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國共兩黨曾先後在1924年和1937年，達成過兩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合作，但最終都在蔣介石陣營的破壞下，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
建國之初，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人，提出了和平統一的偉大構想。而這種以和為貴的誠意，也為接下來的國共秘密談判，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
1955年4月，周總理率領中國外交使團，受邀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明確提出了，中國希望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積極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章士釗在報紙上看到周總理的發言後，認為已經到了解決兩岸問題最關鍵的時刻。於是他經過一番謹慎思考之後，決定向周總理主動請纓，擔任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絡員。
章士釗的提議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並以黨中央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在這封特殊的信函中，中國共產黨表達了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誠意，並提出了國家統一的具體方法和措施。
1956年，章士釗懷揣密信風塵仆仆地趕赴香港，去和曾經的同僚、朋友會面，希望他們能幫忙將信轉交給蔣介石。
在香港期間，章士釗秘密會見了多位台灣方面的朋友，這其中就包括對岸中宣部副部長許孝炎。當他得知章士釗此行的目的時，二話不說就答應了下來。
此後，許孝炎處理完香港方面的事宜後，馬不停蹄地乘坐飛機回到台北，並親手將這封擁有特殊使命的信件，送到了蔣介石的手中。
蔣介石懷著十分復雜的心情，將這封信從頭到尾地反復看了好幾遍，生怕錯過任何一個重要細節。此後，便陷入了漫長的沈默，並沒有做出任何表示，許孝炎只能知趣地離開。
至此，這件事情被擱置了長達一年之久，就在許孝炎認為此事大抵沒戲之時，卻突然在1957年初，接到了蔣介石的邀約。
二人見面之後，進行了一次長時間地密談，最終蔣介石率先打破僵局，他決定派一名特使前往北京打前站，借此試探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意圖。
至於特使的人選，許孝炎力推時任立法委員的宋宜山，蔣介石經過再三的權衡之後，最終決定按照許孝炎的想法，派遣宋宜山前往北京打探虛實。
蔣介石的做法和態度，無疑表露出了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希望，即便他對此抱有深深地懷疑，卻仍然試圖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繼而為實作統一大業做準備。
同年4月，宋宜山作為蔣介石的代言人，幾經輾轉終於抵達北京。他的兩位湖南老鄉章士釗、唐生明，早已在車站等候多時。
周總理作為我方代表，親自在東興樓設宴為宋宜山接風洗塵。宋宜山見到周總理後，開門見山地表達了來意，他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探查中國共產黨的和談意向。
周總理面帶微笑地對宋宜山說：「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嘛！當年，我們同吃一鍋飯、同在一個房間內開會，希望我們彼此能達成再度合作。」
宋宜山抵京第三天，又在周總理的安排下，見到了統戰部的部長李維漢，二人共同會商兩岸統一問題。期間，李維漢作為我方代表，向宋宜山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條件：
第一，兩黨可以透過談判的方式，共同促成和平統一大業；
第二，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可以成立擁有高度自治權的自治區；
第三，蔣介石繼續擔任台灣地區最高行政長官，中國共產黨承諾不以任何形式派遣人員參與管理；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駐紮在台灣地區的美軍，應該根據相關規定限時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對此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異議，並且還親自操刀著筆，寫下了近萬字的報告。不過，蔣介石看完他寫的這份報告後，卻表現出了不悅之色。
後來，因為一些歷史因素，導致國共之間的秘密會談被迫終止，而所謂的國共第三次合作，也就此成為了歷史泡影。
時隔八年後，蔣氏父子得知李宗仁回大陸後，內心中又開始掀起了波瀾。於是，找到了與國共兩黨都有深厚淵源的學者曹聚仁，讓他從中牽針引線。
可是一年後，中國卻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繼而導致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再度中斷，也為第三次合作畫上了一個不完美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