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晚年直言：失去江山恨不得別人，得怪這兩個人
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獲得蔣家授權後，蔣介石的日記手稿終於向公眾敞開大門，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透過這些手稿深入了解蔣介石在解放戰爭初期對其「黨國」失敗的一些內省。
身為舊中國最堅定的保守派之一，蔣介石一直以來都不太願意在自身身上尋找失敗的原因。相反，他往往將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歸咎於各種客觀因素。在他的日記中，曾有對兩位人物的尖銳批評，認為「失去江山竟怨天尤人，而這二人則是罪魁禍首」。
這兩位人物究竟是誰，以及為何蔣介石會將國民黨的失敗歸咎於他們？他們是否真的應該對國民黨的潰敗負有責任？透過蔣介石的日記內容，這一切將得以揭曉。
1948年底，共產黨在軍事上已占據明顯優勢，而國民黨內部開始顯露出分崩離析的跡象。
包括白崇禧、程潛、張軫等眾多國民黨高官紛紛將矛頭指向蔣介石，一致認為當前的困境源自於蔣介石領導的無能，主張蔣介石應對此負責，並先後發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以重新啟動國共談判。
在1948年底，蔣介石派遣張群、張治中、吳忠信會見李宗仁，探詢桂系的底線。得知李宗仁也有下野的意向，並願意擔任代總統以促進和平，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個人的進退細微處，絕不存留猶豫，唯有國民的共同意願至上。」
然而，蔣介石堅決不願放棄權力。在1949年元旦的公告中，蔣介石明確表達了對內戰和和平談判的立場：「我們今天倡導和平，並非逃避戰爭、求和平，而是可與敵戰鬥，也可坐下來和平談判，任由共黨選擇。各位仍需全力以赴，只有在戰鬥中才能找到和平的可能。」
與此同時，蔣介石迅速行動，派遣親信陳誠前往台灣，為可能的最後撤退和未來的「復興」奠定基礎。
蔣介石之所以最終下野，是因為在軍事上遭遇失利，同時受到以桂系為首的反對勢力的「逼宮」，無奈之下不得不做出這一決定。
因此，在元旦文告釋出後，蔣介石告知李宗仁，自己的下台工作需要一定時間，不能草率行事，以免對未來產生不良影響。他還勸告李宗仁稍安勿躁，力圖拖延時間，為下野後的局勢謀劃布局。這包括對各綏靖公署領導人的新任命，緊急將各大銀行的資金調往廣州，以防止國庫中的外匯和黃金落入李宗仁之手。
因此可以明顯看出，蔣介石之所以最終被迫下台，並非是出於他個人的真實意願。
一直以來，蔣介石和李宗仁這對「結義兄弟」一直都是「生死冤家」。蔣介石的一生經歷了許多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而由李宗仁領導的桂系則是與蔣介石長期競爭、實力最強大的一個地方派系。蔣介石一直將李宗仁視為眼中釘，一直期望能夠擺脫這個隱患。
在蔣介石和李宗仁首次見面的時候，可以追溯到1926年春。當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的李宗仁首次在廣州見到了蔣介石。
對於蔣介石的初印象，李宗仁曾這樣對白崇禧說：「蔣先生勁氣內斂。古人有一句諺語，叫做‘共患難易，同安樂難’，像蔣先生這樣的人恐怕在共患難中也不容易相處！」在北伐時期，蔣介石對李宗仁非常拉攏，主動提供第七軍步槍1000支、重機槍4挺以及20萬元的軍費。同時，他提拔白崇禧為代總參謀，讓李宗仁和白崇禧深感感激
為了爭取桂系的支持，蔣介石采取了江湖上的一些手段，打算與李宗仁「換貼」，結為兄弟。
為表達誠意，蔣介石親自書寫了一份「蘭譜」送給李宗仁。除了寫有自己的生辰八字外，上面還附有四句誓詞：誼屬同誌，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這份蘭譜由蔣中正和當時的妻子陳潔如簽名落款。
到了1926年底，蔣介石的野心逐漸顯露。他公然違反國民黨的決議，堅持要將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因此，隨後蔣介石被免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僅保留北伐軍總司令一職。
在這一時期，蔣介石尚未嶄露頭角，迫切需要得到手握軍權的將領的支持，於是將目光投向了李宗仁。
這段時間成為蔣介石和李宗仁生平唯一的「蜜月期」。李宗仁公開站出來支持蔣介石，與蔣介石共同攜手邁上了同一條船。
隨著桂系力量的不斷壯大，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他曾透過秘信向何應欽傳達了制定剿滅桂系計劃的意圖。然而，不知何故這一訊息傳到了李宗仁的耳中，導致兩人之間產生了嚴重的裂痕。
與此同時，孫傳芳率領重兵對蔣介石的軍隊展開反攻。蔣介石迫切向李宗仁請求援助，但李宗仁卻置若罔聞，拒絕提供援手。蔣意識到這是桂系在逼宮，無奈之下只得做出下野的決定。
1927年12月，在重新擔任國民黨領袖的會議上，蔣介石一直懷有對桂系報復的念頭。
為了自保，李宗仁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發起了反蔣的運動，導致了「中原大戰」的爆發。隨著張學良率兵投向蔣介石一方，地方派系企圖奪取權力挑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這場戰爭最終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
隨後，李宗仁退守廣西，與廣東的陳濟棠合作，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李宗仁在廣西逐漸恢復了元氣。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和李宗仁摒棄過往的恩怨，再度合作。在抗戰中，李宗仁以其卓越戰績著稱，先是在台兒莊大捷中立下赫赫戰功，隨後在棗宜會戰中再次取得勝利，為他贏得了全國範圍內的聲望，令蔣介石頗感忌憚。
然而，到了1943年9月，蔣介石卻將李宗仁「提拔」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駐漢中行營主任，卻同時剝奪了他的指揮權。隨後，李宗仁被調任為北平行轅主任，從此失去了與蔣介石較量的實力。
1948年3月29日，李宗仁不顧蔣介石的警告，參與競選，引發了二人之間矛盾的再次激化。
那麽，為何李宗仁的此次競選會引起蔣介石如此的憤恨呢？原因在於全面內戰爆發後，蔣介石的軍隊屢遭打擊，國統區人民掀起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浪潮，蔣介石在軍事和政治上連連失利，統治局勢岌岌可危。
面對大勢不妙，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采取了「下野」的策略。這次「下野」是蔣介石為擺脫內外困境而采取的手段，也是他與李宗仁爭鬥白熱化的體現之一。
蔣介石的「下野」一直是桂系期待已久的，當李宗仁上任時，蔣介石甚至曾考慮過透過某些手段消除李宗仁，但由於形勢急劇惡化，未能實施。
就任代總統後，李宗仁向中共發出致電，表達願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條條件開始和談。然而，由於蔣介石的反對，導致和談最終破裂。為了削弱李宗仁的影響力，蔣介石親自下令將中央銀行的黃金和銀元全部運往台灣，透過經濟手段限制了李宗仁的行動空間。
在長江防線上，蔣介石主張放棄南京，將防守重點放在上海。這一決策一方面是為了搶運上海的戰略物資，為未來反共行動積累資本；另一方面，他希望英美能夠出面幹涉，維護在上海的利益；同時，蔣介石也不願意看到桂系真的堅守南京，以免與中共在"劃江而治"的問題上發生分歧。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前往美國；不久後，蔣介石在台灣召開"國民大會"，罷免了李宗仁的職務。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才毅然回到祖國。
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對於李宗仁帶頭"逼宮"，迫使其下野，並奪取職權的行為，蔣介石表達了深深的仇恨。他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德鄰專以民主自由名詞，為其討好、投降中共之準備，是亦其淪陷政府基礎唯一之方針。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計及耳！」
李宗仁回到祖國後，當被問及與蔣介石的關系時，毫不猶豫地說：「他有許多缺點。我們都是失敗者。我由於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誕生了。」
除了與蔣介石長期對抗的李宗仁，蔣介石口中的第二個「罪魁禍首」就是美國派遣來的「欽差大臣」馬歇爾將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既有實作和平的歷史機遇，又被內戰的陰影籠罩。為了維護美國在華利益，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馬歇爾為特使，前往中國進行調解。
當時的中國局勢異常復雜。盡管簽署了「雙十」協定，蔣介石仍然大舉進攻解放區，試圖迅速控制華北和東北。與此同時，共產黨切斷了華北的主要交通線，迅速向東北推進，阻止了蔣介石進入東北的企圖。在這種情況下，馬歇爾的到來成為全世界關註的焦點，他被期望能夠調解國共沖突。
美國派遣馬歇爾赴華調停，是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打壓共產黨的政策的延伸。美國認為，支持蔣介石政府是其對華政策的核心。為實作這一目標，必須設法制止中國內戰，確保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
作為一種妥協，馬歇爾的任務也包含其他方面的使命。美國清楚地知道，不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中國的和平將無法實作。而這種妥協的關鍵在於蔣介石，因此在必要時，馬歇爾應該竭盡所能，迫使蔣介石做出一些讓步。
馬歇爾抵達中國後，國共兩方各派一名代表與馬歇爾組成了三人小組，負責調解停戰問題。
在這個三人小組中，國共雙方的立場非常尖銳。
顯然，馬歇爾是有備而來的。他提出了一份停戰令草案和建立軍事調解執行部的具體計劃，準備透過停戰、政治民主化和統編軍隊三個步驟來完成他的使命。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中國的威望達到了巔峰。因此，在馬歇爾到來之前，蔣介石頗為得意，認為由自己主導戰後中國局勢是理所當然的。
得知美國派來的「欽差大臣」是馬歇爾後，蔣介石內心並不快樂。這是因為在二戰期間，馬歇爾在與蔣介石沖突中是史迪威的堅定支持者。史迪威曾評價蔣介石政府「為蓋世太保和特務所把持」，而馬歇爾對此表示贊同。
因此，對於馬歇爾的到來，蔣介石內心並不是十分歡迎的。
杜魯門對馬歇爾極為重視，曾明言：「解決中國局勢的人，非馬歇爾將軍莫屬，他是為數不多的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的人之一。」
馬歇爾到達中國後，直言不諱地告訴蔣介石，美國將中止援助國民黨軍隊運送至華北的行動，暫停向國民黨提供新的大規模貸款，只有在政治解決方面取得成果後，美國才會「繼續對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和經濟支持」。
共產黨在停戰協定簽署和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方面表現出極大的誠意。在馬歇爾的調解過程中，他們做出了許多讓步，旨在實作和平。停戰協定簽署後，中共中央準備全面合作，甚至明令各部隊嚴格遵守停戰協定。
當然，中共中央同時警告全黨，蔣介石尚未垮台，他不會真正轉變成為民主派，「在武裝鬥爭基本結束後，政治鬥爭與秘密的特務鬥爭必將更加激烈。我們必須學會這些對我們來說並不十分熟悉的鬥爭形式，否則我們將會失敗。」
然而，在馬歇爾調解的同時，國民黨的企圖已經顯露無遺。蔣介石對此感到極度反感，甚至將馬歇爾視為「共黨所不敢提者」，指示手下與馬歇爾虛與委蛇，一直不願做出真正的讓步。
從1946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東北休戰問題上，國民黨堅持無理的要求，導致調解長時間停滯。盡管馬歇爾多次致電蔣介石，但國民黨於7月12日發動全面進攻。
面對這一局面，馬歇爾感到十分緊張，於7月18日至9月13日多次與蔣介石商談停戰問題，堅定地重申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進行政治解決國共爭端。
然而，到了1947年1月8日，對於兩個關鍵問題——共產黨交出軍隊及解放區和國民黨進行改革，馬歇爾不得不承認調解失敗，迅速收拾行裝離開了中國。此後，美國拋棄了政治解決中國問題的政策。
蔣介石對於「徹底消滅」共產黨似乎抱有必勝信念，他自以為可以輕松擊敗共產黨。然而，這一次，蔣介石徹底判斷錯誤了。
最初，蔣介石將馬歇爾僅視為美國派來支持他的「欽差大臣」，卻沒想到這位「欽差大臣」卻常常對他指手畫腳，認為他「受共黨包圍與宣傳，中毒已深」。馬歇爾並未成為國民黨的有力助手，反而在各方面「唱反調」、「幫倒忙」，使國民黨陷入不利境地。
蔣介石最為難以容忍的是，馬歇爾威脅美國政府將以美援為交換條件，要求國民黨進行改革，並與共產黨妥協。因此，蔣介石多次對馬歇爾「幹涉中國內政之舉深感不滿」。
直至蔣介石去世，他依然沒有意識到，他的失敗不僅僅是由於在中國推行統治，而不是黨內派系之爭，也不是因為馬歇爾未能為他說話。他將責任歸咎於李宗仁和馬歇爾，這實際上是老蔣一貫的作風。而對人民的呼聲置之不理，堅持發動內戰，使得老蔣晚年是否進行過反思，是否認識到民心所向才是勝利的關鍵，尚屬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