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變中，除卻蔣介石、顧祝同等國民政府內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者，上官雲相率部對堅持抗日的新四軍戰士進行屠殺，此般行徑極為惡劣，其罪惡擢發難數。
第 32 集團軍總司令平素嗜好鴉片，生性貪婪，其晚年潦倒自是必然結局。
在軍閥混戰之際的上官雲相
上官雲相的成功發跡得益於其父親上官維。上官維自身學識有限，然而他深知唯有讀書方可明理，進而開拓更為廣闊的天地。
經上官維之安排，上官雲相及其幾位妹妹得以進入私塾與新式學校就學，然而彼時讀書所需費用頗高，縱然是上官家這般較為富裕的家庭，亦難以承受。
為支撐幾個子女的讀書費用，上官維只得向諸親好友四處舉債，起初眾人尚願解囊，然時日久了，眾人皆不願相助，上官雲相每次歸家途中，總難免遭受他人冷遇。
此事致使上官雲相對老鄉的觀感欠佳，即便其後他成就斐然，榮任戰區副司令長官，也鮮少準許老鄉於其麾下任職。
1919 年 3 月，上官雲相自保定軍校結業後，以見習生的身份被遣至湖北陸軍第二師第二十一混成旅，該旅旅長為孫傳芳。
此後，他始終追隨孫傳芳，出任孫傳芳衛隊排長及連附之職。
1925 年，孫傳芳擊敗浙江督理盧永祥，順利占據浙江當作自身的根基之地，且將盧永祥麾下的五個師的兵力予以收編，其勢力得以快速增強。
為使自身在新占據之地穩固根基，孫傳芳於各軍隊中安排心腹以輔助其統治。曾深受孫傳芳信賴且在衛隊任職的上官雲相，借此契機得以晉升，並獲任暫編陸軍第七混成旅第一團團長之職，其部駐紮於杭州附近的覽橋區域。
9月，北京政府委任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此一舉動即刻引發孫傳芳對奪取江蘇之地的覬覦之心，其部署所屬官兵以夜間進行軍事演習為托詞，借機發起攻勢。
楊宇霆猝不及防，一路失利，松江與上海接連為孫軍所據，上官雲相之第一團與聯軍第二路軍謝鴻勛部一同沿滬寧線向北進擊。
上官雲相等人攻占南京後，持續向北進軍以拓展戰果，直至 11 月 3 日，於蚌埠以北、固鎮以南的任橋區域止進，緣由是其行動遭奉軍張宗昌部阻攔，雙方遂激烈交火。
在符離集地區，山東軍務幫辦、奉軍前敵總指揮施從濱借助白俄鐵甲車的防護，指揮部隊對孫傳芳軍隊的陣地展開突擊。其余軍隊皆呈潰敗之勢，唯有上官雲相率全團參戰，以一團之力抵禦直魯軍兩萬人。
此役中，上官雲相為孫傳芳建樹卓著功勛，其憑借一團之力擊垮奉軍先鋒部隊，且乘亂俘獲施從濱。至 11 月下旬，孫傳芳攻占徐州並組建五省聯軍後，上官雲相獲任第七師十三旅旅長，屯駐於蘇北宿遷運河區域。
1927 年 3 月，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挺進滬寧。軍閥孫傳芳難以抵禦北伐軍的強勁攻勢，以致軍隊潰敗，損失慘重。上官雲相於亂軍之中淪為俘虜。
上官雲相狡黠多端，趁押送人員看管松懈之際逃脫，而後重返軍閥孫傳芳的部隊，繼續領軍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對抗。
中原大戰後權勢旁落的上官雲相，不甘於擔任閑職參議，憑借與老同學顧祝同的情誼，向蔣介石政權表忠心，多次參與對紅軍的「圍剿」行動，致使眾多共產黨戰士血灑其手。
與顧祝同沆瀣一氣
1940 年 10 月 19 日，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內其他反共高層向中共軍隊釋出【皓電】，指責中共軍隊在抗戰中未對日寇主動出擊，卻頻繁對臨近的國民黨友軍施以暴行，勒令中共軍隊在規定期限內撤離黃河以南地區。
蔣介石欲為前不久「黃橋事變」復仇。彼時，國民黨魯蘇戰區副司令韓德勤蓄意挑起國共沖突，對黃橋的新四軍展開大規模攻勢，怎料弄巧成拙，其部被新四軍殲滅1.1萬人。
作為蔣介石反共的有力臂膀，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於接到【皓電】次日，便著手籌備對新四軍實施偷襲圍殲的行動。
皖南新四軍所處地域歸屬於第二十三集團軍的作戰範疇，故而圍剿行動應由該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擔責。
然而，顧祝同對並非嫡系的唐式遵存有疑慮，遂決定將在贛東前線的保定六期同學上官雲相調至皖南，命其承擔指揮針對皖南新四軍作戰之責。
上官雲相抵達皖南後，曾頗為自得地向部下宣稱：「此次任務頗為艱難，唯我方可順利達成，我與葉挺乃保定軍官六期之舊識，對其頗為了解，本司令部為最為現代化之兵團指揮樞紐，唐式遵遠不及我。」
為使新四軍無法察覺自身的險惡用心，上官雲相與顧祝同可謂費盡心機。在與新四軍商討北移路線之際，顧祝同向葉挺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諾。
「朋友請放心，我以政治人格作保，諸位只需依協商既定路線，自蕪湖以西之荻港周遭渡江至無為，勿擅自行動，必能確保你們北移之安全。」
顧祝同等人當真如此良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葉挺即刻洞悉他們的詭計，據新四軍情報所示，日軍早已對蕪湖一帶江面實施嚴密封鎖，從此處渡江無異於自尋死路，故而主張從蘇南北渡。
持續僵持並非良策，受顧祝同指示，上官雲相稍作讓步，其向新四軍宣稱，可允許非彈頭隊於鎮江附近渡江，然而新四軍主力嚴禁穿越國民黨軍隊防區，需從其駐地向北，經淪陷區實施渡江。
雙方商討許久，未能達成一致，此乃常情，蓋因上官雲相本就無意協助新四軍渡江，其真實意圖乃是借機洞悉新四軍的行進計劃，預先在其可能途經之處設下埋伏。
上官雲相此狡黠之徒，蓄意將新四軍先南後北的行進路線稱作「南竄」，極力宣揚新四軍北撤乃虛言，誣稱新四軍妄圖借機南下，奪取國民黨區域以建立根據地。
如此一來，便能蒙騙那些不了解實情的國民黨中下層官兵，倘若出現沖突，便可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新四軍。
1940 年 12 月，上官雲相依顧祝同之指令，於徽州召開一場秘密軍事會議，著重研討圍殲皖南新四軍的事宜以及兵力的部署問題。
在會議行程至半時，蔣介石遣專機送達一封親書信函，此函指示顧祝同轉告上官雲相及相關將領，行動務須隱秘且完備，一旦啟動，需在最短時間內將新四軍剿滅。
12 月 29 日，上官雲相及第三十二集團軍針對新四軍的「肅清」作戰方案得以確立，其投入 8 個師，兵力逾 8 萬，於新四軍周邊布設諸多埋伏，只待新四軍開始轉移，便實施殘酷殺戮。
引發皖南事變之槍聲
1941 年新年伊始甫過，新四軍依既定規劃自雲嶺撤離，行至茂林周邊，軍長葉挺向國民黨四十師師長方日英致函一封。
「新四軍所屬部隊即將依既定計劃自皖南撤離，期望貴部於沿途對部下加以管束，以防兩軍產生誤解。」
方日英偽善地在回信中表示已預先做出安排，然而其實際下達的命令卻是讓各作戰部隊快速占據各制高點構築工事，對通往茂林的道路予以封鎖，隨時做好戰鬥準備。
1 月 6 日，四十師之搜尋連與新四軍之偵察部隊於茂林山區相遇，由此，皖南事變的槍聲正式響起。
方日英得知兩軍開火的訊息後，即刻從床上躍下，激動地叫嚷道：「葉挺果真來了！甚佳，我唯恐其不來，此番他著實是自陷困境了！」
四十師配備有從德國進口的山炮，其人員藏身於工事之中，竭力抵禦新四軍的進攻，以猛烈炮火牢牢封鎖星潭隘口，致使新四軍攻擊星潭的計劃嚴重受挫，非但未能攻克隘口，且蒙受了一定的人員傷亡。
當晚，上官雲相與方日英通話，其心中毫無對同胞戰友出手的愧疚之意，反倒稱贊方日英作戰出色，命四十師牽制葉挺的主力，以待國民黨各部實施包圍。
1 月 8 日，新四軍於星潭突圍遭受挫折後，決定變更方向，朝西南的高嶺實施突圍，在夜色中，大部隊將後衛轉為前衛。
頗為不巧的是，負責主攻高嶺的新四軍部隊，因精靈領路有誤，行至濂嶺地區，從而直接錯失良好時機，使得國民黨第七十九師率先占據高嶺制高點。
兩軍於高嶺激烈交鋒，新四軍雖英勇奮戰，然高嶺地勢險要，難以攻克，致使局勢僵持。
上官雲相在獲知青四軍主力位於高嶺後，於當晚向國民黨軍隊下達堅決指令，責令其持續對新四軍進行圍堵，任何部隊未經司令部特許，不得擅自解除封鎖線。
9 日，新四軍再度變更突圍方向，計劃朝茂林方向行進，而後自銅陵、繁昌之間渡過長江。
據悉，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等率領四五百人自茂林西北的第一四四師防區突圍，上官雲相為此極為惱怒，認為自己即將到手的功績將要落空。
他即刻下達指令，對該師師長唐明昭予以扣押並撤換，命第七十九師師長段茂霖同時擔任該師師長，承擔指揮圍殲作戰之責。
不久後，國民黨諸部隊占據周邊制高點與要隘的訊息接連傳來，其聯合之勢猶如一根繩索牢牢扼住新四軍，毫不松懈。
當包圍圈逐步縮小之際，新四軍軍部一路撤至東流山、石井坑一帶進行堅守，上官雲相隨即下達了全線發起總攻的指令。
在事變前，新四軍便遭顧祝同、上官雲相之流以各類借口拖欠軍餉及糧彈。歷經數次突圍戰鬥後，各部已然陷入彈盡糧絕之境，軍長葉挺等遂決定實施分散突圍。
14 日，葉挺親自主持並引領手槍隊同敵軍展開激烈交鋒，隨後不幸遭俘。
「皖南事變」致使全國民眾義憤填膺並予以強烈譴責，中國共產黨旋即面向全國作出聲明，將蔣介石反共及反人民的罪責予以揭露，且提出需對罪魁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予以嚴厲懲處。
晚年於台灣隱居時，面對國內龐大的反對浪潮，蔣介石非但未對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等人予以懲處，反倒對上官雲相的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獎賞法幣5萬元。
蔣介石乃最大的幕後主使，顧祝同、上官雲相為其幫兇，殘忍戕害新四軍將士，故而蔣介石斷不會嚴懲罪魁，就連作作樣子亦不願。
抗日戰爭獲勝後，上官雲相出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前往北平參與平、津地區的接收工作。在北平自覺備受壓制的上官雲相轉而前往唐山，並設立唐山指揮所。
1947 年 7 月，國民黨政府為對平津地區兵力加以整合，將第十一戰區撤銷，設立保定綏靖公署，委任上官雲相為副主任，其主要職責為針對共產黨軍隊展開作戰行動。
在人民解放軍愈戰愈勇並轉入戰略反攻之際，上官雲相目睹國民黨勢力每況愈下、危在旦夕，遂授意其親信悄然潛入解放區，進行棉花的走私販賣，以牟取個人私利。
在平津戰役行將開啟之際，上官雲相認為北平城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潮洶湧。他借口身患疾病，向蔣介石當局請假，前往上海的一處寓所棲身。
1949 年 3 月，上官雲相察覺到蔣介石敗局已定，他明白自身因沾染眾多共產黨人的鮮血，必定難以逃脫最終的懲處，遂攜家眷飛往香港。
於香港之際，上官雲相與友人交談中論及蔣介石之敗因，其表示解放軍於戰略及戰術層面皆遠超國民黨軍隊，國民黨之敗亡乃必然之事。
上官雲相在香港居住未久，便接到赴台灣報到的電報。待其抵達台灣後，覺此地魚龍混雜，自己備受排擠，數次謀求晉升皆未能如願，遂隱居於高雄市。
僅於每年春節之際，參與山東同鄉會的團拜活動，以此與同鄉增進情誼，生活頗為無趣且消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