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確定一件事是正確的，那就要堅持做下去。
1939年12月14日，日第11軍司令阿南惟畿命令麾下第3、第6、第40師團越過新墻河，發起對長沙的軍事行動，第6、第40師團，分別於20、21日完成了集結並達到指定地點，但是，第3師團卻等到25日匆匆趕到，第3師團達到較晚的原因是：沿途受到了遊擊隊的襲擾，且道路遭到遊擊隊的破壞。
這個長沙會戰前的小插曲，或許能夠看出遊擊戰的真正意義。而這個意義，在抗日戰略進入到相持階段時，變得尤為重要。
武漢會戰與戰略相持階段
1938年武漢會戰之後，日本方面突然發現，事情正在變得不可控。
剛剛結束的武漢會戰，日軍雖然占領了武漢，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極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日方原本打算用到整場戰爭中的預算，一次武漢會戰就幾乎被用光。
在這種情況下，日軍不得不停止繼續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作戰，一方面是因為國軍在1年多的對日作戰中總結出了一些經驗，讓日軍的進攻不能那樣順利，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日軍發現他們的戰線拉得過長，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地盤，即使日軍能夠打下來，也守不住。
武漢會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發動侵華戰爭的第一年，日軍一路瘋狂突進，占領大量土地，但是當他們不得不停下來的時候，突然發現占領的地方根本無法全部消化。
現在很多人在回顧那段歷史時，看到日軍占領了一個省會城市，就會想當然的認為這個省的大部份地區已經落入日軍之手，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武漢會戰後，日軍自己也發現了，占領太多土地，根本守不住（日本陸海軍配合先後占領廣州與武漢後，曾一度占領大量土地，但是很多土地隨後就被中國軍隊收復）。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只能選擇優先占領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而這二者相比，交通要道的重要性甚至還在大型城市之上，原因也很好理解，日本兵力有限，又得分兵把守多個大城市，要想發動大型軍事行動，快速集結大量兵力，必須保證交通要道的暢通，理解了這一點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麽百團大戰要以破壞正太鐵路為核心了。
「百團大戰」中正在破壞日軍鐵路的中國軍隊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正面戰場上的國軍與日軍之間的平衡其實已經基本建立了。由於兵力有限，日軍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奪取大片土地的意義已經減弱了；而由於武器裝備和兵員素質的差距，國軍也很難發動大規模的反擊，雙方相持不下，都在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轉機。
戰爭的成本與收益
很少有人發動戰爭是因為閑著沒事（事實證明，那樣做的傻子最後都把自己的國家玩垮了），發動戰爭的目的一定是為了獲益。
對於發動戰爭的一方來說，什麽樣的戰爭是獲益的戰爭呢？鴉片戰爭是，甲午戰爭是，八國聯軍侵華也是。
為什麽這樣說，因為這些戰爭的收益都大於損失。
雖然在發動侵華戰爭之前，日本下級軍官中有一種瘋狂的「下克上」的風氣，但是在日本高層可都是明白人，認為應該發動侵華戰爭的原因，一定是他們認為發動戰爭有利可圖。
向日本天皇裕仁保證「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的日本陸相山杉元，所說的「解決問題」可不是徹底占領中國，而是用三個月的軍事讓中國與之講和，一旦中國講和，日本就能提出無理要求，攫取大量的利益。
臭名昭彰的日本陸相山杉元
說到底，日本所希望的結果大致是：透過再來一次甲午戰爭式的軍事行動，再與中國簽一次類似【馬關條約】的條約，然後不斷重復這個過程，慢慢蠶食中國，逐漸把中國變成「日本的印度」。（作為一個島國，日本在「睜眼看世界」之後，就把向同為島國的大英帝國作為目標，於是，日本希望重復英國對印度的占領過程占領中國，只是日本明顯比英國心急的多）。
這也是當時的著名軍事理論家，錢學森的嶽父蔣百裏先生說：「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能同他講和」的原因，因為一旦開始講和，日本的目的就達成了。
好了，現在時間進入了1938年底，戰爭進行一年多了，中國沒講和，日本失算了，重復甲午戰爭後的情況是不可能了。
於是日本改變了行動原則，既然再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獲益不那樣大了，那不妨試著先去消化占領區，如果在占領區獲得的利益大於戰爭的損失，那麽至少可以證明這場戰爭是「賺」的。
不知大家是否思考過一句話：抗日戰略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的侵華政策由軍事打擊為主，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
在戰略防禦階段，面對這樣猛烈的攻擊，中國都沒投降，怎麽日本還會寄希望於在軍事打擊力度減弱的戰略相持階段讓中國投降呢？日本方面是不是腦子進水了？
其實，這個誘降，誘的可不僅僅是在重慶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還包括整個中國各地的投降派，其中當然包括在淪陷區的投降派。
汪精衛與日本合作，留下歷史罵名
日本兵力有限，又在1937年和1938年兩年時間內占領了大片土地，靠這區區幾十萬日軍完成對於占領區一億多中國人民的統治自然是不現實的，於是，日本需要代理人（英國統治印度也大致是這個辦法），在東北，溥儀與偽滿洲國政府就是個不錯的代理人，因為以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政府的存在，盡管抗聯不斷抵抗，但是日本在東北攫取的利益明顯大於其維持對東北統治的消耗，現在，日本方面要把這個模式擴大到其占領的全部的中國領土上。
只要建立有效統治，讓淪陷區的社會在日方主導的模式中運轉下去，對於日方來說，攫取到大於戰爭損失和維持殖民統治所需要的利益就不難。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權力討厭真空，日方希望淪陷的權力結構是：日本主導，占據權力核心，其拉攏的投降派則占據次要權力，不留任何權力真空。
遊擊戰的條件
日本方面於1940扶持了以汪精衛為首的偽政權，試圖填補上淪陷區的所有權力真空，但說句實在話，他們的行動稍晚了一些。
因為在遠離大城市的地區，各式各樣的遊擊隊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行動。這裏需要說一句，不止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重視遊擊戰，國民政府也對遊擊戰有濃厚的興趣，「桂系三傑」李忠仁、白崇禧與黃紹竑都認為遊擊戰的意義十分巨大。黃紹竑還在浙江地區開展遊擊戰，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
在浙江組織抗戰的黃紹竑將軍
但是國民黨領導的遊擊戰大多數情況下實際上應該說是小規模的陣地戰與運動戰，要至少同時占據幾個縣城才能開展，而不像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那般無孔不入。
用今天的話說，國民黨的遊擊戰「下沈」程度遠不及共產黨。
明白了這些就大致可以理解遊擊戰能夠進行的條件：日方軍力國力不足，不能夠對所有占領區實施有效統治，而在廣大農村地區留下來大量的「權力真空」。
這些真空規模不同，大一些的，國民黨共產黨都可以占據，而小一些的只有共產黨能夠占據（其實還有一種力量可以占領較小的權力真空，那就是土匪，這就是建國後開啟大規模剿匪戰爭的原因）。
而遊擊戰的意義，大體上說就是一句話：讓日方不能對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以外的地區實施有效統治，讓這些地區不但不會成為日軍的「後方」，反而變成了時時有可能迎來戰事的「前方」。
遊擊戰之所以能夠取得好的效果，是因為其特點完全符合當時的局勢特點，在敵後開展遊擊戰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個極其明智的選擇。
遊擊戰的另一個意義就是可以讓日本侵略者的有效占領區變得不連續，敵後遊擊隊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實作這一目標，第一，是直接在日軍的據點與據點之間發展根據地，將日軍據點切割；第二，則是破壞日軍的交通要道，讓日軍不能透過交通線快速集結，大幅降低其組織效率。
遊擊戰的基因
毛主席在1936年的【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中指出：中國的戰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其形式都是圍剿與反圍剿，因為在革命戰爭早期，國軍是強大的一方，而紅軍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圍剿的一方是國民黨軍隊，反圍剿的一方是紅軍。
國共十年內戰中，紅軍一直在進行的戰鬥基本都是反圍剿，反圍剿可以進行陣地戰，但更需要進行運動戰（其實紅軍的陣地戰中就包含很多運動戰成分），長征之後，紅軍的運動戰經驗更是變得十分豐富。
某種意義上講，遊擊戰就是小規模的運動戰。
而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在全黨成為共識後，共產黨和其領導的軍隊在廣大農村開展工作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而抗日戰爭爆發後，敵人變成了日軍，但形勢仍與之前相似，仍是占據優勢力量的敵人只能占領大城市，且日本侵略者統治的合法性遠不及國民黨，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日軍權力不能直接到達的廣大農村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可以運用其運動戰經驗與在農村開展工作的經驗以遊擊戰的方式組織抗日。
總之，相較於國民黨的軍隊，中國共產黨在開展遊擊戰這方面有天生的優勢，用今天的話說，中國共產黨有著遊擊戰的基因。
戰略相持階段形成後，無孔不入的遊擊隊讓日軍頭痛不已，這些遊擊隊不斷的襲擾，小範圍殺傷日軍倒還在其次，真正讓日軍頭痛的主要還是不能有效的消化占領區，不能有效的消化占領區，戰爭就越打越賠本。
當然了，日軍不會放任各個遊擊隊在自己的占領區來去自由，其不斷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敵後根據地（也有少數是國軍建立的）進行「掃蕩」。
從1941年開始, 日軍先後推行了五次 「治安強化運動」, 進行1000人以上的 「掃蕩」 69次, 進行萬人以上的大 「掃蕩」 9次。
但「掃蕩」的結果並不怎麽樣，共產黨領導的武裝不但沒減小，反而壯大了，因為「掃蕩」的作戰方式本就不太可能消滅運動性極強的遊擊隊。
為什麽日軍的「掃蕩」不可能消滅遊擊隊
從某種意義上講，日軍的「掃蕩」，其實與之前國軍的「圍剿」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而在對付這類作戰方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可謂經驗豐富。
日軍對付敵後戰場遊擊隊的「掃蕩」與對付正面戰場國軍時的，其思維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就是都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希望透過一次或幾次決戰徹底解決問題。
無論對付正面戰場上的國軍還是敵後戰爭上的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日軍都想快速結束戰爭，因為這樣對於他們最有利，而中國軍隊要做的，則是長期抗戰。
當正面戰場的國軍認識到對付日軍的最好辦法是層層退守，伺機反攻時，日軍想以幾次決戰徹底打垮國軍的願望就已經註定無法實作了。
而對付比國軍更擅長機動作戰，遊擊作戰的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日軍希望透過幾次決戰解決問題的企圖則顯得更為滑稽。
1941年11月, 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親自到臨沂坐鎮指揮, 先後調集5萬余日偽軍, 向魯中根據地發動了規模最大的一次 「 鐵壁合圍」 大 「 掃蕩」。羅榮桓采取 「翻邊戰術」, 親自率特務營為先頭部隊, 連夜從日軍包圍圈的縫隙中迂回穿插, 不費一槍一彈, 順利跳出了合圍圈。
日軍希望決戰，但擅長遊擊戰的敵後武裝要做的恰恰是避免與日軍正面決戰，而是以靈活的移動不斷和日軍周旋，這種打法讓日軍很難受。
日軍的兵力限制也註定了日軍的「掃蕩」只能是暫時的，由於兵力較少，需要防守的地方又太多，日軍斷然不可能時時刻刻都進行掃蕩。
而由於日本方面的權力很難真正下放到廣大農村地區，只要日軍的「掃蕩」一停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很快就會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壯大，這一點與日軍的軍力強弱無關，即使當時在中國的是武器裝備更強大的美軍，面對遍地的遊擊隊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當然，遊擊戰的特點決定只要中國人堅持抗戰，日軍就無法徹底消滅這些敵後武裝，但可不代表這個過程中不會有犧牲。
1939年6月，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馬耀南在鄒平組織遊擊隊抗日時，被日軍包圍，組織突圍時中槍，壯烈犧牲。
1939年7月，120師獨立第二旅旅長魏大光在前往大清河一帶收編地方武裝，準備在當地開展遊擊戰的途中，與日軍遭遇，激烈交火後壯烈犧牲。
1942年2月，129師新10旅長範子俠在沙河展開反"掃蕩"激戰時中彈犧牲。
1942年5月，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在組織部隊跳出日軍包圍圈的過程中，與日軍遭遇，在交火中不幸壯烈犧牲……
左權將軍
正確的事物需要時間的檢驗，現在我們回頭復盤，可以風輕雲淡的說，堅持長期作戰、持久作戰、遊擊作戰的中國軍民一定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但是正確的東西也需要時間來檢驗，在當時的環境下，面對明顯比自己強大的日軍，一個個堅持抗日的個體並不能預知自己是否能夠看到勝利的那一天，他們只是在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正是他們的堅持才讓雙方的力量發生了根本上的消長變化，讓勝利的天平偏向了中國的這一方。
今天對中國軍民在敵後戰場上開展遊擊戰的經歷進行復盤，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三個道理：
第一，做一件事，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最適合的方式。
第二，面對明顯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對手時，不要硬拼，但也不要認輸。
第三，只要認定自己是對的，就要堅持做下去，不管這個過程有多麽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