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時候，日本派了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國學習。這些遣唐使作為日本的留學生，在中國學到了先進的唐朝文化與制度。之後，這些日本留學生回到國內之後，主張大刀闊斧改革，廢除日本落後的制度，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制度，史稱「大化革新」。
日本也就是在唐朝留學生——「遣唐使」的主導下，生產力獲得極大地發展，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下從奴隸社會邁向了封建社會。
在一千多年後的清末，卻是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去日本學習。我們熟悉很多民國時候政壇、文壇、軍界的人物，如魯迅、宋教仁、蔣介石、蔣百裏等，大多數都是日本留學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副教授細野浩二早就指出，在1902-1908年是中國人到日本留學人數最多的「極盛時期」。
根據日本文部省統計，中國人到日本留學人數1906年是最高峰，達到7000人，以後逐年減少，但是在1909年依然不下5000人。
不少日本學者還認為，文部省的統計也沒包括日本學校兼收中國留學生的數碼，換句話來說，文部省的統計也只是在日本學校全日制的中國留學生，至於一些兼收的人數也沒有完全統計。實際上，在1906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數額可達到一萬二、一萬三千人左右。
一 社會環境使然
我們看看，在清末的時候，為什麽會掀起一股去日本留學的浪潮，清末學子為什麽求學的聖地都定在日本？這一切都可以歸結到1895年甲午戰爭中晚清的失敗。
1895年甲午戰爭，大清的戰敗帶給晚清民眾，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創傷。古代中國乃是天朝大國，也是東亞國際關系中的老大，包括日本、北韓、越南一類的國家都願意當中國的藩屬國，定期向中國進貢，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認同中國為母國。可是在甲午戰爭中，中國古代歷史上叫做「倭國」的小小島國日本，居然打敗原本敬奉為母國的大清，這極大刺激了大清國民的心理。
於是，原本的東夷小國——日本成為亞洲的第一強國，晚清的士大夫階層，也就是知識分子集團不得不承認日本在軍事上強於中國，制度也比中國先進、中國傳統的華夷秩序觀也開始轉變，中國對日的觀念也隨之發生巨大的改變，曾經為日本文化母國的中國，也不得不向日本請教富國強兵之道了。
在晚清的知識分子中，也在積極探索，為什麽自古以來落後於中國的日本，居然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能戰勝地域遼闊的中國呢？而且，日本與中國都是面臨著被西方列強的船艦利炮開啟國門，喪失國家主權的尷尬境遇。為什麽日本能從困境中走出來，中國不能呢？
為了獲得答案，於是很多晚清知識分子也願意去日本走訪，去日本留學，去日本探索問題的答案。可以說，在清末時候，日本就成為晚清學子與知識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榜樣與值得學習的「三好學生」。
於是，在晚清知識分子中，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主動提出向日本學習，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在中國進行維新變法，當時的戊戌變法幾乎照搬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全部內容。
尤其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勝利，實作了脫亞入歐，以及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戰略目標，這給中國民眾的刺激更大。於是，晚清朝野上下一致認為日本是學習西方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國則采取日本的成功模式，也可以照樣學習日本一樣後來居上。
如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痛感在八國聯軍侵華後，國勢衰微、即將國亡家破。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在1903年留學日本。還有被孫中山稱贊為中國女性模範的秋瑾，憤於庚子之變的恥辱，變賣所有首飾，毅然離開家庭自費留學日本。年輕時候的蔣介石，也是憤恨晚清統治的腐朽，依然剪掉辮子去日本留學。
所以，就在甲午戰敗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896年，中國開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在日俄戰爭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中國赴日留學的人數達到了歷史的巔峰。可看到，中國人對日觀念的變化與仿效日本的學習心理，也是造成留日熱潮的根本原因。
二清末新政使然
清末新政，也必然使清政府派遣很多免學費有生活補貼的公費留學生，去日本留學。
我們先看看，晚清時候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激進知識分子，意識到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在於政治體制。於是，這些知識分子與清政府內部的開明官員，聯手發動戊戌維新運動，目的就是在於學習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制，變革制度，富國強兵。可惜，由於維新勢力的弱小，造成維新運動最終被鎮壓，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最終流亡日本。
可是，令人啼笑皆非，晚清知識分子完成不了的革新運動，卻由八國聯軍侵華完成。八國聯軍侵華，一路燒殺搶劫，慈禧太後被迫西逃，被迫在1901年簽訂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加重了中國社會各種危機。在這一種形勢下，清政府為了取悅於民，被迫做出了各種讓步。
之後，戊戌運動所主張的各項維新內容，都被清政府以辦「新政」的名義揀拾起來。在清末新政的主導下，中國效法日本進行改革的方案更為徹底。新政改革的力度非常大，遠遠超出當年維新派人士的想象。看來，改革有時也要讓敵人去推動，歷史通常就是這麽滑稽。
當時，清朝主張興辦實業，推行軍事改革，也大力推進教育改革。如清朝廢除了隋唐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大力興辦各種學習西學的新式學堂。於是，在神州大地各種為科舉考試應試的私塾廢除，大量的新式學堂興起。但新式學堂講授的都是西學，需要的是新式精通西學的教師，不需要只知道四書五經的私塾先生。傳統私塾先生，也只能講授古文一類的課程，連中小學的數理化都上不了。
剛開始，新式學堂教師的來源很多都是外聘的外籍教師。但是，晚清在華的外籍教師數量都是有限的，聘請外籍教師需要高薪，不能完全滿足新式學堂的師資需要。於是，清政府中比較開明，擁有進步思想的官員，如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看到了派遣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好處。
如張之洞所說的：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是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
張之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強調到國外留學一年，勝過在中國學堂學習三年，可以看到認識學習國外文化對挽救大清的好處。
在清朝官派留學上，為什麽一定選擇日本，張之洞就說：
「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戛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余人,分詣德、法、英諸國……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在這裏，張之洞也提出，派留學生到日本學習的必要性與好處。必要性就是日本也是「小國耳」，與中國一樣也遭受到「西洋」的威脅，卻能「興暴」，這是中國人必需學習的。
同時，張之洞也簡單闡述了到日本學習的好處，如路近節省路費，可以多派遣。而且，距離「華」也就是中國近，考察容易。「東文」也就是日文與中文相近，容易知曉。而且，日本與中國的處境也是一樣。簡單來說，也就是日本的文化制度容易學習。
又如在1905年，浙江選派一百人到日本學習師範。之後，福建、直隸、山西、奉天、湖北、江西、湖南、江蘇、江西等省也派遣大量學生到日本學習師範，回國之後就擔任中國新式學堂的教師。這些留日師範生的存在，不僅補充了國內師資力量的不足，也為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和初級教育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三日本留學的性價比高
俗話說，經濟是基礎。晚清時候學子們去日本留學的性價比高，這也是中國掀起去日本留學浪潮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中國的距離就是一衣帶水，隔著就是一個東海，距離不算遠。在那個沒有飛機航運的時代，從中國坐輪船到日本的費用，絕對便宜過坐輪船去歐美的費用。
而且，當時日本的生活費也是非常低。根據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考證，在清末留日熱的1902年前後，一個日本三口之家的家庭，每個月生活開支大約為24元（日圓）。但是，中國官費留學生，也相當於現代公費留學生，每個月獲得清政府給予的留學費用是33元。可以看到，清末的官費留學生獲得生活補貼，都勝過日本社會中下層人員開支，當時官費留學生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本普通老百姓之上。
在1903年清政府頒布【鼓勵遊學畢業生章程】。在1904年，清政府制定【考驗出洋畢業生章程】，在1905年清政府舉辦第一次留學畢業生考試，透過考試者就給予對應的官職。對於學成歸國者，就根據所學等差，分別給予不同的官階。如在日本普通中學堂畢業，獲得優等文憑者就給予拔貢出身。日本高等學堂畢業，就給予優等文憑者，授予舉人出身。日本大學堂畢業獲得文憑者，就給予翰林出身。
清政府的政策，就是規定日本的公費留學生，根據獲得的文憑，在學成歸國之後，給予不同的獎勵，授予不同官職，這無疑是讀書走仕途的知識分子所向往的。於是，在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十三人學生抵達日本之後，官派留學生的數量也逐年遞增。在1898年增加到幾百人，在1905年前後留日學生人數也將近兩萬人。
當然，清政府的財政資金有限，也不能送出如此多的官派留學生。再加上庚子賠款的存在，國庫虧空，無力資助更多官派留學生，必然也鼓勵民間大量自費留學生去日本。
如在1903年，清政府下令自費留學生只要家長報名，透過省學務處考試，就可以領取政府的咨文出國留學，有關辦事人員也不能做出任何刁難與勒索。之後，清政府也規定，能考入外國大學的留學生，也可以轉為官費培養。當自費生的經費不繼或者因病住院，國家可以給予酌情補助。
自費留學生，透過考試合格者，也同樣授予進士、舉人頭銜。再加上清末廢八股，靠科舉之路進入仕途的路被封死了，知識分子不得不謀求嶄新的出路。晚清的中國很多年輕人，靠著出國留學能求得功名利祿，這也是他們唯一走上鼎峰事業的出路。
清政府的鼓勵政策，也促使很多官宦人家子弟紛紛去日本留學，人數占到了留日總數的將近一半。現在也無法考證當年中國自費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狀況，卻可以肯定，這些自費生很多都是來自於中小地主家庭，有著殷實的經濟後盾，生活狀況也是不是今天自費去日本、去歐美留學的學生能夠比擬的。
如參加孫中山革命黨的留學生在日本的活動情況，以及後來日本留學生的回憶錄，我們都從沒看見過自費留日學生由於經濟原因，被迫輟學或者打工維持生活的文字記載。當時，日本留學生舉辦了許多刊物，如【江蘇】、【浙江潮】，以及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這些刊物創辦的費用，大多數來自留日學生的捐款。可以看到，這些自費留學生除了交學費，生活開支，購買書籍之外，也能有余錢捐款。這也在另一方面證明，這些日本留學生家庭條件殷實，很少為生活經費所累。
晚清政府也打破了封建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理念，有計劃派遣女子赴日本留學。如在1905年湖南選派20名女學生去日本學習速成師範。在1907年，奉天女子師範學堂，派遣15名女學生到日本實踐女校讀師範本科。
此外，清末中國還有幼童、老翁、纏足婦女、父子、兄妹、夫婦等各個年齡層次的人，一起湧向日本留學，使去日本留學取經也成為社會的時尚與風潮。如此多的中國人去日本留學，也是近代世界留學史上的奇觀。
四 日本的政治需要使然
清末中國去日本留學生迅速的激增，還有很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府有意識的引導與倡議。早在1898年，日本駐華使臣矢野文雄就致函給清政府的外交部，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表示日本政府願意承擔中國出洋學生的費用。
俗話說「這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日本願意承擔中國留日學生的費用，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種政治需要。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伴隨著日本在東方的崛起，以及日俄戰爭中沙俄的失敗，西方國家流行一種「黃禍」理論。該理論認為，黃種人與白種人也將會出現一次最後的對抗。
這一種觀點主要散見在西方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的著述與演講之中。如德皇威廉二世，就把日本比作昔日的蒙古。俄國的革命家巴枯寧也把黃種人比喻為「來自東方的危險」。今天我們覺得這一種觀點非常荒謬，可也是反映西方列強一心想當世界老大，對日本迅速崛起都持有擔憂與恐懼心理，自然也想方設法打壓日本，如俄德法三國幹涉日本還遼東半島給中國，就是最好例子。
面對西方列強的打壓，日本政府也不是無動於衷。日本的天皇與最高軍部等朝野上下也都普遍認為，日本為了擴大在世界影響力，應該與大陸的中國結成聯盟。而且，伴隨著俄國在北韓的擴張勢力，在中國強租大連、旅順，使日本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在日俄矛越來尖銳的形勢下，日本也想極力拉攏中國，借此扼制沙俄在中國的東北勢力擴張。所以，當時日本政府感覺到，必需改造與加強對大清帝國的控制，以達到為自己政治目的服務。
為此，日本也是想方設法培養在中國的勢力，施加對中國的影響。當時，日本積極支持中國的戊戌維新運動，幫助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並不是無私幫助中國政治改革，也是為了自己國家利益，乃是比較有遠見的政治投資。
梁啟超創辦的維新派報紙【清議報】的發行，就是透過日本當局幫助的，並且在中國的日本僑民與日本租界中傳播。而且，日本當局對流亡海外武力反抗清政府的孫中山，態度也是非常客氣。雖然日本政府為了不引起清政府的反感，不與孫中山親自接觸，卻指派一些在野的政治活動家與孫中山保持聯系。
日本除了暗中支持梁啟超、孫中山這樣反清的政治活動家之外，也是培養中國駐日留學生對日本的親近感，借此擴大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當時，日本政府官員與教育界都不遺余力來中國遊說晚清政府派留學生去日本。
在1898-1906年，日本為中國留學生開辦了專門的培訓學校，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部，速成科達15所之多。日本教育界也專門為接納中國留學生開辦了一批學校，如日華學堂（建於1898年）、高等大同（建於1899年）、東亞商業（建於1901年）、弘文學院（建於1902年）。著名的黃興、魯迅和陳獨秀曾在弘文學院就讀。
當時，針對中國留學生的日語補習班紛紛開班，很多也是日本政治家也在其中主導。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專門為中國留學生學習軍事，專門開設一所預科學校，叫成城學校。當時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川上操六兼任成城學校的校長，為中國學生學習軍事提供方便。成城學校的學生畢業之後，可以編入日本陸軍充任見習軍官。這學校比較有代表的學生，就是蔣介石。
又如在1899年，由梁啟超向華僑籌款創辦的東京大同學校，其校長由犬養毅兼任。可以看到，中國留日學校都是有日本政治家參與的影子。
五反清的知識分子集團在日本形成
日本培養中國留日學生學習各種專業，最終目的就是培養為日本效勞的奴才，為日本的侵華擴充套件提供各種便利。
但是，日本的如意算盤也打錯了，留日的中國留學生也是有獨立思考能力。如蔣介石一類的留日學生在日本受到日本人的侮辱與蔑視，看到國家強大對民眾的重要性，自然也激發了愛國之心與民族主義思想。
而且，這些中國留學生在相對輿論寬松的日本，接觸了革命思想，感受到西方自由民權思想的進步意義，理解了現代國家、公民等概念，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乃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力量。
於是，這些中國的留日學生逐漸各種推翻清朝，維護民權的愛國團隊，成為排日、反日運動的主力軍。同時，留日學生也想透過革命手段推翻現存的政治制度，以實作中國的獨立、自主與強大。如在孫中山創立推翻滿清統治的同盟會中，留日生占到90%，乃同盟會的主要領導。在廣州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72名烈士中，8名是留日學生。1911年辛亥革命的主力主要由留日學生組成。
可以看到，中國的留日學生從傳統三綱五常的士大夫隊伍中走出來，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政治思想與新的鬥爭方式，形成了當時中國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的存在，改變了傳統中國政治非官既匪的單一模式，為中國帶回了新的政治思想、新的鬥爭方式，最終推翻滿清的腐朽統治，為中國帶來了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