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在地震專家
作出預報的第三天姍姍來遲
對於侯世鈞來說,有一個日子,比1976年7月28日的印象還要深刻。
農村地區的老師和城市裏的不一樣,他們暑假時間短,基本上要到每年的7月底才放暑假,原因是農村老師休農忙假,比如麥收和秋收,都要放假回家勞動。
1976年7月24日這天,唐山地區樂亭縣紅衛中學物理老師侯世鈞,再也無心給學生上課。
他講不下去。
盡管那些物理知識,對於他來說都在腦子裏裝著,根本不用備課,但面對黑板,侯世鈞感覺那是一個黑洞,巨大的吸重力馬上就要把他吸進去。
侯世鈞深吸一口氣,放下手中的粉筆,從講桌的桌鬥裏拿出了一個綠色帆布包,從裏面抻出幾張圖紙,平攤在講桌上。
「同學們,先耽擱大家幾分鐘時間,通報個情況。根據近一段時間,我們學校的地震測報數據,預計今天或明天,我們這裏將發生5級以上破壞性地震,請大家放學後作好準備。」
底下的學生們一臉平靜。
他們知道,他們的侯老師一直在做地震測報,學校裏還有一個地震測報小組,侯老師是組長,而要地震的訊息,在社會上早就傳開了。
「侯老師,確定是這兩天嗎?」一位學生站起來問。
「是的,上面說的這個訊息,我已經向地區地震辦報告了,請大家回去後提醒一下家人。」
下課後,侯世鈞鬼使神差的把這個訊息告訴了一些老師。盡管他知道這麽做違規,他沒有發預報的權利,連他們的校長也沒有。
7月24日平安度過,25日、26日也平靜如水。
7月27日傍晚。放學後,侯世鈞回辦公室坐了一會,就走出了學校大院。
不遠處,太陽還有一桿子高,天空一片明亮。
夏天日照時間長,根本看不出殘陽如雪的味道,但在侯世鈞心裏,卻是百感交集。
他慚愧,紅口白牙說出的話,潑出去的水,卻根本沒一點動靜,等於他對老師和同學們撒了一個彌天大謊,等於他侯世鈞唯恐天下不亂,盡管老師和學生們什麽都沒說。
他著急,他全身的神經就像座鐘的發條,越擰越緊。他感到渾身不適,又不能向誰說。
他不能再釋出類似的訊息了,盡管出發點是為了別人好。
晚上十點多,侯世鈞回到宿舍。他有些無奈,或更確切的說,是力不從心。他想告訴每一個人,大地震馬上就要來了,但即使他再次這麽做了,人們還會相信他說的話嗎?
十幾平米的宿舍裏,愛人已哄著孩子睡下。侯世鈞拉開房門,找了根小木棍塞進房門和水泥地面間的縫隙。
門就這樣敞開著,蚊子在蚊帳外嗡嗡亂飛,再加上濕熱的空氣像棉衣一樣包裹著每一寸肌膚,侯世鈞難以入眠,即便過了十二點,也一直迷迷糊糊。
朦朧中,地面剛一抖動,侯世鈞夾起孩子就到了院子裏,妻子也緊跟著跑了出來。
轟的一聲,宿舍山墻倒了下去。
侯世鈞一手夾著孩子,另一只手抱著院子裏的一棵槐樹,和篩糠般的晃動作著對抗。
緊急情況下,地震預報上報兩次
卻依然沒有任何結果
1964年7月,侯世鈞從北京師範學院物理系畢業,同年8月,分配到樂亭縣城關中學(文革期間更名為樂亭紅衛中學),擔任初高中理化教研組長。
紅衛中學是唐山地震辦下設的地震觀測點之一。
從1969年組建地震小組,到唐山大地震發生,近八年的時間裏,地震小組一天觀測三次,即每天的上午八點、中午十二點和下午五點。
每天晚上繪圖、分析,大多數工作都由侯世鈞完成,風雨無阻。
觀測儀器主要有三種:一是地應力儀,二是地磁偏角測量儀和地溫測量儀,三是土地電纜。
1974年年初開始,紅衛中學堅持每天向縣地震辦上報數據。那時,電話機都是手搖的,先搖幾下搖把,接通總機話務員,然後由話務員轉縣地震辦。
給地區地震辦上報的數據是一張表格,三天報一次,采用郵寄方式。
1975年12月,測報數據開始出現異常。
1976年6月,在侯世鈞的提議下,樂亭縣地震辦在縣招待所召開地震會商會議。
會上,侯衛鈞代表紅衛中學作了一個簡要報告,報告提出:「七月中下旬,我區附近將有大於5級的破壞性地震。
時間已過去了一個多月,上面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侯世鈞非常焦急,是繼續向縣地震辦反映情況,還是知難而退?
再三思忖之下,7月16日,侯世鈞給地區地震辦寫了一個簡要匯報,介紹了出現的異常情況,提出:「23日前後,我區附近西南方向將有大於5級的破壞性地震發生。」
7月23日,唐山地震辦來了兩名同誌核實情況。
侯世鈞詳細匯報了各種數據,拿出了測報資料。
開始時,兩名同誌懷疑儀器出了問題,經核實,發現儀器運轉正常,並沒有受到外界幹擾。
其中的一位同誌說:「像這種情況,我們也拿不準,要回去向領導匯報。」
侯世鈞說:「現在異常變化太明顯,今天是23號,就剩下一兩天的時間,太緊迫了。」
那位同誌說:「這個我知道,但我和你一樣,只是個辦事的,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侯世鈞說:「我計算了一下,這次地震最低震級6.7級,最高可達7.7級。」
兩位同誌是7月23日下午走的。巧的是,7月23日下午,樂亭縣開始下大雨。
紅衛中學校園裏有一眼地震觀測井。原來,要在水桶上系上三四米長的繩子,才能取到水。那天下午,水位一下子漲了三米多,根本不用再系繩子,拎著桶就能打到。
會不會是因為下雨呢?侯世鈞心想。
這樣的念頭剛一閃過,他臉上就浮現出一絲笑意:要是普通老百姓問出這個問題,還可以理解。作為一名地震測報人員,有這樣的想法太不應該了。
7月24日,仍在下雨。
地電儀器顯示:呈米字形埋在地下的四條地電電纜,有三條把儀表燒壞了。上面仍沒有任何訊息,只能換上新表繼續觀測。
那間擺滿地震儀器的辦公室
早已經人去樓空了
唐山大地震後的1977年,一名記者來到紅衛中學采訪侯世鈞。
侯世鈞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和盤托出,記者很高興,也很感激,但臨走前,這位記者卻說:這些東西根本不可能經他手發出去,以青少年科普的角度,可以試上下,但也不一定成功。
後來,真的和這位記者說的一樣,這一頁就這麽翻過去了。
盡管沒能「見報」,侯世鈞和紅衛中學還是「名聲在外」了,一批批人走馬燈似的來來往往,有地球物理所的,有生物所的。
1983年,侯世鈞從教育系統調出。臨走前,他把原來的工作交給一位留校學生。
「你可一定要把這項工作堅持下去啊,」侯世鈞說。
「老師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會幹好的,」學生語氣極其肯定。
侯世鈞心裏很高興,那感覺就像一位轉世佛祖終於找到繼承自己衣缽的弟子一樣。
1989年,侯世鈞回到已更名為樂亭二中的學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原來那間擺滿儀器的屋子。
門緊鎖著,透過滿是塵土的玻璃窗,裏面空空如野。
侯世鈞的「繼承人」也已調走。
侯世鈞後來想:就算學生不調走,他也不可能再搞這些測報了,因為沒有經費了,因為上面也不要求報了,因為,大環境都變了。
群防群測沒有了,專業的地震測報儀器也許更為先進,但,那又如何?
時代的發展像一列疾馳的火車,你要是從一個車站下來,再想追趕它,根本就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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