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後，河北地區很快淪陷，此時河北各地的地下黨在上級的指示下，在石家莊重組為平漢線省委，下屬保東、保南、保西、直南和直中五個特委。各特委組織成立後，趁日軍仍停留在大、中城市的機會，派遣幹部深入各縣、鄉鎮開展抗日救亡宣傳運動，發展組織力量。為了指導各特委組織開展抗日武裝鬥爭，參加過寧都起義的原紅一軍團幹部孟慶山被上級派來保東特委管轄的冀中地區。
孟慶山聯絡上冀中地區地下黨負責人侯玉田、劉亦珂等人，要他們抓緊時間培訓遊擊骨幹、掌握地方武裝。劉亦珂，1913年出生於河北安新一戶農民之家，早在1930年就參加了地下黨活動，曾領導過白洋澱漁民和農民抗捐抗稅運動，鬥爭經驗豐富，人脈廣泛。侯玉田，原名田侃容，1903年出生於河北深縣，1931年加入地下黨，曾任保屬特委遊擊隊長，1936年起經過艱苦工作，以一己之力在深縣、武強、安平、高陽等地開辟出一塊紅色遊擊根據地。
此時安新縣保衛團尚未完成撤走，經劉亦珂聯系和爭取，該團代理大隊長劉克忠等一部份人同意留下來堅持抗日鬥爭。安新縣保衛團是由當地商戶出資成立的一個安保組織，成員也就20人，原本由一個國軍退役連長擔任大隊長，平時負責在縣城四個大門口持槍站崗。河北淪陷後，戰場嗅覺靈敏的原保衛團大隊長立即逃之夭夭，劉克忠由於平時嗓門洪亮，看起來像是個領導，而被其他團丁推舉為代理大隊長。
決定留下來後，安新縣保衛團改稱安新縣人民自衛團，並由劉克忠、劉亦珂擔任正副團長，原安新縣委宣傳部長閻鈞任政治部主任。閻鈞是安新本地人，比劉亦珂小一歲，也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地下組織，曾長期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為了擴大部隊，劉克忠在縣關帝廟前召開了幾次群眾大會，前來參加的大多數是無所事事的本地青年和在外地上學歸來的中學生。
開會的時候，劉克忠爬上從縣師範搬來的一張課桌，對著下面人群慷慨激昂的喊道：「我們要起來抗日！誰讓我們起來？是政府嗎？不是，是我們自己。我們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努力！」雖然劉克忠講得很動聽，但底下人大多心想，就保衛團那20個團丁，怎麽抗日？你老劉也是沒多少錢的人，如何解決這麽多人的吃飯和薪水問題？所以一開始也沒幾個青年當場報名，眼看隊伍擴大不了，劉亦珂和閻鈞都非常著急。
正巧這會兒，白洋澱上駛來一條小船，船上有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自稱是駐天津的日軍派來當縣長的，安新縣商會的大老爺們不知其虛實，便出面把他們安排到原縣高小裏住下。劉克忠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帶著十余人趕來把人扣下，經過一番審問，才得知這個所謂的日本人原來是個在天津賣大煙的南韓佬，他夥同那個漢奸本想渾水摸魚來安新縣發「當官財」，沒想到這麽快就被識破了。沒多久，這兩人就被劉克忠在群眾大會上公審後槍斃了。
劉克忠巧妙解決假縣長的事情，讓安新縣商會非常佩服，事後商會表示願意出資幫助自衛團擴大部隊。就這樣，在商會的資助下，自衛團得以順利招兵買馬，很快擴大到近800余人，劉克忠把司令部設在董家花園，整日操練兵馬，搞得非常熱鬧。不久，傳來孟慶山打出「河北遊擊軍」旗號的訊息，劉克忠和劉亦珂商量後，決定也跟隨孟司令，打出「河北遊擊軍小八路」的旗號，以示自身與當地其他地方武裝的區別。
1938年1月，河北遊擊軍各路軍紛紛成立，孟慶山司令員便幹脆授予「小八路」以遊擊軍第八路軍的番號，由劉克忠、劉亦珂分任正副總指揮。其中自衛團改稱第八路軍3師，又稱安新遊擊師，由劉亦珂兼任師長。為了擴大部隊規模，劉亦珂派地下黨員賈桂榮去收編地方武裝。賈桂榮，1908年出生，安新本地人，身高一米八幾，這身高在河北大漢中也非常少見，雖然他在抗戰爆發後才參加革命，但因為對敵鬥爭堅決，所以很得劉亦珂信任。
在自衛團成立的同時，隔壁容城縣富商高子平、甄偉也出資招募了一些人，組織了一支民間武裝。賈桂榮上門去勸說他們接受第八路軍的收編，高子平出言不遜道：「他劉克忠不過是個破落團丁，沒商會出錢啥也不是，現在居然還想收編咱？真把自己當冀中一霸了？」劉克忠聞訊大怒，馬上調集人馬攻打高子平、甄偉，擁有良好組織的第八路軍很順利就將這群烏合之眾擊潰，其余部800余人投降後被收編為第八路軍暫編第1師。
暫編第1師由張涵擔任師長，賈桂榮擔任副師長，原第3師組織科長王工學任該師政治部主任。王工學，原名王仲生，安新本地人，1935年加入地下黨，雖然擔任師政治部主任時才21歲，但能力較強的他已經是容城縣抗日政府的領導了。一同被收編的還有定興鐵路以東十二個村莊聯合組織的自衛武裝張才、王仲田部，該部改稱第八路軍暫編第2師，由房夢嬋擔任師長，但張涵、張才、王仲田和房夢嬋事跡均無從考證。
此時，由起義東北軍呂正操部改編的人民自衛軍主力已被調往八路軍晉察冀根據地整訓，所以之前被人民自衛軍收編的幾路地方武裝也紛紛轉入第八路軍序列下。其中，原自衛軍第1支隊改稱第八路軍第1師，師長是蔣軍退役軍官楊砥山；原自衛軍第4支隊改稱第八路軍第2師，師長是在新城縣王家營一帶活動的土匪頭目刁多三。這樣，到1938年2月，河北遊擊軍第八路軍已發展到五個師的規模，總兵力5000余人、步槍3000余支、輕機槍13挺。
部隊發展到這樣的規模後，劉克忠也逐漸開始擺起派頭來，他經常穿著商會贊助的狐皮大衣，與妻子騎著高頭大馬，在安新街頭威風凜凜地走過，背後是一個排的精壯警衛，這種和過去蔣軍軍官沒什麽區別的派頭自然也引起了當地老百姓的反感。劉克忠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擁有今天這般地位，全靠手下這支五千大軍，所以當劉亦珂、閻鈞等督促他出兵擾襲日軍時，劉克忠卻表現得非常消極，能推脫就推脫。
當然劉克忠的推脫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第八路軍的五千兵馬都是自發組建的群眾武裝，論戰鬥力和烏合之眾也沒啥區別，如果真要和日本人打起來，那多半是打不過的。不過幸好日軍方面對第八路軍的真正戰力也不是很清楚，本著各守一畝三分地省得互相麻煩的考慮，日軍偷偷派出代表來找劉克忠，約定只要他肯保持中立，日軍就暫時不去打他。劉亦珂對此事雖然有所察覺，但為了團結劉克忠，也就假裝不知。
1938年3月，上級派遣畢力格巴圖爾和孫琦到容城一帶破壞日偽軍交通線，並通知由第八路軍負責接待。畢力格巴圖爾，1908年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一貧農家庭，曾赴外蒙古和莫斯科接受培訓，回國後在北京從事地下工作。抗戰爆發後，畢力格巴圖爾改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偵察科科長，與他一起來的孫琦，也是軍區偵查科的敵工幹部。
劉克忠一開始對兩人的到來還表現得十分熱情，當聽說他們要去炸日軍的鐵路橋時，馬上變臉道：「炸一個橋作用不大，但會惹一屁股麻煩。」畢力格巴圖爾聽後反駁道：「抗日還能怕惹禍嗎？我們不鬧，鬼子不也一樣來找你麻煩啊！」劉克忠蠻橫地回答說：「這裏是我們第八路軍的地盤，該怎麽抗日只能由我們說了算。」劉克忠心裏當然清楚，如果炸毀了鐵路橋，日軍肯定會來掃蕩，他內心著實沒有和日軍硬碰硬幹一場的信心。
劉克忠派人將畢力格巴圖爾和孫琦監視起來，召集親信問該如何處理此二人。此時劉亦珂、閻鈞等人均不在司令部，有親信趁機出餿主意說：「不如趁現在沒多少人知道，將他們秘密處決，如果上級問起兩人去哪了，我們就說他們單獨出去活動、下落不明了。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哪邊都不會得罪。」劉克忠覺得這個主意不錯，便開始布置起處決計劃，對內則謊稱這兩人是打扮成八路軍偵察幹部的日偽軍特務。
河北遊擊軍總部派來到第八路軍當宣傳員的王同誌打探到風聲，偷偷帶人找到畢力格巴圖爾和孫琦，想確定他倆的真實身份。畢力格巴圖爾和孫琦把手一攤，表示為了透過日偽軍封鎖線，有效證明檔都已經遺失了，王同誌只好又審問了他們兩個小時，才最終確認他們確實是上級派來的幹部。王同誌隨後安排地下交通，將畢力格巴圖爾和孫琦連夜送出駐地。
在地下交通的掩護下，畢力格巴圖爾和孫琦抵達冀中軍區駐地，向軍區書記黃敬報告了脫險的經過。黃敬聽後拍案而起，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劉克忠，我們任命他為司令，想不到他居然還想殺我們派去的幹部。看來有必要對這支隊伍整頓一下！」此時上級也發來指示，要在各根據地的新編部隊中廣泛展開鋤奸運動，劉克忠很快就被以托派奸細的罪名逮捕，並於1938年夏被槍斃，年僅30歲。
劉克忠被槍斃後，河北遊擊軍各部也進行了重新整編，其中原第八路軍被分拆成八路軍冀中軍區第10支隊30大隊和軍區第四分區獨立5團，由劉亦珂和賈桂榮分別擔任團長。刁多三（原名刁老八）指揮的第八路軍2師匪性難改，拒絕接受改編，結果被第四分隊32大隊殲滅，刁多三本人也在戰鬥中被擊斃，而另一名被收編師長楊砥山的事跡則無從查起。
1939年6月，原河北遊擊軍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劉亦珂在率部攻打日軍高陽舊城據點時，被潰退的敵人中飛出的一顆機槍子彈擊中，當場犧牲，時年26歲。原暫編第1師副師長賈桂榮之後則歷任八路軍冀中軍區第38團團長、第九分區副司令員、解放軍華北野戰軍河北省軍區參謀長，全國解放後被授予大校軍銜，最終於1996年在北京病逝，終年88歲。
同被授予大校軍銜的還有原第八路軍暫編第1師政治部主任王工學，他之後歷任八路軍冀中軍區教導大隊教導員、第九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長、解放軍晉察冀野戰軍第三縱隊8旅23團政委、第一野戰軍十九兵團六十三軍187師政治部副主任，1999年在北京病逝。原第八路軍政治部主任閻鈞，則先後任冀中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襄南專署專員、荊州地委書記、湖北省副省長，最終於1980年病逝，終年66歲。原第八路軍早期建立者侯玉田後任冀中軍區社會部部長、全國總工會勞保部長，最終於1976年病逝，終年7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