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夏天，周文龍去北戴河療養，幾天後，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張震過來看望他。兩人親密地聊起了過去的時光，用他們家鄉湖南話講述著「中央蘇區」、「第一至五次反‘圍剿’」、「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仿佛回到了那個烽火歲月。
正當兩人沈浸在回憶中時，張震突然對周文龍說：「你還沒有還我一個抗大畢業證呢？」
周文龍，1909年出生於湖南瀏陽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勤勞的農夫，透過辛勤勞作積累了些家底，這讓周文龍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從小學到中學，接觸到了進步思想，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1929年，他參加了農民協會，一年後加入了紅軍。
紅軍隊伍中的大多數人都是農民出身，像周文龍這樣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非常稀少。因此，他一參軍就被任命為紅三軍團5師的書記官。
此後，他相繼擔任了作戰參謀、軍團部秘書、營長、縱隊司令科科長等職務，每次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時，周文龍表現出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參與了龍崗、中洞、水南、宜黃、寧化、廣昌等多場戰鬥，三度負傷。
同年5月，紅三軍團從福建反攻回江西，周文龍在廣昌保衛戰中接任營長職務，成功奪回兩個山頭陣地。然而，戰鬥結束後，周文龍不幸再次負傷，被送往後方醫院治療了幾個月才稍有好轉。
10月，聽說隊伍即將踏上長征，周文龍不顧身體尚未完全康復，拖著病體趕回軍團總部。長征途中，過草地時，周文龍不幸患上痢疾，條件艱苦，無藥可用，身後的追兵更是讓他不能停下。
為了不耽誤隊伍行進，他強忍病痛，一開始靠拄棍子行走，後來甚至需要兩個人攙扶才能移動。
昏昏沈沈中，周文龍聽見時任紅三軍團13團團長的彭雪楓鼓勵他：「一定要堅持跟部隊走出草地！」終於，周文龍跟隨部隊成功走出了草地，並被送往戰地醫院接受治療。
1935年10月，隊伍到達吳起鎮，周文龍終於完成了他的長征之旅。1936年6月，周文龍進入紅軍大學（抗大前身）第1期學習，12月畢業後，奉中央軍委命令留校，任紅軍大學校務部副部長。
1937年1月，紅軍大學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一個月後，張震進入抗大讀書。然而，還沒等到畢業，張震就接到命令上了抗日前線，所以每次見到周文龍，張震都要開玩笑問他要畢業證。
周文龍在1940年3月被調任為八路軍供給部副部長，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跟隨朱德去西安領取自1939年10月以來被國民黨扣發的軍餉。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達成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國民黨政府按照4.5萬人計算每月發放63萬的軍餉。
然而，由於物價飛漲，一套軍裝在1939年只需要2元錢，到1940年已經漲到了5元。此外，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高漲，八路軍人數也劇增，從1939年的20萬增加到了1940年的40萬。
但是，國民黨政府不僅沒有擴大軍餉，還以各種理由克扣甚至不發放。周文龍的任務就是要為八路軍爭取應得的軍餉。
1939年冬，國民黨對我軍發動第一次大規模反共高潮，派胡宗南進攻延安，閻錫山、朱懷冰等部進攻太行山根據地及八路軍總部所在地。
針對此挑釁，我軍進行適當反擊，消滅了國民黨幾個師，成功打退了這波反共高潮。然而，國民黨惱羞成怒，悍然停止發放我軍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軍餉。
為此，朱德同誌專門向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同誌發出質問電，此舉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註。【新華日報】就此發表了評論文章：「我軍深入敵後，堅持苦戰，已經戰鬥達一萬數千次，牽制了大量敵軍，奪回了廣大失地，消滅敵偽數以千計。
然而，我軍雖為抗戰付出最大，但所受待遇卻是全國軍隊中最差的……」報道一出，輿論嘩然，國民黨政府的限共、反共、破壞團結和抗日的醜惡嘴臉再也無法遮掩。
迫於壓力，國民黨政府最終同意補發我軍欠發的軍餉。
朱德一行從山西武鄉縣王家峪八路軍前線總指揮部出發，踏上了向南行進的旅程。他們來到了國民黨軍隊占領的陵川縣，駐紮在這裏的是受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節制的27軍。
軍長範漢傑已經接到衛立煌的命令，對朱德一行熱情接待。 然而，周文龍接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情報：去年12月，我高平兵站遭敵軍襲擊，有50多名官兵被抓，而如今，他們就被關押在27軍。
周文龍立即把這個訊息匯報給了朱德，朱德沈思片刻後說：「明天我就正式向他們提出這件事。」 第二天，朱德向前來探望的範漢傑提出了這個問題，詢問是否將我高平兵站的50名官兵關押在此。
範漢傑有些尷尬地笑了笑，說自己沒聽說此事：「就算有，也是下面的人幹的，他們沒有向我稟報，我回去馬上查查，若確有其事，肯定嚴加懲辦。
」 不久之後，這50名官兵被釋放，他們見到自己的同誌，一個個失聲痛哭起來。隨後，他們被編入周文龍的供給隊，繼續隨軍南下。
朱德的勇敢和決心，讓他們得以重獲自由，也展示了八路軍的人道主義精神。
5月7日，朱德一行抵達洛陽，受到衛立煌的熱烈歡迎。衛立煌對於八路軍的抗日精神表示欽佩，因此對他非常友好。
他不僅送給康克清一支德國小手槍，還為朱德、康克清、周文龍等人準備了新衣裳。作為回報，朱德送給了衛立煌一匹日本大洋馬，一把日軍軍官的指揮刀和一件黃呢子大衣。
在洛陽停留期間，周文龍四處尋找我方被關押的兵站指揮員。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得知去年12月，我陵川縣和垣曲同關鎮兩個兵站，共抓走幹部46人。
這些八路軍幹部被立即交給衛立煌，但衛立煌沒有將他們送到集中營，而是暫時關在了長官部的特務營。
朱德再次向衛立煌索要人員，衛立煌非常痛快，他表示：「即使你不提，我也準備將這些人全部歸還給你，這純粹是一場誤會，請朱副長官多多包涵。
」5月17日，朱德一行離開洛陽，衛立煌特意派遣了自己的副官，將他們送到西安。抵達西安後，周文龍住進了七賢莊的辦事處，這是八路軍在國統區建立的第一個公開的辦事處，是全國各地和延安聯系的一個重要聯絡點。
其中四號院是後勤采購機構，周文龍便和軍委後勤部部長葉季壯一起住在這裏。辦事處主任伍雲甫告訴他，國民黨為了監視共產黨，在西安布置了大批特務，僅職業特務就有5000多人。
不僅八路軍辦事處周圍滿是「眼睛」，從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更是被設下層層關卡。
當周文龍得知這一情況後，他的心情並不輕松。他意識到每一步都必須仔細計劃。突然，一個意外發生了。一天上午，出納員吳福興拿著幾萬舊幣到銀行兌換。
本來，辦事處派了一位同誌陪他一起去，但後來那位同誌臨時有事，吳福興就自己叫了輛人力車去銀行。然而，到了晚上，吳福興仍未返回，這使得周文龍非常焦慮，他立即讓辦事處的同誌打電話給銀行詢問。
然而，詢問了幾家銀行後，他們都沒有吳福興的訊息。在分析後，他們一致認為吳福興很可能被特務機關綁架了。這天晚上，周文龍一夜未眠，守在電話機旁等待訊息。
然而，第二天，辦事處透過各種渠道進行調查，但仍然一無所獲。
在周文龍心煩意亂的時候，一位辦事處的同誌拿著一張皺巴巴的紙條進來。紙條上寫著：「我被綁架，押在南門外某地，望速援救。
吳福興。」周文龍急忙將送紙條的國民黨兵叫進來問話，得知這人是西安警備司令部的新兵，去年被抓壯丁抓進來的。
吳福興被抓後，他和另一位站崗的新兵認了四川老鄉，三人商量後，決定由他偷跑出來幫吳福興送信。周文龍松了一口氣，並給了這名新兵兩塊銀元，還招呼他吃了頓晚飯，並囑咐他一定要保證吳福興的安全。
隨後，周文龍向伍雲甫匯報了此事，伍雲甫立即打去了西安警備司令部，對其破壞統一戰線、無理扣押我軍需官員的行為提出了抗議。
第二天一早，辦事處便派了兩個人去警備司令部要人，對方最終表示「只是誤會」，並答應下午就把人送還。下午，警備司令部專門雇了輛人力車，將吳福興送回了辦事處。
這次事件讓周文龍認識到，以後外出辦事，都是兩人以上同行，以防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1. 周文龍在接到朱德的電話後，迅速前往西安行署。他向朱德匯報了吳福興被綁架的情況，朱德提醒他要警惕西安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並告訴周文龍自己即將返回延安，還交給他幾項任務：領到軍餉並確保安全運回前方總部，以及把收容的幹部安全帶回家。
2. 在朱德的指示下，周文龍對領軍餉的每一個步驟進行了研究和部署，以確保任務的成功完成。經過一個月的路途，周文龍成功領齊所欠軍餉，並有驚無險地回到八路軍前方總部，順利完成任務。
周文龍是我軍最早的銀行之一——冀南銀行的副董事長，他在後勤工作上表現突出。為了活躍根據地經濟，保持根據地軍民生活穩定，他建立了兵工廠、被服廠、鞋廠、皮革廠、紡織廠、造紙廠、肥皂牙粉廠等，以滿足軍用民需。
1942年5月，日軍對八路軍總部進行包圍突襲，周文龍率領通訊班和警衛連，用8頭驢子馱了600多萬元冀南幣，邊打邊撤退。
他們一直撤退到一條小山溝，敵人把溝口堵住了，驢子也被敵機炸死了，裝款的麻袋人背不動，也扛不動。在危機情況下，周文龍急中生智，命令大家把鈔票一捆捆掏出，分散在溝裏用石頭掩蓋，留下出納隱蔽看守。
他帶領戰士們連續作戰三天三夜，戰鬥結束後，他派人將600多萬錢幣全部清點收回。周文龍的勇敢和智慧，保證了根據地經濟的穩定，維護了軍民的生活。
周文龍是上黨戰役後勤保障工作的負責人，當時正值雨季，道路泥濘，他帶領大家頭頂彈藥箱趟水過河，確保作戰物資及時送達前線。
1947年，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大規模、遠距離的軍事行動對後勤保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周文龍日夜操勞，確保前線部隊連續作戰10余個月，成功建立了中原解放區，有3000萬人口。
1948年，晉冀魯豫軍區與晉察冀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周文龍擔任供給部部長。同年年底，周恩來在全軍第一次後勤工作會議上強調：「後勤工作在軍隊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大家要以大局為重，做好本質工作，老同誌要帶頭，首先是‘兩楊兩周’，責無旁貸。
」其中，「兩周」指的是周文龍和周玉成。
在除夕聚餐時，毛澤東為後勤部門的辛勤付出舉杯致敬，他表示：「前方的勝利離不開你們的功勞！」劉伯承也對周文龍的及時貢獻表示贊賞，他表示：「你的黃色炸藥送得真是時候，如果晚幾分鐘，黃維可能就溜掉了！
」在1950年10月誌願軍入朝作戰時，糧食、被服、藥品等供應非常緊張，前線急需物資的電報如雪花般紛飛。
為了及時解決前線的物資需求，周文龍和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搬到了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的辦公室旁邊。聶榮臻表示：「軍委總後勤部剛成立不久，資源有限，北韓前線所需的作戰物資，華北軍區要盡力滿足。
」
當前線緊急需要物資時，周文龍總是能迅速調動華北軍區的庫存，甚至想辦法籌借調撥。當發現中國生產能力遠遠不足時，他主動組織擴大生產，同時對繳獲的日、美炮彈進行翻修，以解燃眉之急。
此外，他還領導華北軍區在短時間內趕制了11.5萬套冬服，並動員多地軍民制作炒面，為抗美援朝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5年，國務院成立了煤炭、電力、石油三個工業部。總參謀長黃克誠在6月約見周文龍，並告訴他中央軍委決定推薦他和李聚奎同誌到石油工業部工作。
7月，周文龍辭去軍職，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繼續為國家的石油事業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