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冬，周恩來總理在頤和園會見黃埔「校友」。
只不過這幾個「校友」有點特殊，他們是前不久剛獲特赦的國民黨戰犯。
1955年時，按照解放戰爭期間犯下嚴重戰爭罪行的標準，公安部將國民黨軍隊將、校級軍官及其政府主席、局長、特務處長、站長等以上的人員，列為戰犯。
對待這些戰犯，當時有一種設想即是判刑，判死刑，而毛主席的主張，向來都是「一個不殺」。
周恩來總理作為中央戰犯工作的主要領導，權衡利弊，最終提出了「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方針。
後來，組織上又在此基礎上，加了兩條，即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
1959年，恰逢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毛澤東就此提出了特赦第一批國民黨戰犯的想法，他說
「今年國慶十周年紀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時所謂‘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此事是否可行，亦請召集有關同誌商議一下。」
負責戰犯工作的專案小組接到毛主席的指示，當即開始討論相關事宜。
1959年12月4日，各地戰犯管理所召開特赦大會，宣布了特赦戰犯名單，並挨個給他們發了特赦通知書。
第一次特赦，最終釋放33名戰犯，包括末代皇帝溥儀以及數位「鼎鼎大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第一批特赦的33名戰犯中，末代皇帝溥儀和從功德林（「北京戰犯管理所」，位於北京西城區德勝門功德林路一號）釋放出來的10位國民黨將領，共計11人被編成了一個小組。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時，11人小組，全部來到了中南海西花廳。
周恩來總理在自己住處親自接見了他們。
值得一提的是，11人中的10位國民黨將領，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和盧浚泉，除了陳長捷和盧浚泉，其余8位元，全部出身黃埔軍校。
對他們來說，曾經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總理，身上有著極強的感召力，他們幾乎默契地稱呼總理為「老師」、「先生」。
當人到齊，周恩來走上前，和他們一一握手，詢問他們的情況時，人群中，一位頭發花白者，低低垂下了頭。
「曾擴情！」周恩來清楚地叫了一聲。
對面的人吃驚地擡起頭來，他便是曾擴情——畢業於黃埔一期的「擴大哥」。
1925年，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時，曾擴情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員，還曾跟隨周恩來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後幹到了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
自黃埔一別，他已經30多年沒見過周恩來了，而他沒有想到，周恩來竟然沒有忘記他的名字，而且一眼便認出他來。
半晌，曾擴情已然淚流滿面，激動地說道：「周先生，我走錯了路，對不起你！」
而曾擴情之後，杜聿明在見到周恩來總理時，也激動地稱呼周總理為「老師」，直言：「學生對不起老師……有負老師的教導，對不起老師！」
周總理當時是這樣回復的，他說：
「你（們）過去是有罪行的，認識了，願意改就好嘛！說起來，這不能怪你們，我也有一定的責任，你是黃埔的學生，我當老師的沒有把你們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寥寥幾句話，對於剛剛從功德林裏走出來的幾位，感觸頗深。
西花廳之後，1960年10月，周恩來又和幾位黃埔同學同遊頤和園。
而參加集會的，除了夫人鄧穎超、開國大將陳賡以及像「和平老人」邵力子、「和平將軍」張治中等這樣的國民黨知名人士，還包括了11人小組中的特赦人員。
彼時，他們正於京郊公社參加勞動鍛煉。
在此之前，周恩來總理妥帖地安排了他們的住行，願意回原籍和親屬團聚的就回原籍，願意留在北京的就繼續留在北京，並為他們指定了專人指導他們進行政治學習，參觀北京的名勝古跡。
這一次同遊頤和園，也便是周恩來總理委托張治中，特意組織的。
也就是這一次，周恩來總理和其中6人留下了那張難能可貴的合影，除卻戰犯的身份，他們同時還是在抗日戰爭中立下功勞的名將。
照片上，左一，即是鄭庭笈，他生於1905年，1925年時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步科，後曾任國民黨49軍中將軍長。
抗戰爆發後，他先後參加了忻口會戰、武漢保衛戰和昆侖關戰役，並在昆侖關戰役中擊斃了日本「鋼軍」將領中村正雄。
1941年時，鄭庭笈又奉命入緬，協同英國和印度盟軍，對日作戰，給予日軍沈重打擊，後盟軍失利，鄭庭笈部遭受日軍伏擊，損失慘重，最後4000人在鄭庭笈的指揮下，九死一生，終於安全抵達雲南。
直到1948年遼沈戰役中被俘，1959年被特赦。
這期間，鄭庭笈的妻子馮莉娟，原本要去台灣，但在聽到丈夫被俘後在哈爾濱發表的一篇講話稿後，最終決定留了下來，一直在海南島等候。
1954年時，她回到了北京，但因為戰犯妻子的身份，她找不到工作，家庭生計問題無法解決，最終還是和鄭庭笈離了婚。
而這些情況，周恩來總理早在西花廳見鄭庭笈時就已經熟知，當時他便對張治中說：「那你們應該動員他們復婚嘛！」
等到在頤和園再見鄭庭笈時，周恩來總理第一句話問的就是：「復婚了沒有？」
後來，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鄭庭笈和妻子最終團聚，妻子在他身邊幹起了打字員。
對此，鄭庭笈曾說：「如果沒有周總理，我們夫妻就不會破鏡重圓，周恩來總理就是我們的紅娘。」
照片上左二即是宋希濂，他生於1907年，是黃埔一期生，曾任國民黨第14兵團司令。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宋希濂從西安開赴上海，參加了號稱戰場「絞肉機」的淞滬會戰，此戰的重要意義在於，直接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
1938年，曾與日軍對抗於大別山脈，率3個師重創日軍，獲國民革命軍最高統帥部通電全軍贊揚。
之後，宋希濂又率軍在滇緬邊境，攻下被日軍盤踞已久的芒市、龍陵等堅固據點，殲敵逾萬。
1949年，宋希濂被俘，1954年轉入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1959年，宋希濂獲特赦，出獄當天，當年的黃埔同學陳賡大將專程去接他，後來又在西花廳、頤和園見到了昔日的先生周恩來，宋希濂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1985年，宋希濂赴美探親，5年後再回國參加政協會議，他說：「幾十年過去了，許多事情淡忘了，唯有同周恩來會面的情景記憶猶新……」
照片左三，即是周恩來總理，左四，是周振強，他生於1904年，和宋希濂一樣，同是黃埔一期生，被俘虜前是國民黨中將司令，還曾擔任蔣介石的侍從副官。
1937年淞滬會戰，周振強也在其中，同年12月，在淞滬會戰苦戰之後，又參加了南京保衛戰。
獲特赦後，他被周恩來總理安置在全國政協任文史專員。
後來，又被特邀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照片左四是楊伯濤，他生於1909年，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七期生，曾任國民黨86軍少將軍長。
抗戰期間，楊伯濤先後參加了淞滬會戰、棗宜會戰、鄂西戰役。
1943年，他開始進入到陳誠部隊，參與策劃了常德戰役。
1945年，湘西雪峰山戰役，楊伯濤曾率部協助王耀武，殲滅日軍一個輜重聯隊和步炮隊一部，最終取得雪峰山大捷。
1948年淮海戰役中，楊伯濤被俘。
期間，聽說中國人民誌願軍奔赴北韓作戰，楊伯濤特意寫了【美軍戰術之研究】，以供參考。
1959年獲特赦，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他進入到全國政協任文史專員。此後又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對台聯誼會副主任，祖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委員。
照片右二，即為邱行湘，他出生於1908年，是黃埔五期生，曾任國民黨206師少將師長。
邱行湘是在陳誠手下成長起來的，在抗日戰爭中，他參加了淞滬會戰和保衛南京的外圍作戰，後在鄂西、湘西一帶，同日軍浴血奮戰，給日軍沈重打擊。
1948年，邱行湘在洛陽被俘，1959年獲特赦。
他沒有選擇留在北京，而是返回了故鄉江蘇，和家人團聚，行前，周恩來總理為他以及另外幾個回鄉的特赦人員做了安善安置，還在全國政協禮堂為他們舉行了歡送宴會。
此後，邱行湘先後擔任了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江蘇省政協委員、南京黃埔同學會理事等職
照片右一，即為王耀武，他出生於1904年，是黃埔三期生，曾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山東省主席。
王耀武在軍事上的成就頗高，名頭也是很響的，早在黃埔時期，就受到青睞，後在中原大戰中履立戰功，1930年即升任團長。
抗戰期間，王耀武參加淞滬會戰，擊斃了日軍聯隊隊長竹田和炮兵聯隊隊長莫森。
此戰之後，國民黨51師和58師合編為74軍，而74軍在日後成為了國民黨的一支抗日勁旅。
此後，王耀武作為抗日勁旅國民黨74軍的一員主將，先後參加了南京保衛戰、蘭封會戰、萬家嶺戰役、第一次長沙會戰。
這時，王耀武已升任74軍軍長。
之後，王耀武又率部參加了江西上高會戰，在正面戰場殺出一條血路，打了一場頗為成功的殲滅戰。
上高會戰後，王耀武又繼續率部征戰，參加浙贛會戰、鄂西戰役、常德會戰以及雪峰山戰役。
最後一戰雪峰山戰役，王耀武已升任國民黨陸軍第四方面軍司令官，雪峰山大捷，日軍潰不成軍，這一年，王耀武年僅40歲。
另外從合照中之前幾人的履歷中也不難看出，不少將領都曾配合王耀武部作戰，足見王耀武部的主力勁旅地位。
抗戰勝利後，王耀武被綁上蔣介石的內戰戰車，主政山東，最終在粟裕指揮下的濟南戰役（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序幕）中被俘，自此開始了戰俘生涯。
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間，毛主席還曾專門托負責戰犯工作的羅瑞卿轉告他一句話：「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是會永遠記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
後來果然在1959年，第一批戰犯特赦，王耀武就在其列，特赦後，王耀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後又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1966年時，周恩來總理特意關心他的個人情況，讓人給他介紹另一半，最後，王耀武與北京82中教師吳伯倫結婚。
1980年時，王耀武的骨灰被放進了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功是功，過是過，照片上尊稱總理為老師的6人，在抗戰中立下功勞，從功德林裏出來，身上的軍人氣質都鮮明十足，在周恩來總理和毛主席的關懷下，最後的最後，他們無不贏得了歷史公正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