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將軍就是一部精彩的歷史，他身上濃縮了歷史的精華。
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將軍銜的王建安就是這樣的一個將軍，他劍眉星目，長身赭面，天生就容易讓人過目不忘。
在戰爭年代，他馳騁戰場，金戈天馬，立下赫赫戰功，和許世友並稱為「山東雙雄」；在和平年代，他進入紀檢工作，將帶兵打仗時的「狠勁」帶到了監察工作中，不怕得罪人，在敢說真話方面沒人比得過他，還因此得了「王青天」的名號。
在一眾開國將軍中，他是當之無愧的傑出代表。
毛主席親自點將
1948年7月，豫東戰役勝利結束，河南首府開封被順利解放。
與此同時，毛主席同朱老總盤算過後，決意盡快拿下山東首府——濟南。
彼時，國民黨在濟南屯兵10萬，濟南由此成為國民黨部隊在齊魯大地最後一個堅固設防的城市。
要想打贏這場仗，派誰去？這成為毛主席在西柏坡小平房內點燈熬油，重點考慮的問題。
很快，遠在開封，剛剛收獲豫東戰役大勝仗的王建安就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央的電報：毛主席親自召他面談。
聞訊後，王建安當即動身，匆匆趕到了西柏坡。
在西柏坡小平房內，毛主席在王建安面前展開一張地圖。
王建安只見那地圖上，經過標註的，正是濟南周圍的國共雙方戰力部署。
毛主席指著那張地圖，手裏點了一根煙道：「千裏請你來，就是要見給你一個重要任務，攻下濟南！」
王建安當下內心狂喜，攻克濟南，這一直是王建安在山東作戰時積壓心底多年的「夢想」，沒有什麽比夢想有一天能夠變成現實更值得開心了。
只見他即刻站起身來，立正站定，如立下軍令狀般擲地有聲地答道：「我沒意見，堅決服從軍委決定。」
毛主席見王建安如此，心中很是高興，擡起手臂來，示意他坐下，接著說道：「攻克濟南將是我軍作戰史上的一次大的城市攻堅戰，這一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經過中央的考慮，決定要你到山東去，到山東兵團找許世友，他任兵團司令員，你任副司令員。」
說到這裏，毛主席略微停頓，看了看王建安的反應，後又繼續說道：「許世友在膠東部隊很有威望，你王建安在魯中南也頗有名氣哩，你們倆在一起那就是‘山東兩雄’，別人都說一山不容二虎，‘兩雄難並立’，要我說是‘孤掌難鳴’，你們二人要同心協力，這掌聲才能響，戰士們也會跟著你們赴湯蹈火。」
王建安聽到這裏，心下已經明了，原來主席叫自己來這一遭，本意在此。事實上，當時軍中誰人不知，王建安同許世友「不和」，把兩人分到一起，仗還能打得贏嗎？
而毛主席對此似乎很是放心，王建安和許世友，說到底都是主席親眼看著成長起來的虎將。
對於二人「不和」的事情，毛主席一早就有耳聞，但是他沒有想說把兩人同時叫來教育一頓，而單單叫來了王建安，做了一番戰前「思想動員」。
由此可見，從一開始，毛主席就是打算讓他們自行和解的，這不可不謂是真正的「大智慧」。
而對於來自主席的信任，王建安的心中很是感激，他沒多說什麽，只道是：「請主席放心，我一定協助許世友同誌打好這一仗。」
毛主席聞言大笑，他的目的總算是達成了。
隨後，毛主席幽默地引經據典道：「那就這麽定了，接下來咱們就上演一出【失空斬】，你就是那副將王平，失了街亭，拿不下濟南，我就先斬許世友，然後打你40軍棍，再官降三級，好嗎？」
「是！我們定不負主席所托，攻下濟南！」王建安一語立下軍令狀。
隨後，王建安在中央指揮部聽取了解放濟南的重要戰略部署，翌日清晨天剛蒙蒙亮，就馬不停蹄地奔赴山東。
與此同時，許世友也接到了中央軍委的越級點將電報，要他即刻趕赴濟南前線。
就這樣，王建安和許世友這對曾鬧「不和」的老搭檔時隔多年終於在華野攻城指揮部相見了。
大敵當前，兩人又各自在戰場上一路腥風血雨才再次站到了彼此面前，當年在延安鬧分手的過往已經被拋諸腦後。
許世友拿出了一早準備好的兩瓶山東高粱酒道：「老王，自從延安分手，我倆這是第一次喝酒，過去的就都過去了，不提了，想說的都在酒裏了。」
說罷，許世友仰頭幹了。
而一向耿直，不會說什麽彎彎話的王建安見狀，也拿起酒仰頭幹了，並同許世友約定道：「等拿下濟南，我們再喝一頓。」
就這樣，王建安和許世友兩員虎將摒棄前嫌，再度聯手，8天的時間就拿下了濟南，俘獲國民黨濟南守將王耀武。
濟南戰役大獲全勝，而且打得非常迅速徹底堪稱完美，這讓遠在西柏坡收到捷報的毛主席倍感驚喜。
經此一戰，人民解放軍攻克敵方堅固防守的大城市的信心倍增，勢如破竹，而毛主席親自點將的王建安和許世友也得以冰釋前嫌，握手言和。
從王建安同許世友交往的點點滴滴，不難看出，戰爭年代的王建安其實是有一個很有原則、很有個性的人，而這一點，到了和平年代，也無例外。
王建安躬身親察
1954年以後，王建安歷任沈陽軍區、濟南軍區和福州軍區副司令。
他經常將一句話掛在嘴邊：「一個領導者，如果高高在上，只滿足於自己過往的指示和經驗，既不作調查研究，也不聽取下級反映的意見，久而久之就會脫離實際，所有的施令也都會變成瞎指揮。」
為此，王建安經常下到部隊和地方，搞調研。
而他下地方或部隊有個原則，那就是絕不事先打招呼，下通知，從來都是輕車簡行，這對他來說也更利於工作，獲得最真實的一手資料。
於王建安而言，最反感的，首先是弄虛作假，其次是前呼後擁、迎來送往，再有就是搞特殊。這三點，如果別人觸雷，他也一向不留情面，快言快語。
有一次，王建安將軍同江青就餐。
席間，恰巧服務員端上了一盤紅燒肉，王建安於是拿起筷子，指著紅燒肉道：「你搞得那個樣板戲，就像這個紅燒肉。」
江青聽到這裏，擡眼看王建安。
只聽王建安意有所指地說道：「紅燒肉再好，也不能叫我每天都吃它吧？」
聽到這裏，江青大笑，第二天，就為王建安送去了若幹內部電影影片。
後來，王建安將軍去到一出樣板戲的原型地進行考察，經過認真核實，王建安發現，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宣傳材料出入很大，宣傳明視訊記憶體在誇大。
鑒於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周圍有人勸王建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畢竟藝術作品來源於現實，但又「高」於現實。
但是一向痛恨弄虛作假的王建安還是如實上報，也因此受到影響。
1977年，王建安才重回北京，爾後進入紀檢工作。
他依然秉持一貫的調研為先的工作作風，遇到弄虛作假就直言抨擊。
1978年4月，王建安又下到一個部隊調研。
一大清早天剛蒙蒙亮，王建安就坐著小汽車來到了營門外，他特意叮囑司機：等到部隊起床號吹響後，你的車才能開進營區。
而他自己，下了車，先一步，走路進了營區。
當天，王建安穿著一身軍裝，獨自到了連隊操場和豬圈。
在那裏，王建安遇到了一個年輕戰士，同時也是豬圈的飼養員。
小戰士非常健談，很快就打聽到面前這位老軍人並不是他們部隊的直接領導，說話也少了顧忌。
王建安見豬圈裏的幾頭豬的耳朵都咬破裂了，就問說：「這是什麽情況？」
小夥子道：「別提了，有幾頭是剛進這個豬圈的，不合群啊。」
王建安又問：「小夥子，我看你養得豬夠肥啊，每周都能宰一頭嗎？」
小夥子說：「不行，按照上級的規定，存欄豬數量要達到連隊人數的三分之一，上個月已經宰了兩頭了，達不到規定的數了。那幾頭不合群的，就是從隔壁連隊借過來的，這不應付參觀檢查嘛。」
緊接著，王建安親自召集連隊官兵開了一場座談會，會前，王建安特意勸說各軍、師、團、營領導離開，這讓戰士們更加願意暢所欲言，提出問題。
就此回到北京後，王建安專門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調查報告，道明問題，並直言，這些問題日積夜累，「到打仗的時候付出的就是血的代價」。
這也就是王建安堅持凡事躬身親察的重要原因，即戳穿最不喜的弄虛作假，而除此之外，王建安下部隊，還不喜迎來送往。
有一次，王建安下到老部隊視察工作，部隊領導許久沒見老首長，堅持要請他吃飯。
盛情難卻，王建安最終答應下來，但是約定好就吃頓便飯，敘敘舊。
結果一進飯堂，看到桌上杯碗盤碟一應俱全，飯菜豐盛，酒肉俱佳，王建安的臉色當下就變了。
他指著桌上說道：「不是說好便飯嗎？這能叫便飯嗎？中央下達的命令不讓請客送禮，高級幹部不帶頭，中央的指示還如何落實，把酒菜都撤下去吧，不然這頓飯我就不吃了。」
部隊領導們聽到老首長這麽說，自覺慚愧，但還是面露難色，心存「僥幸」道：「準備都準備了，要不就下不為例吧。」
「不行，不能搞下不為例，這有什麽難辦的，酒未開瓶，就收起來，菜就賣給隔壁幹部竈。」聽到大家說「下不為例」，王建安斷然拒絕。
對於王建安來說，所謂「便飯」，不是精心安排的，無非是隨便上街找個飯館，每餐就是四菜一湯，超過標準，那就不能被叫做便飯。
如此，直到大家照做，撤掉了飯桌上多余的酒菜，王建安這才坐了下來，動了筷子，和老戰友吃了頓真正的便飯。
「把我骨灰撒在老家肥田」
1977年，王建安回京工作時，已經69歲，馬上步入古稀。
考慮到王建安的5個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組織上有意讓其中一兩個子女也調回到北京，以照顧王建安及其夫人牛玉清。
對此，王建安堅決拒絕，他平生最反感搞特殊，顯然更不允許自己的家人搞特殊。
但是王建安的年紀擺在那裏，身邊沒有一兒半女照顧，還是不妥，於是組織上又托人找到了夫人牛玉清，告訴了她，按規定可以調一名子女回身邊工作。
為此，牛玉清再一次試探性地問了丈夫：「我們年紀大了，是否掉一個子女回京，也好有個照應。」
結果不出所料，王建安堅決拒絕：「子女不是私有財產……只要我沒死，一個也別想調回來。」
這之後3年間，王建安就和夫人一同住在北京一處單元式的老房子內，房間裏面沒有地毯，也沒有沙發，肉眼可見的只有一桌一椅，還有一床，床也不是什麽流行的彈簧床，只是由條木拼成床板，下面再用兩把長凳支撐組成。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將軍在北京不幸病逝。
而直到他離世後一個月，幾位老戰友和老部下才得知了王建安病逝的訊息，老戰友們倍感震驚：「建安同誌去世，怎麽一點訊息都沒有？」
大家互相打電話，問是怎麽回事，為什麽自己不知道？
電話打了一圈，每個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甚至開始懷疑資訊的真假。
直到從夫人牛玉清的口中才得到了肯定的答復：「建安同誌一個月前已經去了。」
大家不免埋怨牛玉清，這麽大的訊息為什麽沒人通知？
而建安同誌去世的訊息，不光是老戰友們不知道，就連建安同誌的5個子女也是事後才得知的。
他們一直在外地工作，沒有調回北京，甚至沒來得及見父親最後一面。
後來，人們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建安同誌生前親口要求的。
去世前不久，王建安一次同夫人們以及工作人員看電視，當看到電視裏外國領導人的葬禮現場影片時，不禁感嘆：「現如今，我們的有的追悼會越辦越大，這在人力物力上不免浪費，生前廉潔，死後哀榮，也是浪費，我死以後，不要開追悼會，不要送花圈，也不進八寶山，骨灰撒在老家肥田。」
王建安病重時，再次重申了這番話，並托夫人向組織上反應。
他去世後，5個子女才從外地趕回北京，沒能在父親的病床前陪伴到最後一刻，最終成為了他們最大的遺憾。
後來，母親向他們轉述了父親生前的遺囑。
他們了解父親的為人，也知道了父親這樣做的緣由，心中的悲傷難減。
但是看著一夜之間失去丈夫在強撐的母親，他們還是很快振作精神，開了個家庭會議。
最後根據父親的遺囑確定：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組織遺體告別，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請負責同誌護送遺體火化。
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他們又看到那把白金左輪手槍，那是王建安在濟南戰役中從王耀武手中繳獲的，王建安一直精心保存著，他曾說：「這支槍象征著濟南戰役的勝利」。
最後，王建安的夫人和子女一致決定，將手槍送到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成為革命文物，同時也象征了王建安將軍的戎馬功勞。
回首往事，王建安將軍的一生，不論是戰爭年代的赫赫戰功，還是和平年代的大公無私，都值得我們始終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