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任兵團司令兼政委的時間，為何僅僅一年？新搭檔肩負特殊使命
1949年2月5日，威名赫赫的中原野戰軍，在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根據軍委的命令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原中野第4縱隊司令員陳賡將軍，直接晉升為二野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同時還是野戰軍前委委員。令人奇怪的是，原第4縱隊政委謝富治，雖然也同時獲得晉升，但卻離開了老部隊轉任第三兵團政委，陳賡由此實作了兵團「軍政主官一肩挑」，這其中有什麽內情呢？
實際上，陳賡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時期，都還只是單純的軍事主官，比如1945年秋，太嶽軍區部隊奉命組建野戰縱隊時，軍區司令員陳賡順理成章出任太嶽縱隊司令員，而原軍區副司令員、一度代理司令員職務（陳賡赴延安學習期間）的謝富治，則被任命為縱隊政委。
太嶽縱隊參加了著名的上黨戰役，不久統一序列改稱為「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期間陳賡、謝富治一直是軍政搭檔。1947年8月，再以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第9縱隊和38軍（起義部隊）共8萬余人，新組一個戰略級兵團，直接受軍委指揮，執行南渡黃河逐鹿中原的戰略任務。
由於軍情緊急且出動倉促，該兵團並未設定專門的兵團司令部，而是暫以4縱司令部兼兵團指揮機關，軍委同時指定以陳賡為該兵團司令員、謝富治為政委，因此這支8萬余人的「準戰略集團」，習慣上又被稱為「陳謝集團」，可見兩個人的名字在當時是密不可分的。
1948年5月，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改編為中原野戰軍，原屬「陳謝集團」單獨遂行作戰的第4縱隊、第9縱隊正式歸建，陳賡、謝富治仍然擔任4縱司令員和政委，共同率部參加了淮海戰役。
需要說明的是，在「劉鄧大軍」最初組建的五個老牌縱隊中，只有4縱沒有參與挺進大別山，其他第1、第2、第3、第6縱隊在此期間，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因此兵強馬壯的4縱，自然成為了當時中野的絕對主力。
再加之「陳謝集團」在獨立作戰期間的突出功績，那麽在二野成立並且組建兵團時，陳、謝的職務晉升已經毫無懸念。第二野戰軍共組建了三個兵團，司令員分別是陳錫聯、陳賡和楊勇，他們也分別是原來的中野3縱、4縱、1縱司令員。
那麽作為陳賡很長時間的搭檔，謝富治理應出任陳賡兵團的政委，然而野戰軍的整編命令釋出時，首長名單卻並非如此。
一、陳賡兵團再次脫離劉鄧作戰序列
軍史上對這段歷史諱莫如深，其實倒也沒那麽復雜，因為陳賡和謝富治兩名將領，在性格和作風上差異實在太大，而且早期的軍隊職務也比較懸殊。比如1931年的時候，謝富治還只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名副連長，而陳賡已經是四方面軍的主力師長。
也就是說，陳賡在30年代初期已是紅軍高級幹部，而謝富治還僅僅是基層幹部，兩個人完全是首長和下級的關系。只不過謝富治後來晉升較快，到1935年已經是紅9軍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在陳賡面前，軍政地位恐怕還是很難平起平坐。
開國將帥們之間復雜的關系和內情，我輩不好評價，不妨參照下官方媒體的原文：「由於二人性格不合，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陳賡慣於獨立自主，喜歡從戰場實際出發，而謝富治則嚴格執行上級指示，因此不免發生矛盾」。
筆者個人揣測，問題主要出現在「陳謝集團」獨立作戰期間，以及中野成立後到淮海戰役打響前的那段時間，期間陳賡的部隊雖在建制上屬於「劉鄧大軍」，但是在序列上卻先後劃給了西北野戰軍和軍委直接指揮，單獨行動的時間較長。
在部隊建制和作戰序列不統一的情況下，陳賡司令員可能經常會接到來自軍委、各野戰軍的不同命令，因為我軍各部是需要積極進行戰略配合的，這就難免出現命令上級不完全一致的情況，而陳賡將軍個性鮮明地位超然，總會堅持自己的判斷和決心。
比如後來在南線大追殲階段，二野四兵團曾奉命轉隸四野指揮，同時指揮四野第十五兵團的作戰，期間陳賡數次質疑四野總部的命令，毫不退縮地堅持自己的意見，最後都要驚動毛主席親自來裁決，如此陳賡在戰場上的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可問題是，謝富治不具備陳賡那樣特殊的資歷和經歷，對直屬上級的指示向來嚴格遵守，這就難免跟陳賡發生爭執和矛盾，兵團司令員是老黃埔和老資格，爭論起來對兵團政委偶爾了點過頭話，「有時會傷及謝的自尊」（這句也是參照）。
為此中野4縱的軍政主官出現了些不愉快，因此在成立二野組建兵團時，謝富治向上級請求調離，旋被任命為第三兵團政委，從而開始跟名將陳錫聯搭檔，官媒對此是這樣描述的：「給陳賡不好找政委，幹脆軍政讓他一肩挑」。
這句「不好找」資訊量很大，當時也確實沒有合適的政委人選，於是陳賡以第二野戰軍前委委員、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身份，親率10萬大軍參加了渡江戰役，並一路殺到江西、廣東和廣西境內。
在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各野戰軍先後組建了十六個野戰主力兵團，而能夠實作兵團「軍政主官一肩挑」的將領屈指可數，只有徐向前、肖勁光、陳賡和王震等寥寥幾人，顯然對軍政雙重能力的要求很高，也必須得到軍委的高度信任。
二、第四兵團終於迎來新任政委
在解放廣東和廣西的作戰中，陳賡出任四野「東路軍」司令員，統一指揮第四和第十五兵團的作戰，其中僅第四兵團即殲敵10萬余人，堪稱戰績輝煌。至1949年12月中旬，第四兵團已經勝利完成了兩廣作戰任務，在廣西南寧附近轉入休整。
在此期間，第四兵團完成了冬裝更換等整補工作，並且正式歸還第二野戰軍建制，準備執行「千裏大迂回大包圍」的最後一戰：挺進雲南。此前，盧漢將軍已經領銜宣布雲南起義，不過敵人正在反撲，昆明正遭受李彌、余程萬兩個軍的瘋狂進攻。
劉鄧首長當機立斷，命令已經解放貴州的楊勇第五兵團，派出有力一步馳援盧漢起義部隊，同時再命令第四兵團自1950年1月1日起，一並指揮四野的第114師、第151師和邊縱一部，自南寧地區火速西進，截殲雲南境內的殘敵。
四兵團隨即在南寧召開緊急前委會議，司令員兼政委陳賡、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郭天民、副政委劉誌堅等首長研究決定：以第13軍為第一梯隊直插滇南，封閉雲南殘敵的退路，在四野兩個師的配合下率先發起攻擊。
兵團部則指揮第14軍和第15軍，作為第二梯隊直驅昆明方向，再以兩個軍的主力向南實施掩殺，力求全殲湯堯的敵八兵團（轄第8軍和第26軍），另以兵團機關和15軍一部進駐昆明，接管城市和政權。
與此同時，四兵團還接到了軍委和野司的最新指示，大部隊在經過黔西南地區時，務與宋任窮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完成匯合，宋任窮亦將出任第四兵團新的政委。
1950年2月7日，陳賡、郭天民率兵團機關到達貴州西南部的安龍縣，與「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勝利會師，此間我13軍部隊輕裝疾進，半個月奔襲2000余裏，打響了滇南戰役。
開國上將宋任窮旋即就任四兵團政委，陳賡則解除兼職專任兵團司令員，此時距離第四兵團成立，剛好一年光景。
既然陳賡將軍是老資格，又深得軍委信任，並且自二野四兵團成立之日起，便身兼司令員和政委，為什麽在雲南即將完全解放之際，還要更換新的兵團政委呢？這是由解放和接管雲南的復雜任務所決定的。
先說說宋任窮率領的「西南服務團」，它成立於1949年6月，是在二野渡江以後經略華東期間，為籌備進軍大西南，而組建和擴招的接管幹部團隊，與四野的「南下幹部工作團」性質相同，因為接管新區急需大量的幹部。
劉鄧大軍南下之前，曾組織了一批來自太行、太嶽等老根據地的幹部隨行，擬用於新解放區的建設，不料大部份被三野「借去」接管福建等地了。於是只好重新擴召，在南京、上海等地吸收政治素質過硬的年輕人，組建用於接管大西南地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
西南服務團以南京市委副書記、南京市軍管會副主任宋任窮為團長，成員包括部份老根據地的幹部、華東地區的大批原地下黨員、進步學生等等，其中的「雲南支隊」和警衛部隊有1000余人，在宋任窮的親自率領下趕赴昆明。
三、陳賡兵團圓滿完成戰略迂回的任務
雲南當時的情況比較復雜，以四兵團的10萬大軍和超強戰力，消滅幾萬殘敵根本不在話下，解放全部滇境指日可待。而更艱巨的任務，是如何團結和改造盧漢的起義部隊，以及如何順利接管城市和政權的問題。
換句話說，第四兵團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其實是政治任務要高於軍事任務，黨中央和西南局對此十分重視，針對雲南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在雲南解決一切問題，均應和盧漢協商處理，中心原則是「在省委的領導下，團結第一、工作第二」。
而四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陳賡，業已被任命為新組建的西南軍區副司令員，作為軍委倚重的名將，再不久還要作為中央代表，率援越工作群組前往越南指揮作戰，軍事任務比較繁重，亦不可能久留昆明。
因此宋任窮才被上級任命為西南軍區副政委和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全權負責雲南省的接管和建設工作，肩負著建設新雲南的特殊使命。如此在四兵團奉命經略雲南，並且將以四兵團為基幹組建「雲南軍區」的情況下，由宋任窮兼任兵團政委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合適的。
1947到1948年逐鹿中原時期，宋任窮歷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2縱隊政委、「晉冀魯豫局」組織部部長、豫皖蘇分局書記兼豫皖蘇軍區政委、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委等職務，是「劉鄧大軍」的主要首長之一，此間泛指原晉冀魯豫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系統。
渡江戰役之前，宋任窮時任安徽省委書記，全面主抓新區接管和戰役支前工作。二野解放南京後，再擔任劉帥（南京市長、南京軍管會主任）的副手，具體負責城市接收和管理工作，因此極富地方工作和城市接管經驗。
從歷史上看，宋任窮又是參加秋收起義的「老井岡」，是毛主席湖南瀏陽的小老鄉，主席曾親口誇贊他「文也來得，武也來得」，顯然這是一位軍政雙優的高級將領，深得黨中央和西南局的信任。
尤為關鍵的是，宋任窮在紅軍時期就曾跟陳賡搭檔過，雙方互相非常熟悉和尊重，那便是長征路上，陳賡曾擔任由紅軍步兵學校改編的「幹部團」團長，時任團政委即是宋任窮，兩人攜手率領這支特殊而精銳的團隊，走過了二萬五千裏長征路。
所以從幾方面來看，值全國解放之際，在第四兵團即將結束大規模作戰改制為軍區之時，由宋任窮擔任雲南軍區政委兼任四兵團政委，執行接收雲南和改造起義部隊的重任，都是非常適宜的，他也能夠與傳奇將軍陳賡，互相很好地配合工作。
尾聲：陳賡將軍離開雲南
1950年2月20日，陳賡司令員、宋任窮政委率四兵團機關和部隊到達昆明，受到盧漢率領的起義將領、以及昆明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並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和慶祝大會，稍後雲南軍區和昆明軍管會宣告成立。
陳賡將軍的職務是：雲南軍區司令員（仍兼四兵團司令員）、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同時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第四兵團的建制很快撤銷了。
宋任窮將軍的職務是：雲南軍區政委（仍兼四兵團政委）、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同時任西南軍區副政委），而對雲南的接收和管理工作，其實主要是由宋任窮擔任書記的雲南省委所領導的。
雲南省委認真貫徹中央針對雲南實際提出的方針，嚴格執行各項政策，大力清除匪患，醫治戰爭創傷，加強民族團結，恢復發展生產，迅速穩定了雲南全省的社會局面。
1952年7月，宋任窮升任西南局第一副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雲南的工作了將近四年時間，一直到1954年才奉調回京，出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等職，協助羅帥開展評銜工作。
而陳賡在雲南工作的時間較短，1950年7月初，將軍便離開昆明前往越南，部署並協助指揮打擊法軍的邊界戰役，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再奉命直接趕回北京，就任誌願軍副司令員、第三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務，率部入朝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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