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成軍之初，編制有四個支隊八個團隊，這就是常說的新四軍八個老團。但是，也有人會說，南方紅軍遊擊隊整編為新四軍後，明明是十個團，八個老團的提法是錯誤的。
關於這個問題，須得追根溯源，將歷史的脈絡厘清了才能明了。
新四軍先成立軍部，後整編部隊
1937年10月12日為新四軍成立紀念日。這一天，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轉發了蔣介石透過其侍參室於10月6日發出「魚侍參京電」（魚是韻目代日，指6日），正式公布了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部隊由整編的南方紅軍遊擊隊組成。因為這個公布的這個電文，全國第一次知道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有了新四軍這個正式番號的記錄，而且軍長是北伐名將葉挺。
這個時候，南方紅軍遊擊隊還未整編，新四軍不僅沒有部隊，也沒有指揮機關，有的只是一個公開合法的番號，以及一位軍長。前文也論述過，之所以10月12日被認定為新四軍的「生日」，並不是因為國民黨將新四軍成立、葉挺任軍長公之於眾，而是中共中央已開始考慮將南方紅軍遊擊隊整編為一個軍這個方案。直到這個時候，葉挺這位軍長還未得到我方的認可。
10月初，葉挺在南京同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博古（秦邦憲）、葉劍英商談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事宜。
10月30日，張聞天、毛澤東關於南方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問題給博古、葉劍英發出電報，重申了改編工作的原則，給出了具體的指導：「反對國民黨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為一軍，以葉挺為軍長（待考慮），項英為副軍長」，「反對國民黨插入任何人」，「以四個月為清理時間，任何遊擊隊區均須黨中央派人親去傳達，然後集中」等等。
1937年10月下旬，葉挺從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出發，啟程前往延安， 向中共中央請示新四軍的組建工作 。11月3日，到達延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就國際國內的形勢、抗日戰爭的發展趨勢、國共合作抗日中的方針政策、南方紅軍和遊擊隊如何集中改編、改編後的幹部配備等，和葉挺進行了深入交談。葉挺表示完全同意中央關於南方紅軍和遊擊隊集中改編和主要幹部配備的方案，並一定盡最大努力去做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工作，落實中央的意見。會談後，毛澤東和葉挺到中央大禮堂參加歡迎大會，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宣布葉挺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 葉挺發言表示：一定遵照中國共產黨所指示的道路，堅決抗戰到底！
11月6日，毛澤東就新四軍的編制和幹部配備等問題致電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駐寧代表博古（中共中央代表）、葉劍英（八路軍代表），通報了和葉挺會談的情況及結果，決定：「新四軍隸屬八路軍，編兩師四旅八團，擬項（英）副軍長，陳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參謀長。軍（部）暫住武漢，南昌、福州設辦事處」等。
鑒於南方紅軍和遊擊隊活動的8個省的遊擊區，有7個與江西互相聯系，為了便於集中改編和就近指揮抗日，經考慮後毛澤東又於11月8日致信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和八路軍負責人，提出了新四軍「軍部第一步設南昌」的意見。
這裏有兩個事情，第一是由於這兩封電報，以及之後新四軍部隊集結整編時軍部在南昌，很多人都誤以為新四軍軍部是在南昌成立，這個是錯誤的。事實上新四軍軍部成立於武漢，雖然時間很短就移往南昌。第二個事情是，葉挺提名北伐時的老部下周士第擔任新四軍參謀長，這個要求被非常警覺地婉拒了，理由是周士第正在前線協助賀龍師長指揮作戰，離不開。
11月7日，項英奉命到達延安，和正在延安的葉挺第一次見面，一起商談了新四軍的組建問題。
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南方紅軍、遊擊隊分散在十幾個遊擊區，而且就算是在遊擊區，也是分散活動，而且，一些國民黨頑固派在旁虎視眈眈，集結的時候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慘重的損失（如漳浦事件），因而，中央與葉、項討論的初步意見是，先籌備軍部，與國民黨談判新四軍的整編和編制、軍費、裝備等事宜，後集結整編部隊。
11月12日，葉挺從延安回到武漢。第二天，葉挺第一次 以新四軍軍長的身份對報界發表談話，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表示要抗戰到底。
10月2日，蔣介石給葉挺發了新四軍軍長的委任狀。10月12日，國民黨將葉挺任新四軍軍長之事公布。然而，「濃眉大眼」的葉挺竟然沒有對委員長感激涕零，反而跑去延安求見毛澤東，得到中共的認可後才去見記者確認自己擔任了軍長一事。這讓老蔣很惱火。
11月21日，蔣介石電召葉挺赴南京。葉挺到南京後，和葉劍英一起面見蔣介石，向蔣介紹了中共提出的新四軍的改編方案、意見和要求，卻遭到蔣介石的極力否定——蔣某人也是有脾氣的。葉挺遂毅然提出辭職。蔣介石慌忙「挽留」，又讓葉挺找陳誠「商量」。
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軍的編制等方案，葉挺一面透過「八辦」博古、董必武、葉劍英等將掌握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匯報請示，一面積極奔走於國民政府各部門、各戰區之間，要求他們給予支持。
11月下旬，葉挺從南京回武漢。 葉挺依據毛澤東致博古新四軍「軍（部）暫駐武漢，南昌、福州設辦事處」的電文指示，開始籌建軍部。
新四軍軍部成立
成立軍部，第一件事是為軍部選址。
葉挺考慮，軍部要離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近。當時中共中央已經在漢口中街89號設立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不久中共長江局也設在辦事處裏面，王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也在那裏居住、辦公。新四軍軍部若能靠近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上聯系起來更方便。
最終他看中了漢口日租界大和街26號（現為 漢口勝利街332-352號） 的一幢作為敵產被查封的日式住宅樓。這座兩層小樓距離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步行只要幾分鐘。葉挺親內建人開鎖啟封，掛上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牌子（籌備處）。
關於」八辦」，有一件趣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高級軍官是有軍銜的，師長、副師長為中將，總部高級參謀、師參謀長、旅長為少將，旅參謀長、團長為上校。我軍的傳統是官兵一致，平時，八路軍幹部是不佩戴軍銜的，只是在一些特殊場合因工作需要方才掛上軍銜標誌。「八辦」裏面，周恩來、葉劍英兩人掛中將軍銜，還有四位少將高參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看到此種情形，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對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從這幅對聯來看，王明還是有些文采的。但也能看出，王明那時的地位之高。
六人中，周恩來在52年軍隊評級時為軍委副主席，53年軍銜鑒定為元帥；葉老帥就不用說了；另外四人，李濤52年軍隊評級正兵團級，張經武52年軍隊評級副兵團級，另兩人都是準兵團級別，53年軍銜鑒定李濤為上將，另外三人為中將。
下圖，1937年12月，長江局領導人與新四軍部份負責人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前合影。右起：項英、曾山、周恩來、秦邦憲（博古）、王明（陳紹禹）、葉劍英、張雲逸
項英到延安後，先是看檔，了解黨的政策，然後參加了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作了【三年來堅持的遊擊戰爭】的發言，並匯報了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籌備情況。中央對於項英、陳毅等堅持南方遊擊戰爭給予了充分肯定。
12月，淞滬會戰敗局已定，南京岌岌可危，蔣介石急於在江南開辟敵後戰場，又聯絡葉挺，催促他加快將南方紅軍和遊擊隊改編成新四軍。11日，葉挺致電毛澤東反映這一情況。毛澤東接到葉挺的電報後，交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了南方紅軍和遊擊隊的工作和新四軍的改編問題，明確規定了新四軍的發展方向、方針政策和組織領導。會議作出決定： 撤銷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以項英、曾山、陳毅、黃道、方方、塗振農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項英為書記，曾山為副書記。新四軍軍分會以項英、陳毅、張鼎丞、曾山等為委員，以項英為書記，以陳毅副之。 同時決定新四軍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長江局就近指導。
當日，毛澤東、項英就新四軍的編制等問題，聯名致電葉挺，對新四軍的改編、堅持黨對新四軍的領導、新四軍集中改編後立即開赴抗日前線以及維護兩黨的團結等問題作了答復。
這裏就要明了幾個問題。
古田會議後，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軍原則是黨指揮槍。新四軍軍分會是黨在新四軍的最高權力機構，陳毅雖然未在軍部任職，只是新四軍第一支隊支隊長，但是在黨內，他實際上是新四軍的二號人物。新四軍軍分會的上級是 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是中共中央長江局，也就是說，新四軍受在延安的黨中央和東南分局、長江局的雙重領導。就黨內職務而言，東南局副書記曾山（後又增加一副書記饒漱石）是高於陳毅的。所以在皖南事變突圍無望時，饒漱石（此時是在石井坑包圍圈中黨內最高職務者）讓葉挺下山找國民黨軍談判，葉挺雖知此時去談判已不可能談出結果，但仍然表示「黨叫我去，我就去。」
新四軍成立初期，長江局的書記是王明，職務比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都高。王明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可見，項英的很多思想其實是受到了王明的影響，從組織原則上說項英似乎也並無多大錯，畢竟王明是離得最近的直接上級。但項英其實還是大錯特錯，雖然王明是長江局的領導，但是長江局也必須接受黨中央的領導。
按照毛澤東的電示，葉挺一面在武漢四處奔走，大力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新四軍廣攬人才、籌集經費和軍需物品，一面呈請中共中央派幹部到新四軍工作，以充實新四軍的幹部隊伍。
12月23日，項英率賴傳珠等一批派往新四軍工作的幹部抵漢口，受到葉挺的熱情接待。當晚，中共中央長江局在「八辦」召開會議，會後，項英從「八辦」來到「新四軍籌備處」，與葉挺會面，商談新四軍的籌建問題。透過交談，統一了同國民黨談判新四軍組建方案的認識：先組建新四軍軍部，隨後集中改編南方紅軍和遊擊隊；軍部在漢口成立後，迅速遷往南昌；按照國民革命軍的統一規定設定新四軍軍部，但要擴大政治工作機構；軍部各機構及下屬組織主要領導幹部的配備等（軍部設司令部和政治部，司令部設參謀處、秘書處、副官處、軍需處、軍醫處、軍法處和兵站處；政治部設組織部、宣傳教育部、民眾運動部、敵軍工作部、戰地服務團）。
24日，葉挺、項英聽取了賴傳珠關於軍部現有幹部的情況和工作布置方案的匯報。
1937年12月25日，在葉挺、項英、張雲逸的主持下，新四軍軍部在「新四軍籌備處」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擬任參謀處長賴傳珠、軍需處長葉輔平、軍醫處長沈其震、組織部長李子芳、民眾運動部副部長余再勵、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 還有部份遊擊區的主要領導人 ，共數十人。會上，葉挺、項英分別報告了組建中的新四軍所面臨的形勢任務、抗戰的形勢和上海及南京失陷的經過和原因，並部署了當前的工作。
會後，「新四軍籌備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部宣告正式成立。
新四軍八個老團代號，合起來是一句口號
新四軍軍部成立後，葉挺、項英、張雲逸等一方面電召湘鄂贛、鄂豫皖、豫鄂邊等地的紅軍和遊擊隊負責人到武漢商談改編事宜，一方面抓緊落實新四軍的改編和組建工作。經多方商量，敲定了新四軍的組建方案，並將此方案向中共中央長江局進行了匯報。
長江局和葉挺、項英、張雲逸經反復研究，在堅持共產黨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國民黨不派人到新四軍的原則下，對新四軍的編制做出了讓步，即放棄了原來「兩師四旅八團」或「兩個縱隊七個支隊」的編制，以及新四軍隸屬於八路軍的要求，同意江南部隊暫歸第三戰區、江北部隊暫歸第五戰區指揮等，形成了同國民黨當局談判的組建方案。
12月27日，項英就新四軍的編制和主要幹部的配備致電毛澤東、張聞天。
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準新四軍編4個支隊和支隊以上幹部人選。主要幹部為：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為副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4個支隊的主要幹部是：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軍部主要幹部是：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賴傳珠，軍法處處長李一氓，副官處處長黃序周，軍需處處長葉輔平，軍醫處處長沈其震，政治部秘書長黃誠，組織部部長李子芳，宣傳部部長朱鏡我，民運部部長鄧子恢（兼），敵工部部長林植夫，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稍後成立教導隊，後改為教導營，之後升級為教導總隊，隊長由周子昆兼任。
12月29日，項英致電中央，就同鄂豫皖等部紅軍和遊擊隊負責人商談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的意見進行了匯報，並對江南其他紅軍和遊擊隊的集中改編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38年1月2日，鄂豫皖、湘鄂贛等八個遊擊區的紅軍和遊擊隊負責人離漢。
1月4日，項英率領近60名新四軍軍部的工作人員從武漢乘坐輪船前往江西九江，再由九江轉乘汽車於6日晚到達南昌的新四軍首長和參謀處駐地。項英等率新四軍軍部離開武漢後，葉挺繼續留在武漢辦理同國民黨當局交涉增加新四軍經費和幹部任命等事宜，直到1月下旬才離開武漢前往南昌。
1月28日，【新華日報】在頭版刊登了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啟事：「本軍奉命即行整編出發，軍部當即移駐南昌。前漢口大和街廿六（26）號軍部即行結束，以後駐漢辦事處事宜，委托八路軍駐漢辦事處錢（之光）處長代辦。所有一切公文、信電，請逕投南昌三眼井本軍部為荷。」
1938年1月初，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核準了中共提出的新四軍支隊以上幹部的名單及編制、薪餉等。1月8日，何應欽核定了新四軍組建方案。
中共中央長江局遂即將何應欽核定的新四軍組建方案和編制情況向中央進行了匯報，並在電報中說：「要葉挺繼續向陳誠請求增加經費至少十萬以上及發表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等委令。陳誠已調回武漢，東線由顧祝同負責，將來新四軍行動另與顧商量。」
1月16日，新四軍領導人決定將全軍整編為8個團隊：（1）傅秋濤部編為第一團隊，譚余保部及贛南編為第二團隊，皖浙贛邊編為直屬大隊，合為第一支隊。（2）張鼎丞鄧子恢部編為第三團隊，閩西南編為第四團隊，合為第二支隊。（3）黃道部編為第五團隊，葉飛部編為第六團隊，合為第三支隊。（4）高敬亭部編為第七團隊，周駿鳴部編為第八團隊，合為第四支隊（【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141—142頁）。
根據新四軍的編制，屬於「遊擊軍」性質，編制人數可大可小，而新四軍的軍費與八路軍的一個師相同均為一萬五千元，僅僅多了一千元的軍部經費，。按照實際編成情況，紅軍主力改編八路軍時，一個團的人數即達三千多人，比新四軍的一個支隊人數還要多。因而，新四軍雖然是一個軍，但實際上僅相當於八路軍一個師。
既然屬於遊擊軍，其編制就與八路軍的正規陸軍編制不盡相同。根據實際情況，新成立的新四軍軍部決定將南方八省十五個遊擊區的十四個（海南瓊崖縱隊未參與整編）的革命武裝整合為四個支隊，每支隊下轄兩個團隊。這個方案是經與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領導反復研究，並報請中共中央獲得批準，以此方案為基礎，葉挺、項英等與國民黨方面談判，並達成一致。
在新四軍成立初期的歷史文獻中，支隊下轄的單位叫「團隊」而不是「團」。「團隊」這個稱謂非常具有靈活性，可大可小，但總體上，團隊的層級大於團。
這八個團隊與南方紅軍遊擊隊的關系為：
第一團隊，代號「保」，由湘鄂贛紅16師（轄46、47團、48團）余部及遊擊隊編成。團長傅秋濤（兼）、副團長張正坤（後江渭清）、團參謀長王懷生、政治處主任鐘期光。其中：1營長熊應堂、教導員魏天祿；2營長吳詠湘、教導員汪克明；3營長丁麟章、教導員張藩。代表人物湘鄂贛邊省委書記傅秋濤、徐彥剛。
當時，在湘鄂贛邊省委管轄下，有一支由中共贛北工委領導的紅軍遊擊隊，擁有四百多名隊員，並配有重機槍2挺，輕機槍18挺，迫擊炮4門，領導人劉為泗。但是在組建新四軍時，湘鄂贛軍區紅16師政委明安樓、省蘇維埃部長林海清，奉命到贛北會見劉為泗，由於情況不明且疑心太重，被當作叛徒殺害。
明安樓與徐彥剛（紅16師師長）一樣，是紅軍優秀的將領，為革命出生入死做過很大貢獻。明安樓等人被殺後，傅秋濤不再派人與劉為泗聯系。
此後，劉為泗也知道自己殺錯了人，但大錯已經鑄成，只得自行按照黨的政策，於1938年6月，先後與國民黨吳奇偉部和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第三縱隊司令鐘石磐談判達成協定，贛北紅軍遊擊大隊改編為贛北抗日遊擊大隊。
從1938年7月到1939年2月，贛北抗日遊擊大隊對日軍作戰數十次，共擊斃日軍五百余人，打傷數百人，活捉十余人，繳獲長短槍三百多支，迫擊炮4門、輕機槍15挺、子彈數萬發。
1939年2月24日，鐘石磐率部制造了「岷山慘案」，贛北抗日遊擊大隊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被剿滅，劉為泗、田文灼等贛北工委領導和遊擊隊負責人幾乎全部被殺害。一個月後，崗村寧次占領南昌。
第二團隊，代號「持」，由湘贛（湘贛紅色獨立團）、贛粵（紅24師70、71團和獨立6團余部 → 北山、油山、信康贛、三南紅軍遊擊隊）、皖浙贛（紅10軍、紅10軍團余部）、湘南（紅6軍團余部、湘南紅軍支隊）。
團長張正坤、副團長劉培善、參謀長王必成、政治處主任肖國生。其中：湘贛→ 2團1營：營長段煥競、政委李忠民；贛粵 → 2團2營：營長廖昌金、教導員張順龍；皖浙贛、湘南→ 2團3營：營長熊剛、教導員王豐慶。代表人物項英、陳毅、譚余保、關英等。
第五次反圍剿，原皖浙贛省委書記曾洪易被來勢洶洶的敵人嚇破了膽（後叛變），被撤職後由 關英代理書記，後經中央同意正式 接任省委書記。
江西懷玉山，粟裕帶的先遣隊突破了敵軍封鎖線，然而，方誌敏發現紅十軍團主力沒有跟上，遂返回尋找，才得知軍團長劉疇西顧念戰士們行軍疲勞，決定休息一晚再行動。待到方誌敏做通了劉疇西的工作，部隊再繼續行動時，時機已錯過，敵軍連夜趕到，封閉了包圍圈。最終，紅十軍團遭遇失敗，方誌敏、劉疇西等被俘後英勇就義。
獲悉紅十軍團失敗的訊息，關英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決定 將紅10軍團突圍出來的部隊和紅30師第1團共500余人，編成紅軍挺進師，由師長粟裕、政委劉英帶領，挺進浙西南，開辟新蘇區，省委帶獨立團和直屬遊擊隊就地打遊擊。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實行北和南剿，1937年2月，獨立團遭遇國民黨正規軍14個團圍攻，部隊被打散。此時關英正在生病，而他又是紹興人，口音很重，難以在贛東北開展隱蔽工作，不得已帶著警衛員以上海客商身份開了個油坊隱蔽起來。
遊擊隊集中整編為新四軍時，黃道得知在贛東北還有一支由遊擊隊，有數百人，由楊文翰、裴月山領導。曾經連續派了三批人員去聯系，均被當作叛徒殺掉。1938年5月，關英在南昌找到新四軍駐 贛辦事處，東南分局委員兼辦事處主任黃道（1939年被國民黨特務毒殺）聽取完匯報後交給關英一項任務，前往贛東北傳達中央指示。
楊文翰早年受方誌敏影響參加革命，對方誌敏感情很深，所部又多是遭遇嚴重失敗的紅十軍余部，對國民黨的仇恨很重，加上之前被國民黨欺騙下山集結，被伏擊損失了十余人，懷疑心很重。關英曾是楊文翰的上級，然而關英在獨立團失敗後隱蔽了一年多，這次又以上級領導的身份與之談話，要求楊文翰服從上級決定，態度生硬，反而更加重了楊文翰的懷疑。最終悲劇發生，關英被殺。
此後，黃道再未派人前去與楊文翰聯系。楊文翰部高舉紅旗，繼續堅持遊擊戰，到1943年4月，由於叛徒出賣，楊文翰被捕犧牲。解放後，關英和楊文翰均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與關英相比，陳毅做工作的水平明顯要高一籌，能說會道，不然也差一點被譚余保當作叛徒殺掉。
第三團隊，代號「發」，由閩西(紅軍獨立8、9團和19、20團余部)、閩贛（瑞金、武陽、桃古紅軍遊擊隊→汀瑞紅軍遊擊隊）編成。團長黃火星、副團長邱金聲、參謀長熊夢輝、政治處主任鐘國楚。代表人物張鼎丞、鄧子恢。
特別要提到汀瑞紅軍遊擊隊，他們活動的區域在福建汀州和江西瑞金，這是中央蘇區的核心地帶。1937年9月，他們伏擊了國民黨專員的汽車，從繳獲的檔才得知統一戰線形成。由於國民黨抗議，項英、陳毅方才得知此地還有我軍的一支武裝。後國民黨軍大舉圍剿，項英指示他們向閩西突圍，後改編為第三團隊2營，營長楊洪才、副營長鐘德勝。
第四團隊，代號「揚」，由閩粵（閩南獨立紅3團）、閩西（南）（獨立紅9團→紅軍遊擊4、5支隊）、浙南（紅7軍團、10軍團余部→紅軍挺進師）編成，代表人物粟裕、劉英、譚震林、何鳴（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紅3團團長，1938年6月因漳浦事件所犯錯誤被處決）。
團長盧勝、副團長葉道誌、參謀長王勝、政治處主任廖海濤。其中：閩粵→ 4團1營，營長池義標、教導員廖成美；閩西（南）彭勝標一部 → 4團2營：營長陳連增（24軍軍史作「陳 麟振」）（後黃玉庭）、教導員 黃慶余（24軍軍史作「黃慶義」）（後彭勝標）；浙南→ 4團3營：營長李坤、教導員劉亨雲。
閩南獨立紅3團有一千余人，由於何鳴的錯誤，全部被繳械，僅副團長盧勝、參謀長王勝率一百余骨幹赤手空拳跑出。此後，經中國共產黨政治交涉，國民黨雖然答應歸還人槍，但實際上國民黨軍157師只歸還了少部份。整編為新四軍時，重新發展起來的紅3團僅300余人。
第五團隊，代號「革」，由閩浙贛邊（閩北紅軍獨立師）編成，團長饒守坤、副團長曾昭銘、參謀長桂逢洲、政治處主任劉文學。代表人物黃道、曾鏡冰。
第六團隊，代號「命」，由閩東（閩東紅軍獨立師）編成，團長葉飛、副團長阮英平（後吳焜）、參謀長黃元慶、政治處主任阮英平。代表人物陳丕顯、葉飛。其中：1營營長陳挺；2營營長沈冠國；3營營長黃培松。
第七團隊，代號「傳」，由鄂豫皖紅28軍編成。團長楊克誌、政委曹玉福、參謀長林英堅、政治處主任胡繼亭。代表人物高敬亭。需要註意的一點是，楊克誌曾是高敬亭的警衛員，曹玉福、胡繼亭是高的秘書。
第八團隊，代號「統」，由豫鄂邊紅軍獨立團編成。團長周駿鳴、政委胡龍奎（後林凱）、參謀長趙啟民、政治處主任徐祥亨。代表人物張星江（豫鄂邊省委書記，1936年犧牲）、周駿鳴。
這八個團隊的代號合起來就是：保持發揚革命傳統！這就是新四軍八個老團的來歷。
除上述八個團隊，另由閩中（閩中工農遊擊2支隊）、湘南（湘南赤色遊擊隊3大隊）遊擊隊編為新四軍特務營。特務營營長邱玉權（1946年6月犧牲），教導員陳茂輝（55年少將）。
四支隊為什麽編了四個團
1937年7月15日，在博古、葉劍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政府方面的同一天，高敬亭致函衛立煌，由此開啟了嶽西談判。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縣花山寨舉行第十四次常委會議，會議討論了程子華帶來的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決定率紅二十五軍西征，以策應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由於軍情緊急，沒有來得及通知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書記高敬亭。
高敬亭將為掩護主力轉移和護送傷員留在皖西的三個不同建制的連隊，同原來堅持皖西的紅八十二師部份隊伍合並成立紅二一八團，主動承擔起保衛鄂豫皖蘇區的責任。1935年2月，高敬亭將皖西紅218團和鄂東北獨立團合編，第三次重組紅二十八軍，設紅82師，轄244團三個戰鬥營和一個特務營，並成立軍直屬手槍團，全軍共1400余人，高敬亭任軍政治委員。
不可否認的是，高敬亭在紅軍時期，特別是堅持三年遊擊戰爭，功勞很大，但是他也犯有很大錯誤。
高敬亭1929年參加革命，資歷並不老。張國燾來到鄂豫皖後，大搞肅反，殺害了很多很早就參加革命，革命意誌堅定，黨性強，能力強的幹部，由此樹立起個人權威。註意看一下紅四方面軍出身的幹部，徐帥幾乎成了碩果僅存的接受過黃埔正規軍事教育的幹部。高敬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被張國燾火箭提拔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的高位。
三年遊擊戰期間，高敬亭在指揮紅28軍反清剿作戰的同時，仍然繼續推行張國燾的那一套肅反方針，很多好幹部被殺，對內搞家長制，幹部任用不透明。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就妄圖搞槍指揮黨。這一條高敬亭學得很像。
鄂東北獨立團是鄂豫皖省委領導下的鄂東北道委領導的地方紅軍部隊，曾經數次重建。紅二十五軍西征時，鄂東北獨立團奉省委命令編入紅二十五軍，這從組織原則上沒有問題。獨立團走後，鄂東北道委又重建了獨立團。皖西北道委與鄂東北道委屬於平級，高敬亭帶218團從皖西北來到鄂東北，將鄂東北獨立團編入，重組紅二十八軍。從集中力量更好地打擊敵人的角度出發，似乎也沒什麽問題，但免不了「吞並」的嫌疑。
此後，鄂東北獨立團又經歷了三次重建，第一次重建部隊被打散後，原來的老團長熊先春（1926年黨員）奉命再次組建獨立團。部隊剛有所發展，高又祭出肅反這一招，熊先春先是被撤下來任道委交通隊隊長，後在即將處死前，經老戰友勸說被迫離隊，獨自開展革命鬥爭。1936年2月18日，被數百敵人包圍，壯烈犧牲。
七七事變爆發後，高敬亭從報紙上看到國共合作的訊息。7月13日，高敬亭率部從鄂東北來到皖西北，與皖鄂邊特委書記何耀榜會面，看到了由交通員姜術堂從西安帶來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中央關於抗日救國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檔，經研究分析，他們對國共即將合作抗日的訊息確信無疑。從而有了7月15日高敬亭寫信給衛立煌建議舉行和平談判之事。嶽西談判是南方紅軍遊擊隊第一次與國民黨地方政府和駐軍和平談判，可以說高敬亭的政治嗅覺相當靈敏。
1937年12月27日，高敬亭來到了漢口的新四軍軍部，葉挺、項英等人與其進行了談話，了解情況，並商量部隊改編事宜。
三年遊擊戰爭時期，留在南方的共有五支紅軍主力部隊，分別是紅十六軍（1933年整編後改為紅十六師），紅十七軍（紅十七師，五次反圍剿後余部編入紅十六師46團），紅二十四師，紅十軍團，以及紅二十八軍。這其中，僅有紅二十八軍以建制部隊的形式堅持到國共和談。紅二十八軍取得了很多勝利，名氣很大，裝備最好，人數最多（1500人）。
當時，葉挺和項英都對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很重視，期望很大。曾經看過一篇回憶錄，高敬亭到漢口後，葉挺特意親自開車帶著高敬亭在武漢轉了轉，對高敬亭說：高司令，以後精誠合作，一同打擊日本帝國主義。高敬亭答：那些部隊（指其他遊擊區的部隊）都不行，沒有戰鬥力，我要把他們重新訓練才能投入戰鬥。時間久遠，大致意思如此。當時就覺得，這個人口氣好大啊！
到了項英、張雲逸與高敬亭談話，確定高敬亭任第四支隊司令員，紅28軍編為第七團隊，豫南桐柏山的紅軍獨立團編為第八團隊，統一歸四支隊編制。這引起了高敬亭的強烈不滿，為此發了脾氣，而且賭氣不去睡客房，在走廊裏睡了兩天地鋪。
按照道理說，第八團隊在四支隊編制內，自然歸高敬亭指揮，他怎麽會不滿？此前，豫南紅軍獨立團力量弱小，周駿鳴去延安回來後，遵照黨的指示大力發展部隊，後來彭雪楓來到桐柏山，又幫助收編了兩股土匪武裝，甄別後補入獨立團。此時的獨立團從人數上亦有1500余人，不比紅28軍人少，只是人員和裝備較差，戰鬥力弱。
豫南獨立團與紅28軍屬於兩個系統，而且是屬於中共豫鄂邊省委領導，從組織層級上就高於高敬亭的皖西北道委。但是他可不管這麽多，早有了吞下來的心思。如果按照編制，那麽就沒有多大的操作空間。這就是高敬亭發脾氣的原因。
最終，在1938年2月四支隊集結整編時，高敬亭無視軍部命令（軍部確定的編制是經過中央同意並與國民黨談判達成的），自行決定將244團一部與鄂東北獨立團合編為第九團（該團兩個營，600人，鄂東北獨立團為2營），將28軍手槍隊編為手槍團，三個分隊共100余人。
所以，若說新四軍成立之初有十個團，這個說法也說得過去。但是，無論是軍部，還是黨中央批準的編制方案，還是與國民黨談判後釋出的編制，合法的只有八個團隊。
幾個月後，因人數過少，也有可能被上級批評，九團和手槍團撤銷，編入七團。1938年12月，已被編入七團的原鄂東北獨立團析出，重新擴編為第九團。
新四軍出征與日軍的首戰蔣家河口伏擊戰，資料裏寫的我軍參戰部隊都是「新四軍第四支隊一部」。這「一部」其實並不難查，戰鬥是由九團二營（即鄂東北獨立團）打的，打死日軍二十余人，我無一傷亡。可資料中卻從不提九團，也不說是後來編入七團的二營打的，這就很能說明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