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諶旭彬
「怨毒對於人類而言實在是太可怕了。君王尚且不應該與臣下結怨，何況地位相同之人呢？如果伍子胥選擇追隨他的父親伍奢，然後被楚王殺死，他與螻蟻相比也沒什麽區別。然而他選擇了舍小義去雪恥，讓名聲流傳後世。可嘆吶，當遭遇追殺受困江邊時，當倉皇出逃沿途乞討時，伍子胥始終心誌堅定未曾忘記要向楚王復仇。可見以隱忍成就功名是只有‘烈丈夫’才能做到的事情。」
這是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伍子胥列傳】末尾寫下的感慨。
這樣的感慨，不能不讓人想起太史公的自身遭遇。天漢二年（前99年），因為替力戰至最後時刻才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太史公觸怒了殘暴多疑的漢武帝劉徹，被施以慘無人道的宮刑。
在太史公的邏輯裏，李陵以不足五千步卒與匈奴單於所率主力部隊連戰十余日，殺傷敵軍過萬，又引來匈奴左右賢王率部合圍，「轉鬥千裏，矢盡道窮」而救兵遲遲不至，最後以空弩白刃與敵軍騎兵血戰。如此這般被俘而降，實在不應再受朝臣們的落井下石，更不應再株連其家人。
然而，在劉徹的政治邏輯裏，李陵是否蒙受冤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彰顯皇權之過。當太史公站出來為李陵辯護時，劉徹的猜忌之心隨即發作——肯定偏將李陵的戰功並原諒其苦戰無援而降，等於是在否定主帥李廣利的軍事指揮能力，也等於是在責備堅持重用李廣利的那個人。漢帝國所有人都知道，貳師將軍李廣利之所以能成為軍隊統帥，不是因為他的軍事能力出眾，而是因為他的妹妹李夫人是劉徹的寵姬，他的兄弟李延年也得到了劉徹的寵幸。
若幹年後，太史公已經做了宦官才能做的中書令，成為經常侍奉在劉徹身邊的紅人。友人任安陷入到政治危機中，寫信向太史公求救。太史公在回信中追溯往事，將昔日的悲慘遭遇歸因為諫言時「未能盡明」，以致於「明主不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
其實，根本不存在太史公表達不到位的問題，那所謂的「明主」什麽都明白。什麽都明白而仍要對太史公施以殘酷的宮刑，是因為他手握不受制約的皇權恣意妄為已經多年， 已將拿天下人做代價來滿足個人私欲視為家常便飯 。目睹了「天下戶口減半」，目睹了「中產之家皆破」的太史公當然深知這一切。他之所以仍然對劉徹一口一個「明主」，甚至於在受了宮刑僥幸存活下來後，選擇以更加小心翼翼的態度去伺候劉徹，是因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書】尚未完成，而那是超越時代的書寫，是無論怎樣含垢忍辱都值得完成的壯舉。
故此，在書信裏，深知「詬莫大於宮刑」的太史公反復向友人剖陳心跡，解釋自己為何還要在這汙濁的人世間茍且偷生：「我的先人職掌文史星歷，不過是被君王們當做倡優來蓄養，若我就此伏法受死，不過是九牛身上掉了一毛，與螻蟻有什麽區別呢？」「我是個有茍活本能的懦弱之人，但也知道生死榮辱的界限，奴婢尚且懂得自殺，何況是我，之所以仍在這糞土一般的世界裏隱忍茍活，是內心的誌願尚未完成，我不甘心啊。」這些話語字字泣血，分明昭示著【伍子胥列傳】正是太史公的自傳，那伍子胥的雪恥故事也仿佛太史公的雪恥故事。
以上，是劉勃新著 【錯位的復仇：伍子胥傳奇】 呈現給讀者的一副歷史圖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是近現代才出現的現象，在兩千多年前，在太史公的時代，在【太史公書】誕生的那個漫長過程裏，歷史同樣是當代史。除非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漠不關心，否則便沒有人可以完全擺脫所處時代的影響，然後站到一個完全超然的位置上去觀察歷史。求真當然是每個撰史者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求真不等於要求撰史者必須放棄針對所處時代的現實關懷。 現實關懷才是史學誕生的根源。
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太史公埋首於紛繁蕪雜的先秦史料之中，讀到伍奢並無罪行卻幾乎全家死在了楚平王的政治陰謀之中，讀到伍子胥拒絕服從父親伍奢的召喚去郢都就死，而選擇投奔楚國的宿敵吳國，讀到伍子胥助吳王闔閭擊破楚國，對楚平王實施鞭墳之刑……現實與往事互相激蕩發出共鳴，這共鳴必會敦促太史公將伍子胥的故事記錄下來。作為一位撰史者，尤其作為一位被皇權殘酷蹂躪過的撰史者， 太史公長期困惑於不知如何去約束那頭肆無忌憚、動輒讓天下人為其瘋狂而愚蠢的舉措埋單的巨獸。
【史記】是太史公唯一的武器。內中詳述了秦始皇父子恣意妄為荼毒天下而被天下人群起推翻的往事，也贊美過政鬥手段雖然殘酷卻因「政不出房戶」而讓天下百姓有機會少受折騰的呂後，還刻意集中敘述了漢文帝的種種美德以求將之塑造為優秀帝王的榜樣，甚至借用了傳說中扁鵲治病的故事來委婉告誡君王治國不可諱疾忌醫……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畢竟，在兩千多年前那個周秦之變已然徹底完成的世界，早已找不到任何穩固的制度用於約束無遠弗屆的皇權，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也無法再讓劉徹產生敬畏。伍子胥的故事，大約便是因此才進入到太史公的視野之中，成為了【史記】列傳的第六篇—— 無法期望制度層面的約束，善意的勸諫常引來不測之禍，連天意的解釋權也已被皇權壟斷，那麽最後的辦法便只有恐嚇。 蒙冤者的後代卷土重來，不但滅了暴君之國，還要鞭笞暴君之屍，這樣酷烈的故事適足以作為一種警告寫入史書之中，讓後世的暴君們讀過之後有所畏懼。
然而，劉勃在【錯位的復仇】裏細細辨析先秦史料，告訴了讀者一個較之【史記·伍子胥列傳】更為完整的事實：「吳國人入郢之戰前，聯系中原的外交工作，是由他（伍子胥）完成的。但戰爭開始，伍子胥就消失了。【左傳】裏從來沒有提到他有什麽軍事指揮才能，吳國有獨特的作戰方式和風格，他也插不上手。」「伐楚是伍子胥的復仇之戰，但他自己卻沒有在戰爭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實在很遺憾。【左傳】甚至對與攻陷郢都後伍子胥有什麽表現，一個字都沒寫。」
伍子胥掘墓鞭屍楚平王的故事，其實來自可信度較之【左傳】要更低一些的【呂氏春秋】，且【呂氏春秋】裏寫的是「鞭荊平之墳三百」，【史記】中寫的則是「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從鞭墳到鞭屍，太史公升級了針對暴君的懲罰。今人能夠見到的先秦史料，太史公當年自然也能見到。在故事的諸多版本中，太史公選擇了最酷烈者而非最可信者，顯然是因為只有最酷烈的那個版本才足以用來警告當世及後世的暴君—— 這大約已是手無寸鐵的讀書人，在「天下戶口減半」時代所能做的最後之事。
【錯位的復仇】中對伍子胥故事的重構無疑是可信的，或者保守一點說是更接近實情。這是劉勃著作的特點，總能夠給讀者提供新知，使其有所得，獲得知識與觀念的更新，且提供新知的方式很溫和，不管這新知有多大的顛覆性——哪怕是在討論孫武是否真實存在這樣級別的問題——總能以平靜而有親和力的方式表述出來，且富有說服力，會讓讀者於情於理覺得事情就該是這個樣子。【失敗者的春秋】【戰國歧途】與【匏瓜】如此，【錯位的復仇：伍子胥傳奇】與【逆行的霸主：夫差傳奇】也是如此。書中有段經驗之談，稱「以一個人為絕對中心，卻遊離於那個時代紛繁復雜的歷史脈絡之外」的故事只能是個故事，斷不能視為史實，便實在是很精確的論斷。
基於這樣的見識，【錯位的復仇】在太史公的視角之外，看到了另一個無能為力的伍子胥——他深恨著楚平王，對楚國的仇恨卻未必同樣深。沒有伍子胥的幫助，吳軍做不到攻破郢都，可吳軍攻破郢都之後針對楚國百姓的大規模燒殺搶掠，早已非伍子胥所能控制。普通楚人的皚皚白骨，真是伍子胥想要的嗎？為了完成對暴君的復仇，伍子胥選擇了依賴另一個暴君。這才是歷史深處最沈重的悲哀。
太史公當年大概也體察到了這種悲哀。所以他記錄下了申包胥對伍子胥的譴責，說他的復仇手段實在太過分。也記錄下了伍子胥的蒼涼回應：「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還記錄下了伍子胥在吳國被逼自殺、屍體被裝在皮袋子扔進長江的終局。 向怪獸復仇者，選擇了擁抱另一頭怪獸，終究難逃被吞噬的命運。 信奉黃老之道，主張君王清靜無為約束自我少折騰百姓的修史者，也必須先小心翼翼取悅那個雄心勃勃要去實踐所謂「雄才大略」的暴君，才能將那【史記】完成並流傳下去。
穿梭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之間，太史公內心的悲哀，想必是遠甚於伍子胥的。他看見了歷史也體驗了現實，卻終究找不到出路以抵達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