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段子，說1952年國民黨在台灣全島搞土改時，將一批不願把土地分給農民的頑固地主帶到刑場嚇唬，一名從大陸逃過去的地主捶胸頓足道：
「我在大陸時，不跟共產黨搞土改的地主被算作國民黨，現在你們（國民黨）在台灣搞土改，又把台灣不願參加土改的地主全部算成共黨，哇......沒法活了。」
由於島上對資訊的封鎖，台灣土改的詳情一直鮮為人知，今日便簡單聊聊。
1948年，陳誠因與101在東北作戰損失慘重，丟了東北，被老蔣發配台灣，同時也算是種「保護」。
陳誠
去了台灣後，陳誠稱病閉門不出，算是借養病之名「悔過」，誰知半年後，老蔣突然任命他為台灣省主席，原因是此時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行將結束，老蔣已意識到國民黨怕是沒戲，因此安排陳誠在台灣「經營後方」。
陳誠剛一主政台灣，立馬就開始了土地改革。
事實上之前國民黨也是搞過一段時間土改的，例如１９４１年蔣經國在江西就搞過，只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根基是地主階級，讓他們去打擊地主把土地分給農民，無異於與虎謀皮。
因此國民黨在大陸的土改無一成功，全部以失敗告終。
但台灣不同，台灣抗戰結束之前是日占區，那裏的地主階級並非國民黨的基本盤，所以國民黨在那裏搞土改完全沒有心理壓力。
1949年5月，陳誠開始在台灣推行 「三七五減租」 。
據當時統計，台灣共有耕地81.63萬公頃，其中地主占農業人口的11%左右，占有土地比例為56%，而普通農民占農業人口的89%，卻僅占有21%的耕地，所以當時台灣的土地集中程度是很高的。
和大陸一樣，台灣地主因占有太多的耕地，自己種不過來就會招收雇農、佃戶來種地，而台灣農民向地主的交租率通常在50%—70%，即收成的5—7成都會交給地主，這就導致台農村地區的社會矛盾十分尖銳。
台灣農民
陳誠推行的「三七五減租」，簡單說來就一句話—— 地主收取的地租不得超過田地除開成本收入的37.5% 。
其具體做法是：每年田地總收成的25%作為成本扣除（耕種過程中的種子、肥料及其他費用，這部份通常由農民得大頭或者全得），剩下的75%再由地主和農民平分，兩邊各自分到總收成的37.5%，簡稱「三七五減租」。
這個政策推出後，農民承擔的地租一下就由原來的5—7成降到了3—4成，如此一來，台灣地主們的收入一下減少了一半，自然跳起來大鬧。
只是鬧也沒用，陳誠曾就台灣土改有句「名言」：
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施行，我相信困難是有的，調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
要錢還是要命，這就是陳誠給的選擇。
由此可見國民黨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時，手段其實還是有的，大陸土改「黨國」搞不下去，那是因為在「革自己的命」，而對台灣地主這種沒根基的，「黨國大員」們自然就沒那麽多顧慮了。
對於這一切，台灣地主們是又喊又鬧，還有拒不配合參加土改的，但沒用，陳誠有槍桿子在手，敢不參加土改就一律算作共黨，這下地主們沒轍了。
「三五七減租」推行下去後，地主們以為自己讓利這麽大，土改會就此打住，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這才是剛剛開始——2年後，新一輪的土改又來了。
1951年，陳誠提出【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
按此辦法，台灣當局將把自己手中的16萬公頃台灣「公地」分給農民，地主們一看不關自己的事，就沒太在意，殊不知這是陳誠在「釣魚下窩子」。
一年之後，隱藏在這一系列政令背後的真正「土改令」，突然亮相。
1952年7月，台灣當局下令，每戶地主可保留水田3甲或旱田6甲，超過此數的田地將被有償征收，然後再分給農民 。
(註：台灣1甲地秉承閩南地區對土地的計算方式，1甲約等於內地14.5畝)
此令一出，台灣地主們頓時傻眼，一時間地主們哭天搶地，到處上訪。
不過「黨國」此時有話說了，一年前「黨國」都把自己的地分給了農民，你敢不分？不分就要你的腦袋。
這時地主們才恍然大悟，然後便是欲哭無淚，拿著台當局給的補償，交出土地了事。
這裏大概說一下台當局當時的補償方案。
按照贖買價格（地價按當年土地收獲量的2.5倍計算），地主們所拿補償的7成為土地債券，3成為四大台灣公營事業（礦山、水泥、造紙、農林）的公司股票。當時台當局為這筆補償，支付了共計約6.5億台幣。
如此問題來了，國民黨在大陸一敗再敗，早已窮得當褲子了，這筆當時堪稱天價的贖買費是從哪來的呢？
答案：國黨敗退台灣時，從大陸運走了共計約400萬兩黃金，另有價值數百萬兩黃金的白銀和銀元，加上1950年韓戰爆發，大量美援湧入台灣，這才支撐起了當時台幣的發行，讓國民黨了有了土改的資本。
所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土改，實質上是以天下之財補台灣一隅，有如此充裕的財政支持，其難度與同時期的大陸土改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換誰去都能把土改實施到底。
如今回顧往昔，我們不難發現，為什麽在上世紀50年代，兩岸不約而同地同時開啟了大規模土改這一歷史性的操作？
今日看來，大約有兩點。
一是孫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權」，實作「耕者有其田」的願望和主張深入人心。
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未能竟全功，以至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未能被徹底消滅。
而國共兩黨雖理念不同，但在繼承孫中山先生遺誌上卻是不遺余力的，所以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社會結束亂世重歸穩定時，實施土改就成了雙方不約而同的選擇。
二是地主制經濟制約了中國的發展，其所代表的落後生產力必然被淘汰。
無論是蘇聯還是歐美已開發國家，都向我們揭示出社會發展的下一步是實施工業化，只有工業化，才能讓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然後國家才能富強、人民才能樂業，中華民族才能不受外敵的欺辱。
而地主經濟嚴重束縛著生產力的解放，一畝地中國老百姓拼死拼活幹一年，產出不過幾百斤糧食，但一畝地如果拿來發展工業，卻可以創造出無盡的財富。
所以必須消滅地主經濟以及其衍生出的地主階級，並從地主經濟中釋放出土地這一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能實作這一目標的，唯有土地改革。
所以兩岸同時在那個時期進行土改，並非什麽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
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兩岸先後走上了經濟騰飛的道路，由於大陸的土改比台灣土改執行的更為徹底，所以我們看到，今日大陸的工業化程度較之台灣更全面和更深入，這正是正確的決定所帶來的正確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