌財權，如此的做法，是唐代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宇文融以後，這就成為一條慣例。於此，可以想見宇文融地位之重要和特殊。
在此同時，張說為相近四年，他首建玄宗封禪之議。開元十三年，在玄宗的帶領下大臣們高高興興地奔赴泰山，張說作為宰相的權勢，也達到了高峰。
張說素來看不起宇文融，史載其「素惡融之為人」，特別是當他看到宇文融借著括戶的機會，爬上重要的高官地位，心裏很不自在。 他見宇文融「既居風憲之地（即禦史台），又貳戶部」，「患其權重」，擔心威脅到自己的權位，因此，不斷地為宇文融設定障礙。
宇文融抓住這個時機，開始對張說進行行動了。唐代官吏的銓選，每年都是由吏部掌管，然後申報中書省，再由宰相與吏部尚書共同審定。當時，吏部每年銓選的人較多，唐玄宗曾「疑吏部選試不公」。
東封歸來後，字文融窺知玄宗這一不滿情緒，便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玄宗遂令禦史中丞宇文融和禮部尚書蘇颋等十人分掌吏部選事。 試判將畢，越過中書省，徑自召入禁中審定。連吏部尚書和吏部侍郎都不得參預。這無疑是削奪了吏部銓選權，同時也是越過宰相權力的一種行動。
張說對此自然更是不快，他作為中書令畢竟還有審決權，宇文融等人有關報請選銓官員的，他一概加以否決，使銓選一事更加混亂。
隨之，宇文融串通禦史大夫崔隱甫和禦史中丞李林甫，聯名奏彈張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
崔隱甫就是玄宗在赴泰山封禪途中賞賜過的地方官（河南尹)。玄宗欲重用他，但張說「薄其無文」，瞧不起他，奏擬他為金吾大將軍（警備京師的武官）。 而殿中監崔日知素與張說善，張說薦其為禦史大夫。玄宗來采納他的建議，任命崔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崔隱甫為禦史大夫。由是崔隱甫與張說間產生了矛盾。
而玄宗由於自己親自批推的「分吏部為十銓」之事，遭到張說的抵制，對他的抗上專權，心中已是不滿。所以當宇文融等人彈劾張說的奏狀上來，立即下敕由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與禦史大夫崔隱甫等將張說拘捕於禦史台訊問。
源乾曜、崔隱甫都是張說政治上的對頭，而唐玄宗如此做法，其用意也不言自明。
張說的兄弟左庶子張光親至朝堂割耳稱冤，但玄宗置之不理。由於張說的親信中書主事張觀與左衛長史範堯臣，「詐假納路」，「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張）說占蔔吉兇」等事，都被崔隱甫探知，並且證據確鑿，張說被押往獄中，處境十分狼狽。
玄宗表面上對張說似乎要進行嚴厲的懲罰，但內心又感到他畢竟還是追隨自己多年，且立有重大功勞的人，所以在張說入獄後，派自己的親信宦官高力士至獄中探視張說，觀察其情況。
高力士回來後向玄宗奏道：
「（張)說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惶懼待罪。」
玄宗聽後露出憐憫之情，高力士趁機進勸說，「（張)說曾為侍讀，又於國有功。」玄宗這才下令釋放張說，只是免除了他的中書令官職，其他勛職依然照舊。
但張觀及王慶則仍被下令處死，且「連坐遷貶者十余人」。
張說要知政事之後，「專集賢文史之任」，保留了尚書右丞相的職銜，但尚書省長官這時已不是宰相之職，按規定不能參預軍國大政。
不過，玄宗仍然很器重張說，每遇軍國大事，必遣中使先「訪其可否」，聽取他對處理政事的意見。
宇文融和崔隱甫等擔心張說東山再起，故「數奏毀之」，以阻止他再度任相而掌握重權。
因此，雙方的矛盾鬥爭並沒有因張說下台而平息。而這種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每每有害於中央集權的鞏固，其消極影響超越了玄宗所能容忍的範圍。
因此，到了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玄宗便對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下令張說致仕（即退休），準許他在家修史，崔隱甫被免官供養母親，宇文融出為魏州刺史。
至此，張說與宇文融之間的朋黨之爭，因都被趕出中央政府，以兩敗俱傷而告結束。
這場朋黨之爭，實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不可避免的權力分配的鬥爭。其發生的導火線，雖由括戶而引發，而其基本原因卻與當時相權集中、皇權鞏固的趨勢及廷臣中文學之士與吏士派之間的矛盾，有著深刻的聯系。
2、黨爭的根源——相權集中
我們知道，唐初宰相由三省長官擔任。這既可集思廣益，減少政府決策和處理重大軍國要務的失誤，又可使三省長官互相制約，分散相權，以保障皇權的鞏固。
大約在太宗貞觀後期至高宗執政時期，三省中的尚書省長官逐步結束，相權歸於中書、門下二省。
開元之前，中書令和侍中的任命，一般各有兩人，【唐六典】中也是這樣明確規定的。
李隆基繼位後，任命的中書令和侍中一般均各一人。
而且玄宗選任中書令與侍中的配置格局，一般皆以中書令較為強幹決斷，侍中則較為柔弱隨和。似乎一為正相，一為副相。
如姚崇與盧懷慎（時稱為「伴食宰相)、宋璟與蘇颋、張說與源乾曜等等，都是屬於這種情況。
所以，雖然中書令與侍中都是宰相，但是，實際上大權都集中和操縱掌握在中書令手中。這種相權相對集中的趨勢之形成，與當時的政治的需要和改善行政效率是有著很大關系的。
以往的三省制（或兩省制），雖有互相督察糾駁的作用，但日久以後不是流於形式即互相推諉。
隨著唐王朝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的軍國政務十分繁劇，為了提高行政效率，集中相權就十分必要了。這種相權集中的傾向，在張說任中書令期間，表現得最為明顯。
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張說曾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並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
關於政事堂的問題，需要說明一下。它原為宰相們議政的機構，相當於一種宰相的聯席會議。
因為宰相分列三省或兩省，同時還有下屬官員被以特殊名義任為宰相（如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官銜參知政事)，宰相實際人數較多，一般是四至五人，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六、七月間多至十七人。
唐朝的宰相既多以他官兼任，沒有獨立的辦公機構，也沒有僚屬，更不能直接發號施令，遇有軍國大事便集體決議。
宰相議事決策、擬訂重大詔令的地方就是政事堂。
唐初，政事堂設在門下省。至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政事堂遷至中書省後，宰相於政事堂議決政務時，有輪流「秉筆」或「執筆」之制。
【新唐書】卷一一七【裴炎傳】載：
「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於司空，房玄齡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至張說時，不但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且改印為中書門下之印，則其印在很大程度上歸中書令專用。
再看政事堂後有五房之設，幾乎包括政府部門之尚書六部（唯少工部)，分別主持有關政務，於是遂有其所轄部門與屬官，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書令的操縱和支配。換句話說，透過政事堂制度的改革，相權在處理政事時是集中和擴大了。
這是唐代宰相制度演變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封禪時，又讓宰相張說和源乾曜分兼尚書省的左右丞相（即原來的尚書令或尚書仆射）。
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本是互相分列的，是平衡的機構，從不互相兼任。
唐初規定：中書、門下分別是制定政令和審議政令的決策機構，尚書省乃施政機構。尚書長官從宰相行列被析出以後，更成為一純粹性的政府行政部門。
決策與施政的分列，是唐代中央機構中的一個基本格局。可見，破天荒地讓中書令和侍中兼任尚書省左右丞相（盡管後來沒有延續)，其集中相權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在中書省內部，張說對屬下的專權也十分明顯。中書侍郎原是中書省的副長官，地位僅次於中書令。過去中書侍郎對政事的處理具有較大的發言權，故有「副相」之稱。但後來侍郎的權力越來越小，「承宣制（即承宣及承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空有其名。
崔沔雖因張說的薦引當上了中書侍郎，但他對這種情況極為不滿，向張說提出說：
「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待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常與張說爭論。
張說很不高興，於是找個借口，把他調往山東當刺史救災去了。
中書侍郎地位的下降，進一步說明中書令相權的集中。而張說這樣做，事先可能獲得玄宗的同意或者是得到了默許的。
本來，相權的集中，在開元時期的政治發展上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但在具體過程中又不能不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特別是上層統治集團中權力分配的新矛盾。
3、唐玄宗「導演」的黨爭大戲
加上，張說擔任宰相，在作風上又較為專斷跋扈，因此內外矛盾重重，給了宇文融等以可乘之機。
另一方面，張說與宇文融的朋黨之爭，還反映了朝官中文學之士與吏士派的矛盾。
據史載，張說「喜延納後進」，對有才能的青年，常不齒結以忘年之交。但他主要是「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
而對於字文融和崔隱甫等人力加排斥，也包含有「薄其無文」的因素。宇文融之能得到源乾曜的支持，又能與崔隱甫、李林甫等串通一氣，也不是偶然的。可以說，這是開元年間文學之士與吏士派官員之間的一場大交鋒。
在這場朋黨之爭或者文學之士與吏士派的鬥爭中，唐玄宗扮演了導演的角色，兩派間的鬥爭是在他的示意和操縱下進行的。
唐玄宗順應了政治上的客觀需要，實行了相權集中的政策，但其原則是以不損害皇權為限，因為皇權才是中央集權的核心。
那麽，唐玄宗采取了哪些措施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呢？
首先一條，就是相位不久任。
按唐制，宰相一般是四年一轉任的，不過實際上由於各種原因，各代皇帝很少按照這一原則認真實行。其時擺在玄宗面前的形勢是，既然給宰相以集權的重大權力，在開元年間就較為嚴格地執行了宰相四年一轉任的規定。
如姚崇開元元年任相，開元四年罷相，宋璟開元五年任相，開元九年罷相，張說開元九年任相，開元十四年初罷相。
盡管姚崇、宋璟、張說等人的罷相有其各自的具體原因，但這種任職時間上的一致，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例如再往下看，在李林甫之前，沒有一個宰相的任期是連任四年以上的。可以說，這是唐玄宗在實行相權集中政策的情況下，由他自己嚴加控制的一條不成文的限制宰相久任的規定。
其次，就是帝王慣用的，使用權術，以鉗制朝臣。唐玄宗更是精通此道。
張說本來是他十分寵信的輔臣，但仍要培植一個反對他的勢力，來牽制張說。
像括田、括逃戶一類的事，本是尚書省下戶部職權內的事，也是宰相理應主管的。然而，唐玄宗卻從政府的另一系統（監察部門）挑選了宇文融去負責主持這件事，以後又讓宇文融以禦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發展更嚴重的是讓宇文融等人分掌吏部銓選，完全越過了宰相屬下的重要權力。
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事情，其意在牽制宰相張說的權力，是顯然不過的。不用說，宇文融是按在宰相系統中的一個釘子。 張說擔心宇文融之「權重」，不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張說與宇文融之間的的鬥，歸根結底是唐玄宗一手導演出來的。
當雙方「各樹朋黨」，相互牽制，爭個沒完沒了的時候，中央集權反而受到損害，玄宗便出來收場，將雙方統統貶出朝廷了事。
玄宗對長期追隨自己的張說畢竟是有感情的，在張說罷相致仕後，仍然給以很高的禮遇。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即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隨即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同時，又任命張說長子張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垍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在君臣關系之上，又加上一層姻親關系。
張說的兄弟張光，也被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史載：「當時榮寵，莫與為比。」
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張說病重，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並手寫藥方賜之。」
十二月，張說病逝，年六十四歲。張說為開元功臣，前後三次秉任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構思精密，是當時的大手筆。
故玄宗聞其死，「僭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太常寺議贈謚號曰「文貞」。 有人提出異議，以為「不稱」，張九齡則力主「依太常為定」，雙方「紛論未決」。最後，玄宗在張說自制的神道碑文（即墓誌）上，親筆題曰「文貞」，這場爭論方才在欽定的情況下了結。
由此可見，唐玄宗雖以權術鉗制臣下，但他有一個限度，即只要削權的目的達到，在適當的時候和適當的場合，還重新加以使用，以讓其繼續發揮作用。這是唐玄宗用人政策的一個特點。
4、宇文融的「下場」
宇文融的結局，也頗說明問題。
宇文融是個頗有野心的人，但也確有理財的才能。玄宗貶他為魏州刺史後不久，又授命他充河北道宣撫使。
隨之，又兼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負責漕運方面的工作。汴州即今河南開封，是唐代漕運要道——汴河上的重鎮。玄宗讓他兼理汴州，目的是讓他繼續發揮理財的專長。
宇文融上任之後，果然又出新招，「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並回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
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復入京師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第二年，拜黃門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上了宰相。
這時，宇文融躊躇滿誌，「欲以天下為己任」，逢人便誇口：「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
在政治上很有些抱負。
他薦宋璟為尚書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宇文融推薦的這些人，據說是「甚允廷之望」。
但宇文融的缺點是「性躁急多言」，又喜歡「常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謔」，加上交遊朋黨，排斥異已，由是「為時論所譏」。
不久，宇文融涉及一樁誣告宗室王的案件，終於被玄宗免除了宰相之職，出為汝州刺史。在相位僅僅一百天。
之後，裴光庭等人，進一步彈劾宇文融兒子受賄及自己在汴州貪汙巨款，玄宗下令將他貶至嶺南昭州，最後配流巖州。宇文融遭此打擊，憂憤發疾。因巖州有瘴氣，他跑到廣府（即今廣州），想借口養病賴在廣府。不料都督耿仁忠不敢留居，宇文融無可奈何，只好仍回巖州，還沒有到達巖州，便病死於旅途中。
宇文融是「以治財賦得幸於上」的，雖說理財乃當時客觀的需要，但它同時也刺激了統治者的貪欲和奢侈的心理，開了官吏搜括聚斂的風氣。
可見治財利者，盡管可以得幸於皇帝，但卻為一般士大夫所鄙視。
二是他的政治對手張說是個老資格的官僚，又是公認的文壇領袖，朝中經他薦舉、提攜的官員很多，宇文融要遭這批人的報復，在朝廷中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唐玄宗卻似乎仍然很看重宇文融的理財才能。
如宇文融罷相貶汝州後，因「國用不足」，玄宗「復思之」，責怪裴光庭說：「卿等皆言（宇文)融之惡，朕既貶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
要不是裴光庭等人立即指使人「飛狀告（宇文）融贓賄事」，將他貶至嶺南，否則玄宗是很可能要讓宇文融東山再起的。後來玄宗得知宇文融病死的訊息，仍然「思其舊功」，贈官台州刺史。
玄宗對於宇文融的器重，雖有不足之處，然而反映他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能用其所長，這恐怕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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