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移民遺產

【歐洲帝國：從民族國家的崛起到英國脫歐】書封

歐洲帝國和其移民遺產

事實上，最近的歐盟移民危機將帝國與移民長期聯系到了一起。和以往一樣，要理解這對歐洲統一的影響，我們有必要回顧以前的模式和重復出現的事件。這牽扯到當前歐洲人口的雙向流動。事實上，帝國在整個時期內催生了大量的歐洲移民，移入和移出都包括在內。例如，英裔在北美洲聚集，南亞和加勒比地區人民則移居到英國。然而，歐洲移民是歐洲大陸一直都有的特點，帝國只是擴大了遷徙目的地的範圍，加速並加劇了這一現象。

英國在1066年諾曼入侵後經歷了民族轉型和封建重建。在其他地區，猶太移民推動了文化和經濟變革，12世紀大約有90%的歐洲猶太人生活在伊比利亞半島，後來擴散到了東歐和西歐各地，然後駭人聽聞的、反復發生的大屠殺摧毀了歐洲歷史。此外，16―17世紀的宗教戰爭造成了更大規模的移民，最終導致路易十四廢除了南特敕令，迫使法國新教徒移民到英國、荷蘭、德國和南非。

此後，經濟推動了歐洲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但同時也推動了移民活動。畢竟，在歐洲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富余勞動力最好前往土地和原材料充足的海外追求更好的生活。這些歐洲（尤其是英國）移民潮引起了英國主要政治經濟學家的評論，他們判斷這種人口變化帶來的結果不盡相同。例如在1798年，杜文·馬爾薩斯強調了殖民地對歐洲移民的重要性。

顯然，馬爾薩斯對以殖民地移民作為解決歐洲「人口問題」的潛在辦法持悲觀態度。例如，在當時的土地資源豐富的英屬北美洲，人口增長速度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他擔心未開發的北美土地會被迅速增加的定居者耗盡。因此，前往北美的歐洲移民將無法對人口進行必要的檢查。然而，盡管馬爾薩斯心存疑慮，歐洲移民依然對北美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特別是，由於歐洲對土地和資源的傳統封建熱情，未開發的美洲農田吸引了貧窮的農場工人和工匠。

在【帝國主義】（1905）一書中，霍布森考察了殖民地對解除安裝歐洲多余人口包袱的好處，但也從這些龐大的人口流動中看到了歐洲面臨的危險。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面臨著失去它們最勇敢和最勤勞公民的風險，因此，英國需要引導這些移民到現有的英國殖民地，或為新定居點的移民提供帝國保護。然而，霍布森誇大了這些舉措的效果。即使對英國來說，離開的人數也只是總人口的一小部份；何況，在19世紀後期被歐洲列強吞並的許多熱帶殖民地並不適合歐洲人居住。同樣，引導移民前往政府批準的目的地也會產生問題。例如，為了降低非洲白人的統治地位，在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河殖民地總督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的領導下，英國人在布爾戰爭後被重新安置在南非。這一舉措失敗了，促使南非荷蘭人在1910年贊助成立了南非聯邦。

當然，與馬爾薩斯和霍布森關註的歐洲移民相比，早期移民受到了更深的野蠻暴力影響。英國和歐洲大陸見證了17―18世紀可怕的奴隸貿易，即使在歐洲正式開始移民之後，大西洋旅客仍然以奴隸為主。然而，在殖民地國家，非洲奴隸所處的野蠻環境使西非人口驟減。例如，由於歐洲人傾向於在自由中生存，文化領域的美國更像歐洲，而不是非洲。

1807年，奴隸貿易在大英帝國結束，隨後也逐漸在歐洲各國消失，移民成為歐洲普遍的現象。令人驚訝的是，從拿破侖戰爭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超過5000萬名歐洲人離開了歐洲。事實上，直到1925年，世界上約85%的移民都來自歐洲。對於歐洲窮人來說，離開歐洲前往遙遠的地方是明智之舉。他們在北美或有歐洲救濟體系的地方可以獲得較高的工作回報，留在歐洲則收入欠佳。這種出於經濟目的的移民更有利於歐洲年輕人，他們在殖民地一直增加的收入證明了漫長而艱苦的旅程是值得的。與此同時，更多關於移民目的地的資訊，讓歐洲人有信心抓住機遇。到1870年，超過一半的歐洲移民都來自英國。此後，南歐和東歐移民在美洲非常突出，其次是非歐洲移民。此時美國的黑奴貿易早已被認定違法，但歐洲裔美國白人在人口和經濟上占據了主導地位。

19―20世紀的經濟移民，見證了歐洲人口前往新世界的大規模遷徙。面對著1848年革命失敗的余波和經濟相對落後的德國人，美國向他們承諾了一個更光明的未來，這些移民追隨佛烈德利赫·李斯特的腳步去了美國。法國移民數量有限，因為穩定的人口對長途旅行的推動作用較小。但總的來說，這些歐洲移民創造了一種遠離歐洲大陸的海外歐洲人身份，在遠方影響著歐洲的統一，尤其是對英國而言。

散居在新大陸的歐洲移民，改變了歐洲人的自我認知。在1800年，只有4%的歐洲人生活在歐洲以外，而到了1914年，這一數碼急劇攀升到了21%。現在居住在其他大陸的龐大歐洲人群體，透過已經建立起來的聯系影響著祖國的文化和經濟。英國與美國的文化交流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共同的語言加強了這種交流。此外，許多歐洲移民返回祖國，帶回了海外國家的新經驗。在截至1914年的50年間，約有40%的英國移民返回了祖國。

雖然歐洲總人口從1850年的2.65億人增長到1950年的5.15億人，但與美國和亞洲相比，歐洲的人口年增長率依然較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可能會讓歐洲人感覺到，與更具活力的經濟區相比，歐洲處於相對衰落之中。的確，歐洲凈移民與美國凈移民相比，擴大了潛在的人口差異。在這一時期，歐洲人口年增長率僅為0.67%，而強勁的美國人口年增長率為1.72%。在歐洲，法國長期以來為靜止的人口感到焦慮，擔心他們會越發落後於人口更加穩健的德國、英國和俄國。

法國，人口挑戰和殖民地移民

對法國來說，早期的帝國經歷促生了一種被稱為歐洲過去200年來「最長、最多樣化移民經歷」的文化。與其他國家相比，法國更願意庇護政治移民和經濟移民。無法確定原因是法國人口的停滯，還是法國政策背後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思維。當然，在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大量男性人口之後，法國的人口減少比其他參戰國更為嚴重。來自意大利、波蘭和西班牙的歐洲移民，沖淡了法國人口傳統上的同質性。此後，戰後迅速發展的去殖民化，加上阿爾及利亞周邊國家的內部危機，促使大量非洲和亞洲移民進入

法國。

到了1994年，大約25%的法國人的祖父母或父母是移民身份，這反映了20世紀的殖民潮和歐洲移民潮。同年，法國開始限制移民，特別是針對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這些措施是為加入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做準備，對應了法國一段時期內表現相對欠佳的經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劇烈波動的匯率。由於失業人口眾多，法國歡迎移民的動力已經減弱，擴大共和國影響範圍的意識形態信念也被推翻。事實上，法國的極端政治已經在選舉中取得了立足之處。讓-瑪麗·勒龐於1972年創立了自己的國民陣線黨，1984年被選為歐洲議會的法國代表，但在2002年前的總統選舉中都表現不佳。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激化了法國大城市的種族問題。緊張局勢持續到了21世紀，在總統薩科齊任內出現了具有象征意義的重大變化時達到了頂峰，例如禁止在某些公共場所和學校穿罩袍。法國回歸了更傳統的歐洲認同觀念，與去殖民化後期的責任保持了距離。事實上，20世紀80―90年代法國在非洲的投資有所下降，到了2013年非洲僅占法國出口的3%。法國的軍事介入也在收縮。但是，密特朗和他的繼任者們強調了法國在非洲法語區的作用，冷戰期間不堪重負的美國政府歡迎法國承擔這一責任。馬里和利比亞是法國最近進行軍事幹預的例子。

奧朗德總統延續了社會黨密特朗在非洲和中東的參與政策。奧朗德也歡迎敘利亞內戰中來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他在歐盟內部堅定地支持建立邊界自由的歐洲申根區，因為開放的邊界和對申根區的熱情與法國的社會主義和保持歐洲領導地位的願望天然契合。然而，穆斯林移民在法國產生了政治後果。馬琳·勒龐追隨父親，利用「光輝三十年」的終結做文章，加強了人們在選舉中對國民陣線的支持，此時的法國經濟增長低迷且失業率居高不下。她把敘利亞難民危機比作古羅馬的「野蠻入侵」，更是把法國的穆斯林比作1940年的納粹占領軍，這些說法引發了爭議。事實上，在對前殖民地人民開放了多年邊界之後，法國現在是歐洲最大的穆斯林和猶太人社區。這使得勒龐的溫和反對者聲稱，法國的帝國遺產是一個更加外向的國家，盡管自1958年以來法國的政策一直是專註於歐洲。

對於大多數法國選民來說，作為一個優秀的歐洲人和支持同族移民（以及一些外族移民）不會沖突。但是，勒龐在2017年的總統競選中質疑了這些假設，她認為這兩件事都要避免。相反，她提倡一個封閉民族主義的法國，其根源早於移民時期或歐洲經濟共同體時期。在2017年第二輪總統選舉中，34%的支持率似乎表明了相當多的法國選民同意她的觀點。在那次選舉中獲勝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反而承諾將推動法國加強歐洲一體化，同時在非洲大陸進一步推廣法語。

歐洲移民與流動身份

西非和北非移民進入法國，改變了巴黎、馬賽等大城市的民族格局。與此同時，英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生了類似的變化，它樂於接受廉價的帝國勞動力到新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交通運輸業和難以吸引本地居民的低收入崗位上工作。出於此目的，英國政府在20世紀後期剝削了南亞和加勒比移民。實際上，這一時期南亞移民總數達到了2000萬人，占全世界移民總數的25%。考慮到英國與殖民地的聯系，它成了一個重要的移民目的地。現在的情況依然如此，移民們留在印度、巴基斯坦、斯裏蘭卡和孟加拉國的家族成員加入了移民英國的隊伍。

英國突出的南亞、加勒比非洲裔人口改變了歐洲人的身份特征，鼓勵歐洲人跳出狹隘的「種族」分類看待「歐洲性」。然而，英國和法國不時受到種族主義和種族偏見的摧殘，需要政府采取敏感的政策。相比之下，西德沒有一個額外的歐洲帝國可以依靠，在20世紀60―70年代艾哈德創造的「經濟奇跡」中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因此，西德政府只能依靠透過所謂的客籍勞工計劃短期引進移民。西德利用德意誌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的聯系獲得了廉價、不受限制的土耳其勞動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客籍勞工」中的許多人永久定居在了德國，形成了現在約400萬人的土耳其（主要是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嘗試融合這些多民族社區的行為，使歐洲人的身份更加復雜。

除了土耳其移民，德國也經歷了大規模的歐洲內部移民潮。19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加強了被隨意的邊界隔開的種族和語言群體之間的聯系。波蘭被（四次）瓜分以及鄂圖曼帝國逐漸撤出歐洲，使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穆斯林被困在了暴露的飛地上。1919年，美國總統伍德羅·韋遜秉承著對「民族自決」的支持試圖進行補救，但未能解決德國人滯留在蘇台德和波羅的海國家的問題。希特勒野蠻的「生存空間」思想努力將這些領土「德國化」。然而，隨著1945年德國戰敗，講德語的人口被困在了蘇聯占領的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影響下的東歐政權要求將這些不受歡迎的德國人遣返回德國，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東歐的「民族問題」。這些戰後移民的人數超過1200萬人，是戰爭和民族主義的遺產，而不是與帝國相關的經濟移民。

事實上，戰後所有大規模自東向西的移民都以西德為最終目的地。規模最大的是民主德國到西德（1950―1993年間有527.5萬人），波蘭、蘇聯獨聯體國家、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有明顯的人口外流西德。隨著經濟的強勁增長，需要勞動力來創造「經濟奇跡」的德國歡迎移民。當然，這些移民中大多數人都有德意誌民族血統，讓融合更加容易。此外，在阿登納的領導下，德國努力避免發生過去的災難——德國曾因民族主義對移民和外國人產生了敵意。事實上，戰後這些大規模的日耳曼人移民，加強了德意誌民族的同質性；與此同時，斯拉夫人和穆斯林移民增加了民族多樣性。這一特殊的經歷給德國帶來了一個信念，即必須維護歐盟內部寶貴的「人員自由流動」。

當然，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德國利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奧地利的少數民族飛地為掠奪歐洲土地辯護。但對今天的德國來說，雖然移民往往是被迫的，但結果卻使國家受益。德國在移民問題上比英國或法國更加開放，盡管最近的敘利亞移民浪潮考驗了右翼的政治決心。

歐洲人口定時炸彈對一體化的威脅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一個正朝著100億到120億人口發展的世界裏普遍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在歐洲和其他地方，人們對人口過剩和氣候變遷導致的糧食、水和燃料短缺展開了激烈辯論。多民族性的社會困難和經濟困難，使移民成為所有歐洲國家的主要議題。隨著來自中東和非洲戰區的移民人數激增，歐洲申根區已成為爭議的焦點。作為地中海對岸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最近目的地，歐洲面臨著持續的壓力。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將從目前的10億人持續增長到2050年的20億人，使得移民歐洲的潛在規模難以想象。這將使申根區等歐盟國家的「一刀切」政策難以維系。申根區等政策以及各國人民的自由流動政策將有足夠的影響力，讓歐盟在「民主赤字」不改變的情況下難以實施這些政策。政策需要果斷地轉向非洲和亞洲的發展，以供養這些不斷增長的人口。幸運的是，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習慣性地犯錯。歐盟各國政府明白，歐洲目前最緊迫的人口問題源於人口老齡化和日益增長的被撫養人口，尤其是在德國。事實上，如果沒有更多的移民，德國人口預計將在未來30年內大幅下降。人口密集的歐洲國家由於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也需要增加人口以支付巨大的福利成本。退休年齡或許必須提高，養老金不能再過於慷慨。但是，在三個歐洲大國中，讓退休人口陷入困頓的措施是有政治危險的，尤其是因為退休人員的投票率往往最可靠。

為了應對不斷加重的福利負擔，法國、英國和德國很可能會在削減退休金和歡迎年輕移民以擴大稅基之間采取不同程度的平衡，但必須找到解決辦法。認為這些問題只會影響歐洲未來經濟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有理由將歐洲（和其他地方）長期政府債券收益率不斷走低的原因至少部份歸咎於人口增長驅使人們購買養老金固定收益證券以保證退休基金。這反過來又使養老金領取人能否獲得充足的退休收入成了問題，因為證券收益不足以創造退休收入。年金利率暴跌是整個歐洲人壽保險業面臨的一個問題，有時政府似乎需要加大投入來增加資金。這將推動歐洲福利預算不斷提高。

因此，人口統計數據鼓勵最新的東歐向西歐移民浪潮，但移民人數遠比政府最初的估計要多。例如，自2004年以來，大約有85萬名波蘭經濟移民定居在英國。自2014年初以來，來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移民超過了20萬人，給英國的某些公共服務業帶來了壓力。英國認為法國甚至德國都無法理解這種經濟移民的規模，因為英國在令人窒息的歐元區之外創造了絕大部份的歐盟新增就業崗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英國的貨幣有競爭力，不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然而，法國和德國認為英國近年來的就業記錄好壞參半，低質素、不安全的工作崗位很多，但其低失業率令人羨慕。

英國人在移民問題上的不情願情緒經常復發。它對20世紀50年代來自加勒比海的「疾風一代」移民，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獨立和分治後的移民流動，以及後來從東非的僑民地流亡回國的人都有種族主義反應。然而，2004年歐盟「擴張」後的東歐移民或許會被積極看待，情況類似於17世紀的胡格諾派運動。更普遍地說，東歐人口可能會激勵其他機敏的歐洲人跨越國界、學習新語言。這將加強歐洲一體化，並促進實作「人員自由流動」。歐洲將更接近羅拔·蒙代爾50年前所闡述的成功貨幣聯盟。

歐洲難民危機與人員自由流動

2015年，大衛·金馬倫出乎意料地贏得了英國大選，並就歐盟成員國身份問題舉行了「去留」公投。英國社會的某些階層擔心東歐人會移民到英國工作。然而，一場規模更大的非歐洲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流動正在發生，給整個歐洲造成了一場生存性移民危機。歐洲與相關地區接壤的地理位置，明顯使其成為中東和北非戰爭難民的目的地。歐盟邊界開放的申根區制度意味著，難民一旦抵達巴爾幹半島或南歐就可以自由穿越歐洲，暢通無阻地前往既定目的地。起初，由於安格拉·默克爾的歡迎言論，德國成了目的地的不二選擇。相對富裕、人口較少、政治自由的瑞典，也歡迎大量的移民。

正如我們所見，德國在一些人的記憶中有著特殊的大規模移民經歷。在20世紀90年代戰爭期間的（規模較小的）巴爾幹移民中，重新統一的德國盡管失業率居高不下，但還是接收了超過合理範圍的定居者。但是，目前的難民危機要求歐洲大國承擔一些殖民歷史責任。事實上，在所有重大的難民危機中，歐洲殖民主義和分裂的去殖民化銘印都很突出：敘利亞（法國）、伊拉克（英國）、阿富汗（英國）、索馬里（英國）、尼日利亞（英國）、利比亞（法國—意大利）和埃及（英國）。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和2001―2014年美國領導的對阿富汗的軍事幹預，使一些舊殖民地的局勢更加不穩定。塔利班和其他伊斯蘭武裝力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持續壯大，導致聯軍對「叛亂分子」采取了秘密行動，包括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發動的無人機襲擊。2010年12月在突尼西亞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西方支持的非洲和中東國家首腦紛紛下台。許多人認為阿拉伯之春預示會出現一些更加世俗化、溫和、民主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可能會讓某些中東國家的領導人顯得多余；同樣，冷戰結束後，也不再需要西方或蘇聯支持的專制領導人。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這些國家的暴力和宗教不容忍，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義問題。許多來自這些無政府主義國家的人認為，冒險前往歐洲要比待在近乎永遠的戰區更可取。

值得註意的是，關於歐洲內部移民的【申根協定】讓問題更加復雜。1985年，所有的歐共體國家都簽署了這項協定，承諾最終旅行者無需簽證即可自由穿越歐共體邊界。它為歐盟內的所有人創造了可以自由出入的無國界毗連區，減少了繁文縟節和行程延誤。該協定最終於1995年實施，一些非歐盟國家（挪威、冰島和瑞士）也加入了，但英國和愛爾蘭除外。所有歐盟新成員國都將加入這個協定，除非它們在加入歐盟時選擇對協定進行具體談判，但這種談判是不會受到鼓勵的。多年來這項舉措似乎效果良好，但2001年9月11日後的恐怖主義警報引起了人們對歐盟國家之間非法犯罪行為的擔憂，尤其是有訊息表明許多「9·11事件」兇犯曾在所謂的「漢堡支部」居住和訓練過。

到了2011年，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阿拉伯之春在伊斯蘭中東和北非還遠遠不是「歷史的終結」。歐洲不能指望美國來解決這些鄰國的所有問題。奧巴馬政府試圖規避布殊—切尼政府采取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中特有的巨額軍事幹預。但是，英國和法國空軍為了趕走卡達菲將軍而轟炸利比亞的行動，在北非引發了騷動。利比亞現在被視為一個「失敗宿命的」國家。

2011年，由於巴沙爾·阿薩德及其復興黨的統治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挑戰，敘利亞出現了示威遊行，內戰開始。據估計，迄今為止，在內戰期間流離失所的人數高達750萬，其中許多人透過土耳其、巴爾幹半島和匈牙利到達歐盟國家。默克爾的友好言論鼓勵了移民們進行危險的旅行。事實上，僅在2015年德國就驚人地接收了100萬名難民，其中大部份來自敘利亞。這大大增加了德國的穆斯林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該國不斷上升的贍養比。然而，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2017年的選舉中受到了這一爭議政策的影響，她勉強爭取到了聯合政黨的支持，在聯邦議院組建了新政府。反移民的德國的選擇黨（AFD）獲得了聯邦議院13%的席位，因此大聯合政府進行討論的緊迫性更加突出，且主要集中在薩克森州。與此同時，默克爾的政策在歐洲其他地區，尤其是東歐，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地中海穆斯林地區目前的不穩定局勢和相關的移民危機，需要結合歐洲殖民時期的背景加以考慮。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所有經歷動蕩的地區都是舊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歐洲殖民地。但公平地說，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在其鼎盛時期在非歐洲世界裏無處不在，因此這樣定義因果關系可能過於簡單。

即使不是堅定的後殖民社會科學家，我們也能發現殖民統治道路加速了去殖民化行程，可能會造成不穩定的政治和經濟局面。（16世紀侵占墨西哥和秘魯的）西班牙征服者在身後留下了明顯的經濟屠殺和社會屠殺痕跡，他們攜帶的病菌造成了中美洲和南美洲文明的生物崩潰。然後，他們嚴重破壞了墨西哥和秘魯的資源。奴隸制度把數以百萬計的非洲黑人帶到了世界的新區域，在那裏他們努力適應氣候和條件，遭受了無數的折磨。然而，（歐洲人試圖為之辯護的）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卻站在了奴役非洲人和經濟剝削的前沿。

來自歐盟以外的移民，正在過分地耗盡目的地國家（如德國和瑞典）的資源。與此同時，歐盟促進了歐洲境內人員的自由流動。尤其是在歐元區，人們希望勞動力流動將有助於解決貧困地區的結構性問題。例如，由於德國的經濟表現遠遠優於希臘，勞動力應該從相對低增長、高失業率的希臘轉移到高增長、低失業率的德國。但很明顯，語言和其他文化障礙降低了歐盟內部的移民效率。事實上，到了20世紀80年代，歐共體內的移民相對於單一語言的聯邦美國正在下降，這反映出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但是，隨著尋求庇護問題日益嚴重，【申根協定】開始遭到放棄。這將逆轉歐洲的勞動力整合形勢，惡化勞動力遷移，並阻礙聯邦主義者建立一個與美國模式相當的歐洲合眾國。

與此同時，像意大利和希臘這樣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國家，往往是尋求庇護者和難民進入歐盟的入口。由於無法為這些人提供就業機會，意大利和希臘將他們透過申根區送去了失業率相對較低的德國和瑞典。由於無可損失，這些難民的勞動力流動性明顯高於來自歐盟內部的求職者。但是，正如歐盟委員會承認的那樣，目前的形勢是不可持續的。放棄申根區將再次表明，歐洲一體化如今一如既往地面臨著挫折和倒退。條約不是永恒的，各種事件合力促發著變革。

默克爾與移民：德國的最後救贖

安格拉·默克爾是一位來自西德的路德派牧師的女兒，這位牧師大部份時間在民主德國工作，過著田園生活。這段經歷使她在1990年德國統一時能夠抓住西德的優勢，開啟自己的化學研究員生涯，後來又投身政治。德國工業發展提供的機會迅速增加，舊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被塵封。在一體化的大德國，默克爾實際上是歐盟的政治首腦。她利用這一點來維持單一貨幣，但也維持了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巨大貿易失衡。她支持對生產力較低的國家實行緊縮政策，認為這些國家可以效仿民主德國與新德國融合，以便參與競爭。事實上，她的財政部部長沃夫岡·朔伊布勒正是根據自己在談判德國統一條款方面的經驗，來闡述他對希臘和其他陷入困境的歐元區國家的看法的。

然而，在敘利亞移民危機中，默克爾冒著巨大的政治資本風險向難民開放了德國邊境。她對基督教世界的看法似乎比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更為寬容，也許是她自己在「無神論」社會中的經歷啟發了這一點。這招致她所在的基民盟和基社盟黨內保守陣營的批評，以及維克托和其他中歐老夥伴的嘲笑。許多人擔憂敘利亞和阿富汗難民蜷縮在慕尼黑郊外的達豪集中營裏，因為這具有象征意義。然而，2016年的穆斯林難民所處的環境與20世紀40年代的猶太人截然不同。只有德國開放了邊境支持這些人。許多人認為，對於尋求在西方行使「道德領導力」的統一國而言，這是最終的救贖。1939―1945年對其他歐洲平民和士兵的大屠殺可能最終被擱置（但不會被遺忘），因為德國在公共場合重新連線了18―19世紀德國文化中的文明使命。

德國這樣做展現了無私。畢竟，這些流離失所的人來自的地區，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的前殖民勢力範圍。當初，英、法從這些地區獲取了原材料和商品，以及貿易優勢和軍事優勢，但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權力和地位。正如愛德華·薩義德所說，這是殖民列強擁有人口及其資源的一個機會，這種不對稱關系被他稱為「東方主義」。一旦維持這些舉措變得過於困難或昂貴，英、法就匆忙結束。當然，英、法倉促撤退的起因是與德國發起的兩次世界大戰。現在德國正試圖幫助收拾殘局，但這樣做有可能破壞這三個大國再次走到一起的一體化行程。

在帝國和移民中，和其他方面一樣，三大國關系一直是歐洲發展的核心。由於德國有大量薩義德所謂的被剝奪權利的民族，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混居將再次考驗歐洲在繼續融合的同時實施宗教寬容的決心。

來源：[英]史超活·斯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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