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周恩來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同年8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此時的周恩來病情加重，毛澤東就把原先許多周恩來的工作有意安排給鄧小平。在一次聽取工作匯報中，毛澤東突兀地說了這麽一句 ：「我死後中國會是什麽樣子？」 在場的一位王同誌這麽回答道：全國人民定會團結一致，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傳揚下去。毛澤東聽了他的回答後，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他轉過頭，向正在思考的鄧小平征求意見。鄧小平稍作沈思道 ：「主席，若真有那天，中國可能會重蹈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覆轍！或有一法可以解決。」
接著，鄧小平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澤東茶杯對換了一下。
毛澤東心領神會，笑著說了句：英雄所見略同。
那麽，毛澤東與鄧小平在針對這一問題上，他們二人有著怎樣的共同想法？
一、軍隊迫切需要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將戰火燒至鴨綠江畔，嚴重威脅中國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毛澤東力排眾議，決定出兵援朝，即為歷時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在美帝國主義的幹涉下，台海問題愈發嚴重。
至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和蘇聯爆發較為嚴重的邊境領土問題，最終趨於白熱化。
中國同時與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交惡，導致國際政治鬥爭十分嚴峻，國內政治鬥爭同樣復雜。
到了1964年，中國與蘇聯在北京舉行多次邊界談判，沒有取得任何效果。
談判破裂後，赫魯曉夫直接把軍隊開進蒙古國。
到赫魯曉夫下台，布里茲涅夫上台時，蘇聯在其本土的亞洲部份和蒙古國共駐紮70多萬兵力，軍事矛頭明顯指向中國。
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都感到巨大軍事壓力。
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不到五年時間裏，蘇聯單方面挑起4189起邊界事端。
此外，蘇聯軍方不斷增加兵力，駐紮在與中國交界的城市，不斷舉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大規模軍事演習。
1969年3月，在黑龍江珍寶島，蘇聯軍隊與解放軍發生多次軍事沖突，雙方都有上百人的傷亡。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準備打仗」。
1969年6月，軍委多次召開戰備會議，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性進行全面估計，其結果不容樂觀，認為中蘇兩國很可能會爆發一場大戰。
1969年9月底，有關部門疏散了北京幾個機場上的飛機，為機場人員配發武器。
10月中旬，黨中央甚至疏散一些中央負責同誌，全國各大城市進行多次防空演習，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
在此期間，解放軍八大軍區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和短板，令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同誌憂心忡忡。
這段時間，毛澤東不止一次與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談到自己非常擔心現階段解放軍內發生的一些問題。
20世紀60年代末，毛澤東在一次與汪東興的談話時就說過：「我們的軍隊裏面不那麽純潔。不知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軍隊經常有人鬧亂子！」
可見，毛澤東對解放軍八大軍區領導權和內部狀況的關註。
1971年9月，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爆發，對毛澤東是一個較為重大的打擊。
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已經年滿80周歲的毛澤東急於安排後事，想為下一代領導人打好基礎。
在這個想法的促使下，毛澤東重新啟用受到錯誤對待和排斥的老幹部，親自著手掌握軍隊情況。
受命於危難之中，開始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清醒地認識到：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那些反動分子長期把持軍隊，對人民軍隊建設幹擾和破壞十分嚴重，許多單位的問題已經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據毛澤東指示，葉劍英開始整頓軍隊，肅清反動分子的流毒，提高部隊戰鬥力，大力開展各個方面工作。
期間，葉劍英與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人員著手籌備召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並多次派出工作小組，到各大軍區了解情況。
調查和分析後，葉劍英覺得當時解放軍的領導班子，特別是大軍區、軍、兵種的領導班子是「上層建築」，基層部隊可以看作是軍隊的基礎。
軍隊必須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軍隊的領導權掌握在對黨對人民忠心可靠的人手裏。
想解決此前遺留的問題，無非是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狠抓思想教育，其次就是進行組織調整。
葉劍英把自己這些的想法完完全全匯報給了毛澤東，得到他老人家的認可。
在此期間，鄧小平同誌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1973年8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得到毛澤東的器重。
二、毛澤東：我死後天下將如何？鄧小平巧妙化解
簡單提一下鄧小平是如何恢復工作的。
20世紀60年代末，鄧小平受到錯誤對待，離開北京，前往江西進行勞動。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受制於身體，周恩來已不可能再事必躬親，細致周到主持黨務、國務工作。
誰能更多分擔周恩來的工作，統籌全域呢？
答案自然是受到錯誤對待的鄧小平。
1972年12月，周恩來與其他黨內同誌催促政治局盡快安排鄧小平的工作。
毛澤東聽取政治局的匯報後，很快作出答復：同意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1973年3月，中央通知鄧小平回北京，這時他已在江西居住三年多時間。
接到中央通知後，鄧小平感慨地說：「我還可以再幹20年。那些反動分子總想害我，是毛主席保護了我，問題總有一天能得到解決，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
1973年3月29日下午，剛剛回到北京不久的鄧小平，在周恩來的陪同下與毛澤東會面。
看著鄧小平健康的身體和樂觀向上的態度，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說：「你要努力工作，保護身體。」
他老人家還有意將這一訊息傳達給媒體。
1973年4月12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歡迎訪華的施漢諾親王和其夫人，鄧小平特意出席宴會。
在這場宴會上，遠道而來的施漢諾親王反倒成了配角，記者們都把鏡頭對準了久未露面的鄧小平。
鄧小平恢復工作的訊息一下子傳將出去，給大家帶來新的希望。
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果斷決定讓鄧小平盡快收拾全國鬧哄哄的殘局。
在這個大背景下，黨的「十大」召開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聽取工作匯報時主動談到了：自己死後，中國會有怎樣的局面？
這個問題不可謂不刁鉆，且同樣很現實。
在場一位姓王的同誌想要表現自己。
他臉色一震，理了理衣領，像是憋著一股氣說道：「全國人民定會團結一致，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思想繼續傳承下去，永不磨滅！」
王同誌這個回答顯然不能令毛澤東滿意。
鄧小平稍微沈思，對毛澤東這麽說道 ：「主席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們都會很傷心。但是您故去後，中國很可能會重蹈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覆轍。
到那時，對整個國家和人民都將有滅頂之災！」
聽到鄧小平的回答。毛澤東眼睛突然一亮，繼續追問道：「凡事有因必有果，這個亂局該如何解決？」
鄧小平沒有繼續說話，他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換了一下。
毛澤東會心一笑，對鄧小平說：「你呀你呀，英雄所見略同。」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鄧小平把自己面前的茶杯與毛澤東的茶杯對換了一下，這究竟是為何意？
難道簡單調換兩個茶杯，就能解決當時的問題嗎？
並非如此，鄧小平調換茶杯這一舉動，暗合此前葉劍英元帥向毛澤東提出的對解放軍各大軍區的領導進行組織調整的方案。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主動談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又主動提及鄧小平重新工作的事。
他是這麽說的：「我和葉劍英同誌都請鄧小平同誌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再進行確認。」
12月15日，毛澤東在和政治局委員談話時，再次提及此事：「我現在請了一個軍師，你們都認識，他叫鄧小平，他要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還可以再添一個秘書長。
鄧小平出身軍隊，就幹脆當個參謀長吧。」
16日，毛澤東召見政治局有關同誌和北京、沈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時，又主動談起鄧小平：「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有些人怕他，他算是比較果斷，我很放心，是你們的老上司。」
說著，毛澤東用手一指鄧小平 ：「送你兩句話‘柔中帶剛，綿裏藏針’，做工作肯定會犯錯，但不做工作本身都是一個錯誤。」
就這樣，在毛澤東親自幹預下，八大軍區領導對調工作正式提上日程。
1973年12月20日，毛澤東召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
參會者包括朱德總司令，剛參加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及周恩來、葉劍英副主席，還有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
將要被調動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坐在面對毛澤東的前排座位。
會議開始後，毛澤東先拍了拍朱德的肩膀說道：「他是好司令，是我們的紅司令，絕對不是黑司令。」
接著，毛澤東依次與站立在自己左側的幾位高級將領握手談話。
第一位與毛主席握手交流的是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大將。
隨後是陳士榘上將、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少將、空軍司令員馬寧、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軍。
與許世友談話時，毛澤東故意板起臉說道：「我要你讀【紅樓夢】，你讀了沒有？」
許世友回答得很幹脆：「主席，我讀了一遍。」
毛主席笑著說道：「一遍不夠，還要再讀兩遍。」
他老人家背了幾句【紅樓夢】的經典段落。
背過【紅樓夢】後，毛澤東還要許世友學習劉邦手下的名將周勃（能進能退）。
最後，毛澤東親切地握著李德生將軍的手說：「在一個地方待久了，這樣不太好。你在北京軍區搞得不是那麽久，辦事情我比較放心。」
老人家還幽默地向眾人說了兩句俏皮話：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請你喝燒酒。
就這樣，解放軍司令員對調工作在一片歡愉友好的氣氛中落下帷幕。
1973年12月22日，毛澤東正式宣布對調命令，各大軍區司令員、軍兵種主要領導再次集中。
譬如，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皮定均司令員對調。
其實，當時全國有十一大軍區，除八大軍區外，還有新疆軍區、成都軍區、昆明軍區三位司令員沒有調動。
按照毛澤東要求，命令下達十天內，各軍區司令員陸續抵達新的工作崗位，每人按規定僅帶了十人以內工作人員，軍區司令對調工作幹凈利落地完成。
鄧小平事後談起此次對調必要性時指出：「這是因為毛主席很懂領導軍隊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小圈子。」
這次解放軍重大人事調動還引起國外廣泛關註，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羅茲曼就說：「許多解放軍司令員離開他們工作20多年的地區，說明傳統勢力被打破。」
三、毛澤東故去後，鄧小平如何撥亂反正的？
如果說解放軍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只是「開胃小菜」，那從1975年1月，鄧小平全面負責黨政軍工作後，他大力推行的軍隊改革實踐，就相當於「饕餮盛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繼續大力推行軍隊改革，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鄧小平先整頓各級領導班子，消除小團團（派系）。
他參照毛澤東的至理名言：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
鄧小平采取堅決措施，整頓各級領導班子，把一個地方待得時間久的領導換下來，主動提拔黨性原則性強的人。
其次，鄧小平加強政工幹部隊伍培養，建立政治學校，恢復一些專業技術院校，開設政工專業課程。
在政工幹部的選擇上，鄧小平特別要求幹部要能起到模範作用，不怕得罪人。
同時他還特別註重加強連隊政治工作。
除了整頓各級領導班子，加強政工幹部隊伍培養外，鄧小平還大力推進軍隊編制體制改革，即精兵簡政。
在1975年軍隊整頓中，鄧小平把編制視為制度。
經過整頓，1976年全軍總人數比上年減少13.6%，軍隊「臃腫」狀況得到明顯改善。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一步一步推進精兵簡政工作。
從1981年到1984年，鄧小平頂住各方壓力，裁掉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精簡掉200多萬員額。
1985年6月4日，他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裁減軍隊員額達100萬！
不光裁軍，鄧小平還著力調整軍隊結構。
在1985年大裁軍中，解放軍原先十一個大軍區精簡合並為七個，減少三十一個軍以上單位。
在改革過程中，鄧小平十分註重幹部隊伍的新陳代謝，重用年輕幹部。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高度重視教育改革。
「軍隊要準備打仗，必須先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重要位置上，好好辦學校才是重中之重」。
概而言之，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偉人先後離世，帶領黨和國家步入正軌的重擔，就落在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肩膀上。
在當時那個特殊環境，鄧小平認為黨必須牢牢掌握軍隊，即「黨指揮槍」，軍隊不改革肯定就沒有出路。
在毛主席還沒有離世的時候，鄧小平把「消除派性」為整頓軍隊首要目標。
先把軍隊重新拉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域上，沿著這個軌域繼續前進。
偉人相繼離世後，鄧小平適時提出「提高戰鬥力是軍隊改革的根本目的」。
根據這一根本目的，鄧小平大力推行精兵簡政，加強教育等一系列改革運動。
在軍隊建設和國家建設的關系問題上，鄧小平提出重要觀點，即軍隊要服從整個國家建設大局，軍民結合推動軍隊建設與發展。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歷史上又一次具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
十一屆六中全會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順利地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
鄧小平在三位偉人相繼辭世後，選擇一批富有經驗的老同誌盡快出來加強中央領導工作，承擔起了民族復興的重任。
改革軍隊，只是鄧小平撥亂反正的一個側重點，他為中國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變革做了許多工作，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贅述。
結語
歷史證明，從毛澤東與鄧小平那場對話開始，即我軍建軍史上一次重要的軍區司令對調事件，標誌著以毛澤東、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人，經過長期醞釀後對解放軍采取的一項重大治軍治國措施。
事實證明，這一措施有力保障黨中央對軍隊絕對統一領導，對當時政治局面起到穩定作用，為今後軍隊高級幹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用大白話來說，當國家真的出了亂子，王同誌一門心思堅持政治鬥爭，且抱有天真樂觀的態度是絕對辦不成事情的。
只有像毛澤東、鄧小平這樣能夠壯士斷腕，不怕困難和犧牲，堅定「黨指揮槍」的這一原則，才能及時穩住局面。
毛澤東與鄧小平都經歷過戰爭，那時的中國軍閥割據、政治腐敗、民不聊生。
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與鄧小平則會擔心社會主義國家會存在一種「和平演變」的假象，這體現了二位偉人憂患意識的科學性。
毛澤東、鄧小平的憂患意識從不在思想上，他們同為偉大的革命理論家，把憂患意識付諸行動，轉化為外在行為。
毛澤東救民於水火，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取得新民主主義勝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中主要成員，為了使中國縮短與世界已開發國家差距，更是嘔心瀝血，結合中國國情，把憂患意識變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動力。
毛澤東、鄧小平同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都始終堅信事業必定會成功。
正因如此，英雄才會所見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