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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賀龍身為八路軍三大主力師長之一,解放戰爭為何不見蹤影

2024-05-08歷史

賀龍的經歷,在八路軍三大主力師師長中,算是比較奇特的。

1937年的三位師長,115師師長101、120師師長賀龍、129師師長劉伯承,101和劉伯承後來的經歷大家都熟悉,不再多敘。甚至幾個師的政委、副師長,都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坐鎮一方、大放異彩。唯獨賀龍,似乎在抗戰中就半隱身了。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一、賀龍突然隱身

先看看其他三大主力師的主要領導。

115師政委聶榮臻,在115師工作了兩個半月,就獨當一面,擔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政委,此後一直在此主持軍政大計,直到解放戰爭中仍是獨當一面,華北軍區組建壯大的華北野戰部隊實力強大,雖不是與一、二、三、四幾大野戰軍並稱的野戰軍,但實力亦非常強勁,實際上比一野實力都強,一野後期解放大西北,一半功勞是華北部隊的。

115師後任政委羅榮桓,在林彪受傷、聶榮臻離開部隊之際,與陳光率115師主力開赴山東,經營發展山東,締造了抗戰中面積最大、實力最強的根據地,兵力增加至以數十萬計,解放戰爭之初為東野、山野(華野的前身之一,山東野戰軍)貢獻了基幹兵力,後來東野令國軍聞風喪膽的幾支主力縱隊,基礎兵力都是羅榮桓在山東時組建的。

129師首任政委張浩不幸過早病故,後任政委鄧小平,鄧公就不用說了。

129師副師長徐向前,實際上也是作為方面軍司令使用的。抗戰中他先到冀南獨力開創平原遊擊根據地,後又率隊入山東,擔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受命指揮山東闔省之中共軍隊。解放戰爭中雖只是華北軍區副司令,卻是獨力擔當解放山西之重任,以六萬弱兵打得閻錫山十五、六萬人毫無招架之功,無論在廟堂還是坊間之視野看來,都是華北系統妥妥的軍事主心骨。

以上幾位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

唯有120師師長賀龍,軍事上起點如此之高,後來為何少聞其名了呢?

細觀賀龍在抗戰、解放戰爭中的經歷,其進退顯隱,其實都與晉綏根據地(後來成了解放區)有關。諸公寧耐些精神,仔細看看賀帥與晉西北的關系是如何發展,以及如何對他的個人發展產生影響的。

120師本來的發展路徑,和115師、129師並無二致,中央起初交給他們的任務都是站穩河東,但因閻錫山在山西有一定實力,為免摩擦,諸師占據的地方都是山西的邊邊角角,賀龍120師經營的主要地盤就是晉西北、綏遠一帶。

後來放手大幹,三大主力師皆繼續向東發展,深入河北、山東敵後,115師直接殺到山東,129師在晉冀魯豫一帶,賀龍則率部直插冀中,與日軍苦戰。

有人說,賀龍突然脫離一線戰鬥是因為在冀中齊會作戰時被日軍瓦斯彈所傷。此說甚不嚴謹。賀龍在作戰中雖然遭遇日軍投放的毒瓦斯彈,但只是輕微受傷,賀龍並未離開前線,真正迫使他離開冀中,是因為閻錫山搞摩擦,連續發兵進攻八路軍的根據地。

1939年12月,閻錫山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公然發兵進攻我晉西南、晉西北根據地。加上賀龍120師尚未像129師一樣在河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進站不住腳,大本營也受到威脅,不得不回師援救晉西北。

誰知這一去,竟然再也沒回來。

反擊蔣閻摩擦後,中央不得不為自己的後方憂心起來。

本來國共聯合抗戰,八路軍為國事大局考慮,可以給閻軍打配合甚至擋子彈,那是因為覺得後方有保障。現在蔣、閻居然進攻八路軍的根據地,包括胡宗南也一直虎視眈眈企圖趁機圍攻延安,既要抗日還要顧及後路,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與此同時,日軍趁國民黨軍搞摩擦,也對晉西北根據地加緊進攻。調來一個二十六師團,以及三個獨立混成旅團、大批偽軍部隊,企圖一鼓殲滅晉西北八路軍。

中央無奈決定,暫時將120師主力留在晉西北,放棄進圖冀中的戰略任務。賀龍擔任新成立的晉西北軍區司令員,把主要精力放在保衛晉西北的安全上。

賀龍的軍事生涯到此發生了急劇轉變,從抗日前線撤了回來,此後再也沒有回到一線指揮員的位置上。

但其中依然有令人不解的地方。

與賀龍同時從前線回到後方的,還有時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徐向前,徐向前當時回延安準備參加一次中央的大會,因為意外受傷留在延安,此後同樣長時間缺席抗戰,直到解放戰爭全面開打之後才回到一線指揮員位置上。

那麽賀老總為什麽沒有像徐向前一樣,重回作戰指揮上呢?

二、晉綏區離不開賀老總

此事說來,與晉西北、晉綏邊區的重要位置有關系。

晉西北,包括後來連成一片的晉綏邊區,是一塊後人不怎麽註意,卻發揮至關重要作用的一塊戰略級根據地。

晉綏邊區在山西、陜西、綏遠的交界處一帶,綏遠省現在已經撤銷,區域在今內蒙古中部靠南。

這塊地界處在黃河、大青山與太行山北端的夾角之中,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人口稀少,物產不豐富。當時有過一些數據對比,晉綏邊區同等面積的農業收入,只相對於富庶的冀南根據地的一半。

然而就是這麽一塊看起來毫無經營價值的地方,中央卻十分重視,不惜把主力師拉回來,讓賀龍坐鎮於此。

既然這麽做,肯定有長遠且重要的打算。

從軍事上看,晉綏邊區是陜甘寧邊區的東大門。晉綏與陜北只有一河之隔,這是防範日軍過河西犯的重要屏障。

從經濟上看,晉綏邊區雖然地瘠民貧,但它也有優勢,北面是傅作義,東南是閻錫山,再往東則是淪陷區,三不管。三不管地帶歷來都是我軍發展根據地的優選之地。既是不得不守之地,而且還是守之有利的「潛力股」。

但要守好並經營好這片地方,卻不是常人能辦到的。

日寇和閻老西都想把八路軍趕走自己占有之,不過日寇與閻也各有各的小算盤。日寇在1939、1940年之交,重心是往南打,華北留的兵力並不多,只能對晉綏邊區進行集中的短促掃蕩,而無法長期駐兵、長期進攻,所以,不打則已,一打就想制八路軍於死命。一旦打不著,就只能撤走,擇機再來。

閻錫山一直把山西省視為禁臠,不容任何人染指。日軍侵入山西後他守不住,他可以拱手讓出,借口也是冠冕堂皇,連中央軍都擋不住,我山西部隊自然也打不過。

全面抗戰八年閻軍只打了幾仗發現打不過日軍,也就不再汲汲於恢復失地,閻老西窩在晉西南一角苦撐待變。然而一俟八路軍在晉西北、晉南建立根據地,閻老西又上了勁,一副寧與日寇、不與共黨的奴才相,不惜武力相逼把八路軍趕走。

面對這兩股勢力交相侵逼,守好晉綏著實不易。只派一個旅的正規軍肯定應付不了大股敵人,派級別低的將領也沒有足夠威望聚攏人心,綜合各方因素衡量,八路軍主力師長級別的人物是最合適人選。

那麽不免有人會問,115師能把聶榮臻留在晉察冀當一把手,為什麽120師不能把政委關向應留下來坐鎮晉綏邊區,而繼續讓賀龍率主力挺進冀中呢?

從資歷上看確實有這樣的可能性。但當時形勢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一來,關向應數年苦戰積勞成疾,當時身體很不好,1941年就到延安休養了,1946年病勢轉重不幸去世(從此事也可看出,長征和抗戰對我軍高級將領的身體造成的損耗相當大,120、129兩大主力師的政委居然病累而死)。關向應的身體狀況不足以獨力支撐晉綏邊區復雜的形勢。

二來,晉綏邊區與綏遠接壤,中央還有另外一層考慮:拉攏傅作義。傅作義從晉系軍閥中脫身,獨守綏遠一省,與日寇苦戰經年,又受閻錫山不斷排擠,叠受挫折而銳誌不退,是一個有骨氣、有民族氣節的人物。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中央其實一直密切關註著傅作義,希望將其拉到革命一方。

傅作義多年生存於夾縫之中,戒備心警惕性很強。他治理綏遠、編練軍隊,很多思想與中共有共通之處,但自守自立的舊軍閥意識還存在著,要做他的工作很難,拉近了不行,推遠了也不行,很多事情要處理得很微妙。

賀龍的革命資歷極其深厚,而且擔任過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論其資歷、地位都比關向應只高不低,由他坐鎮晉綏,軍事、政治、外聯,各方面都沒話說。

所以,自從1940年左右回師晉綏,這塊關鍵之地,就再也離不開賀龍。

三、陜甘寧的「蕭何」

賀龍深知中央的良苦用心,也準確理解了中央的意圖。

到晉綏之後,一方面把晉綏邊區守得如金城湯池一般,日寇幾次想突破黃河直接擊破陜甘寧邊區,但懾於賀龍在晉綏的主力,日寇未得其便,一直未能真正威脅到陜甘寧。

另一方面,賀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經營根據地、為陜甘寧提供後勤支持上。

陜甘寧邊區一直處在胡宗南數十萬部隊的包圍之中,幾乎無法從其他抗日根據地獲取經濟支持。蔣介石為了達到餓死陜甘寧、迫使中共不戰而亡的目的,不斷向陜西、甘肅、寧夏等省加派戰費,寧夏還好,馬鴻逵陽奉陰違各種抵制,陜、甘兩省則被剝削的無以復加,無法維持基本生存。陜甘寧邊區的日子有多難過可想而知。

延安經濟上的困難尤其嚴重。中共的黨政軍機關、部隊人數本就多達數萬,還有從各地慕名而來的革命青年,這些人都是脫產狀態,近十萬張嘴等著吃飯,以陜甘寧貧瘠的物產,很難支撐。

與抗戰時期相比,1945年後陜甘寧的困難更加突出。外敵之患一除,蔣介石對陜甘寧的圍堵和進攻更加殘酷了。

進攻陜北及其相鄰等地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仿佛是進入別國一樣,大肆燒殺搶掠,給當地人民群眾帶來前所未有的傷害。

根據陜甘寧解放區政府對15個縣4300個村30多萬人口的調查,「胡禍」(即胡宗南部隊之禍)帶來的損耗特別慘重:平均每人失去糧食39斤,牛損耗17%,驢損耗30%,騾損耗32%,羊損耗24%,農具平均每10人損耗合一件。

陜甘寧解放區大約有30萬勞力,由於國民黨發動戰爭(包括參軍和被敵人拉走的)而脫離土地生產的約5萬人,減少1/6。

如此嚴重的天災和「胡禍」,嚴重破壞了陜北解放區的經濟發展。具體情況如下:1947年與1946年比較,耕地面積由1513.9方畝減少到1150萬畝,占比減少24.1%;糧食產量也由5.49億斤減少為2.7億斤,占比減少一半;棉花產量由200余萬斤下降為50到60萬斤,占比減少70%,農村主要副業、家庭紡織業約減少70%以上,公營企業及城鎮商業亦大半停頓;物價平均上漲34倍,糧價上漲80倍以上。

根據陜北解放區各階層收入變化的情況的相關調查材料,1947年受災後,各階層的收入普遍降低一半左右。降低後的收入,僅能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有些地區甚至維持最低生活需要都困難。

怎麽辦?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毗鄰著的晉綏邊區。

1947年7月下旬,毛澤東在陜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指出:「陜北在軍事上、財政上以依靠晉綏為主,戰爭使陜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和人口縮小,今後更是如此。現在由賀龍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的身份來統一指揮後方,實行精簡節約,開展地方工作」。

賀龍在國民黨軍全面進攻、晉綏軍區遺失了全部縣城的情況下,依然組織起廣大農村地區進行大生產,節約糧食,勒緊褲腰帶,不斷向陜甘寧輸送大批糧食彈藥。

1947年,晉綏邊區遭遇特大旱災、洪災、雹災,群眾生活十分困難。賀龍絞盡腦汁,從晉中、晉西南甚至河北和河南購買調運糧食,在全境設立兵站,僅一次就動員30萬群眾、4萬牲口背(馱)運,采用接力運送的辦法,基本解決了西北野戰軍和各黨政機關的糧食供應。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打到延安,陜甘寧邊區的行政組織一度陷入混亂,原有的物資征購體系幾乎無法提供戰爭所需之物。

賀龍領導的晉綏解放區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了。

當時西北野戰軍作戰所用彈藥,一靠從國民黨軍那裏繳獲,二靠晉綏邊區供給。

胡宗南一度很是疑惑不解,彭德懷連續作戰,幾乎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為何手中槍炮彈藥一直打不完呢?

這個疑團,其實謎底就是賀龍。

賀龍是個極有遠見的人。他不光下大力氣生產糧食,同步還把兵工系統建了起來。

從1945年末以來,賀龍利用山西雄厚的工業基礎,相繼建成14座兵工廠,年產炮彈4000余發,迫擊炮彈7.5萬發,手榴彈100萬枚,炸藥10萬公斤,子彈15萬發。這些彈藥,大部份運過黃河支援給了西北野戰軍。除了糧食、彈藥,晉綏邊區還承擔了西北野戰軍的大部份軍服、軍鞋供給。1947年,晉綏邊區為其提供棉軍裝6.5萬套,棉鞋16萬雙,保證了全野戰軍指戰員每人1套棉衣、2雙棉鞋。1948年,晉綏邊區為西北野戰軍提供軍褲13.54萬條,軍鞋87萬雙,棉被13.6萬床。

西北野戰軍副參謀長王政柱後來回憶說:西北野戰軍所調運的糧食,主要是晉綏邊區人民群眾從千裏之外運到陜北來的。

正是由於賀龍對陜甘寧的強大後勤支持,他一度被譽為陜甘寧的「蕭何」。

胡宗南只知道在陜北的土溝溝裏追擊毛澤東,卻犯了舍本逐末的錯。從大局上看,中共中央機關固然是本、是要害、是關鍵,但在追擊方式上,重點不在山溝追擊,而在切斷中共中央機關的糧道和後路。

包括對付西北野戰軍,也是同樣的道理。

胡宗南如果集中力量進攻晉綏解放區,那麽西北野戰軍將不得不回師東救根本之地,那麽戰爭局面又是另外一種情形了。

四、賀龍支持彭總

也許有人說,胡宗南如果去打晉綏,彭總正好可以率師奔襲胡宗南之後。

話說的容易,豈不知,賀龍當時手頭已經沒有部隊了。

部隊都哪去了?

全都編入西北野戰軍了。

1947年3月成立西北野戰部隊時,彭總臨危主動請纓,負責指揮西北野戰部隊,轄下部隊,其實九成以上都是從晉綏區編練的軍隊。

那麽晉綏區的部隊,由賀龍來指揮豈不是更合其宜?中央正是考慮到晉綏區在後勤補給上的重要意義,才沒有輕易把賀龍調回來。

當時西野的三個縱隊,分別是三五八旅、獨一旅組成第一縱隊,張宗遜任司令員,廖漢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獨四旅組成第二縱隊,王震任司令員兼政委,彭紹輝任副司令員,羅貴波任副政委;獨二旅、獨三旅、獨五旅組成第三縱隊,許光達任司令員,孫誌遠任政委,賀炳炎任副司令員。

這些部隊,包括在陜北的其他警備部隊,大都是賀龍直接領導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賀老總是這支隊伍的代表和旗幟,在長期革命戰爭中他與這支部隊有深厚感情。

這些部隊幾乎整建制轉入西北野戰軍序列,而且換了指揮員,部隊難免有些思想上的波動。

彭總又是個性如烈火的人,有時遇到困難會毫無遮攔的訓斥各縱隊首長。

1947年8月,西北野戰軍攻打榆林。由於誤會廖漢生與彭德懷發生了不愉快。彭在電話中責罵廖:「一縱是兵慫慫一個,將慫慫一窩。賀龍的臉都讓你們丟光了!」二人爭執起來。10月間,在清澗戰役期間,賀炳炎竟在電話中頂撞彭總。

對此賀龍十分不安,親自趕赴前線,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他嚴厲批評了兩愛將。會議結束後又特意把他倆留下開會並再次嚴厲批評說:「跟彭總頂牛,要檢討。彭總說了就是命令,必須堅決執行,不管有什麽理由、多大困難,都必須堅決執行,沒有價錢可講!」

其實彭總罵人也只是炮筒子脾氣,罵完就算。這二位大將也都是直性人,都是一時話趕話,說到了那個份上,內心並沒有什麽成見。

賀龍過來又是批又是做思想工作,他們兩人很快就轉變過來,主動找彭總,態度誠懇地作了檢討。彭總也做了自我批評,表示在指揮方法上要改進。此後他們間再未發生沖突,一直合作密切。在彭德懷指揮下,一縱成為西北野戰軍能打硬仗的主力,屢立戰功。

賀龍為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個大局,他心甘情願當配角,協助彭德懷打仗。他語重心長地教育各縱隊領導:「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哪個人的,要聽黨的調動。我帶過的部隊,別人也能指揮。如果別人不能指揮,那就說明我賀龍黨性不強!」

縱觀抗戰至解放戰爭期間,賀龍雖然在軍事上「隱身」了,但他為西北戰場貢獻了十幾萬人的武裝,為黨中央、陜甘寧邊區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戰略基地,他的歷史功勛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