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與鄧穎超在風雨中相知相伴了半個多世紀，感情非常深厚。
可在1976年周總理逝世後，大家整理他遺物時竟發現，周總理在1974年將毛主席的一份指示給「扣下」了。
而這份指示的內容就是關於鄧穎超的。
那這份指示具體說了什麽？周總理為何沒有公布呢？
總理病重，心系百姓
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許多同誌都犧牲了。為了把犧牲同誌的工作都承擔起來，我們活著的人更應加倍工作。」
周總理的這句話既是他整個政治生涯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對映出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境界。
自新中國建立之後，周總理就通宵達旦的處理政務。
據歷史資料記載，僅在1966年5月至次年2月的這半年左右的時間裏，周總理僅接見群眾組織代表就有160余次。
平均下來，僅這一項工作幾乎就要達到一天一次，其工作強度可見一斑。
1972年5月，醫療人員在對周總理的身體進行檢查時，發現其患有膀胱癌。
但周總理依舊辛苦地工作著。
根據史料記載，僅在1974年上半年裏，周總理連續工作24小時的情況先後共出現了5次；工作時間超過19個小時的情況也擁有38次。
1974年的2月，因為病情原因，醫生建議周總理立即停下工作，住院治療。
為了讓周總理專心治病，黨中央決定在周總理入院期間，由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
但即使是這樣，周總理依舊放心不下國家與人民。
根據周總理衛士高振普的回憶，周總理入院期間，光約人談話就多達220余次，會見外賓也有六十余次，憑借每次都有一小時左右的時間。
用高振普的話來說：「總理是在拼了命地爭取時間為黨工作。」
入院期間，周總理聽說甘肅某地區遭遇了大旱，糧食大振幅減產，百姓們缺衣少食，生活極為困難。
聽聞這個訊息後，周總理掩面而泣，深深自責。
為此，他向下級部門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地方政府必須立即解決救災與百姓安置問題。
此後不久，總理收到了一封來自山西某地區的來信，寫信的人是一位當地的普通群眾。
他在信中反映：當地雖然處於偏遠山區，但食用鹽的價格竟然比大城市還要貴一分錢，家裏貧困的普通百姓，已經連食鹽都吃不起了。
看過信後，周總理立刻向下級部門做出了指示，叫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將當地百姓的吃鹽問題給解決掉！
何為心系百姓？這就是心系百姓！
也正因如此，著名作家冰心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周總理付出的愛最多，所以他得到的愛也最多。」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愛民如子，甘願為人民奉獻出一切的好總理，卻對自己的愛人格外「苛刻」，這又是為什麽呢？
被總理藏起來的任命書
無論是從革命資歷上來講，亦或是工作能力是來說，鄧穎超都完全配得上當一個正部級幹部。
可為了不讓下級單位因為他與鄧穎超的夫妻關系而為難，周總理自從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之後，就一直不同意讓妻子擔任政府機關的領導。
當時，考慮到周總理在抗日時期，曾在國統區與許多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非常熟悉，所以中央領導決定將「組建臨時政府」這一重任交付給他。
周總理辦事一向縝密，為了大局考慮，所以他啟用了很多曾經在國民黨當差的人，比如傅作義、李書誠、張治中等。
可當新一屆政府任命公布的時候，這些被委以重任的國民黨人士，卻反而有了意見。
他們不是對自己的任命感到不滿，而是對鄧穎超的任命而感到不公。
素有「和平將軍」之稱的張治中就曾為此事親自找上門來。
在他看來，鄧穎超完全有資格當一名部長級別的幹部，而周總理不為其安排官職的做法恐怕無法服眾。
江鮮雲也找到了周總理，詢問為什麽不給鄧穎超安排一個部長職位？
周總理見江鮮雲羅列出了鄧穎超的履歷，他也不再隱瞞，推心置腹地對她說明了這麽做的理由。
原來，周總理害怕一旦自己與鄧穎超同時擔任臨時政府的要職，會影響下屬部門的工作。
試想一下，如果鄧穎超擔任了某一個部門的最高領導，那麽當她向下級單位下達指令或檔時，下級單位的領導會不會認為「這或許是周副主席的意思」？
如此一來，下級單位在執行工作的時候就會很為難了。
周總理正是為了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所以才故意這樣做。
所以在新中國建立後，鄧穎超才會一直擔任婦聯的工作。
而在1974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關於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會議上，有些人提議給鄧穎超安排一個副委員長的職位，這條建議得到了大會的一致認可。
這一年的12月23號，周總理親自飛抵長沙與毛主席會晤，兩人商討的議題中，就包含著第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事宜。
對於其它人的任命主席均表示同意。
可唯獨到了鄧穎超這裏，毛主席有了些不尋常的舉動。只見主席親自拿起了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我同意在四屆人大上安排鄧穎超同誌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
可待到周總理回到北京後，除了鄧穎超的這條任命沒有執行外，關於第四屆人大其他人的人事調動，全都遵循了主席的指示。
周總理將毛主席親自寫的這份任命書，偷偷鎖在了自己的櫃子裏。
直到他去世後，他的秘書在清理遺物的時候，才在抽屜裏找到了這份周總理一直想要隱瞞的秘密。
這份主席書寫與1974年底的任命書，直到2年後才正式生效。
而得知周總理這一做法的原因後，大家無不感動落淚。
那麽，身為相伴了半個世紀的結發夫妻，鄧穎超對於自己丈夫的這種做法又是作何感想的呢？
鄧穎超：理解丈夫所做的一切
鄧穎超完全明白周總理這麽做的用意，也全力支持了他的做法。
所以在1966年之後，鄧穎超便不再主動與任何人進行往來。
在周總理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裏，鄧穎超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他身旁。
那段時間裏，鄧穎超每天都會帶著最新一天的報紙來到醫院看望周總理，如果周總理想聽新聞，她便一字一句地將報紙上的文章都給他聽。
如果周總理想要知道下級部門的工作進展，她就將匯報檔念與他聽。
那段時光對於這對革命夫妻來說，或許才是最為美好的回憶。
曾經，因為工作需要，夫妻兩人聚少離多，如今兩個人終於有時間好好地相伴在一起。
周總理逝世後，人們在整理其遺物的時候，意外發現了總理生前刻意隱藏起來的秘密：鄧穎超的任命書。
如果當初丈夫不這樣做的話，自己很有可能已經成為副委員長，但鄧穎超得知此事後卻毫無怨言，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
因為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丈夫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雖身為一國總理，卻總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一切都在為人民著想。
他雖對革命做出過偉大的功績，但是他卻從不以此來標榜自己，反而時常檢討，經常會因為一些小事而深感自責。
他把黨風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而作為他的結發妻子，自己又有什麽理由搞特殊化呢？
生前，周總理曾特意向妻子叮囑過自己的後事安排。
當時很多人的喪葬觀念仍然是「入土為安」。
可是在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國家領導人們看來，這種傳統的喪葬觀念以及殯葬制度，不僅會給個人以及社會帶來較大的財富損失。
而且對群眾們的社會主義思想觀念的轉變也形成了一定阻礙。
所以一場由黨中央領導人所牽頭的移風易俗行動正式開始了。
1956年4月27日，毛主席、周總理等一百五十余位中央領導人，共同在【倡議實行火葬】上簽了名。
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帶頭倡議，在去世後施行遺體火化，不建墳墓、不立墓碑，僅僅保留骨灰以供後人緬懷。
在這之後不久，周總理就與鄧穎超做了一個約定，在兩人去世之後，都不要保留骨灰。
如果總理先走，那麽鄧穎超就要把他的骨灰灑在祖國的江河湖海。
讓他與心愛的祖國融為一體，讓他的骨灰化作魚兒的養料，為全國範圍的移風易俗起到帶頭作用。
用周總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後也要為人民服務。」
總理去世後，全國人民都陷入了悲痛的心情之中。全國各地的群眾，紛紛自發地來到北京，以不同的形式寄托著他們對周總理的哀思。
見到人民群眾做出這樣的舉動，一些中央領導為了照顧人民群眾的心情，於是向鄧穎超提議：把總理的骨灰在西花廳再放幾日，過幾天再施行拋撒骨灰。
可這一提議，卻遭到了鄧穎超的嚴厲拒絕。
只見鄧穎超向提出建議的高振普揮了揮手，嚴肅地說道：
「你們要認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這是我和恩來同誌共同進行的一次革命啊!」
1976年1月15日傍晚，載著周總理骨灰的飛機從北京機場緩緩起飛，在鄧穎超的深情註視下，漸漸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當飛機的飛行狀態漸漸穩定之後，執行此次任務的秘書，將總理的骨灰拋灑在了首都的上空。
這麽做的寓意，就是希望讓總理的在天之靈與他所掛念的人民永遠相伴在一起。
而水利工程的建設問題是總理生前最為關註的問題之一，密雲水庫，則是當年總理直接領導安排建設的，這裏是總理治水為民的最大見證。
所以，當飛機掠過這裏的時候，人們便將總理的骨灰緩緩拋灑了出去。
當飛機進入天津境內之時，工作人員緩緩開啟了第三個裝有總理骨灰的骨灰盒。
天津不僅是總理與妻子愛情種子發芽的地方，同時也是他們兩人革命事業的起點。
將總理的骨灰撒在這裏，相信他一定會高興的。
最後，飛機飛到了山東的濱州，將最後一包總理的骨灰撒在了黃河的入海口，作為華夏兒女，總理以這種特殊的方式來回報母親河的哺育之恩。
這就是我們熱愛的周總理，他就像一顆蠟燭，燃燒的是自己的生命，照亮的卻是國家與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