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湯誌鈞於2023年12月23日19時50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100歲。父親的溘然長逝，不僅是史學界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們家庭的重大損失。父親一生致力於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自29歲起在【歷史教學】（1953年11月號）發表【清代常州今文派與戊戌變法】，至2019年4月因摔傷住院被迫封筆為止，學術生涯持續了七十余年。他曾自嘲：「閉戶甘寂寞，啟卷苦饾饤。」
父親將自己的才華和心力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事業，還把真知灼見和等身著作留給了世人。學術比生命更長久，能永葆不朽，嘉惠學界，開示後學。
謹以此文緬懷父親傑出的學術貢獻！
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
父親在1979年【自定年譜】中說：「‘四人幫’粉碎，諸事待理，史學界‘文革’前即有批判，由批李秀成而批叛徒，由批‘海瑞罷官’而‘文革’以起；旋且‘批林批孔’、‘儒法鬥爭’，如今撥亂反正，實不容緩。」
是年3月，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在成都舉行。父親於19日由上海出發，抵川後，住成都錦江賓館，與唐長孺、王仲犖、孫思白、祁龍威等舊友會面，與歷史所老領導奚原、洪廷彥久別重逢，還認識了新友陳錫祺、錢宏等。錢宏告知近代史所擬創刊【近代史研究】，請父親撰文，欣然應允。返滬後，即撰寫【戊戌政變後的唐才常和自立軍】寄出，刊登在該刊創刊號上。又與中華書局李侃、趙守儼相會，「趙系舊識，李侃雖嘗通訊，實系初識，實則余與李侃斯時始晤面，【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章太炎政論選集】等均出於與李君相識之前也，新舊友好相聚，頗相得也」。（湯誌鈞：【自定年譜】，1979年（己未）五十六歲）
開會期間，遊覽青城山、都江堰、工部草堂、王建墓、武侯祠、南郊公園等地。
成都會議結束後，赴重慶，參觀紅巖、周公館、北碚公園等。4月5日，乘輪經三峽南下。9日抵武漢，唐長孺等來接，並邀父親和王仲犖先生至武漢大學講學，章開沅亦來數次。父親在武漢大學講授近代人物評價。在武漢度過四天，得暇看望多年不見的大姑。結束成都的存取講學，乘「東方紅」12號輪經南京返滬。
四川之行取得的最大收獲是，與王仲犖先生談妥編纂【章太炎全集】事宜：
自川經鄂抵金陵，均與仲犖夫婦同行，縱談古今，而以談【章集】為多。返後，仲犖多次來函相商，山東大學殷孟倫、殷煥先；南京師院諸祖耿、徐復；南京大學程千帆、洪自明；武漢大學黃焯；杭州大學姜亮夫、蔣禮鴻；北京圖書館李希泌；蘇州朱季海、沈延國；上海顧廷龍、潘景鄭、王乘六、金德建等均示贊同，且為參加標校整理者。余則在滬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多次聯系，決開會相商。11月3日，仲犖來滬，參加會議者尚有殷孟倫、徐復、蔣禮鴻等，決定出版【章太炎全集】，並制定凡例，明確體例，繁體直排。分工既定，仲犖與余即去蘇州。時章夫人湯國梨已九十七高齡，以所撰【章氏叢書凡例】暨【劉子政七略別錄佚文徵】見示，又見【致報社書】，申明外間流傳挽聯多偽作，「語句猥雜」，念及【挽孫中山聯】之真偽，又一本證矣。
仲犖以為章氏著作，除手稿、抄稿外，書稿每有眉批，多為章氏讀書心得，亦應錄存。率先將「藏之篋笥，蓋四十余年」之【全上右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校評】理出，惜其他編者如仲犖之認真嚴肅者不多也。（按：【章太炎全集】於1982年起出版六冊，第一冊【詁經劄記】、【七略別錄佚文徵】為余標校，且陸續交稿多種，而出版社因印數少，投資巨，竟不再出。即已出各種，亦有不足，出書後即遭批評，徐復且斥為「錯誤百百出」。）
回滬後，歷史所近代史組召開會議，父親作了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的傳達報告。大家認為，這次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在成都召開，對中國史學研究工作是一個有力的促進，今後應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整理史料和專題研究上。會上較早地提出研究上海史及出版上海史研究的非週期性刊物。
同年5月，父親出席在南京舉行的太平天國學術討論會，邀請了10位外國學者參會，其中日本學者有小島晉治、並木賴壽、掘川哲男3人，其他各國均僅1人。期間至第二歷史檔案館抄得章氏褒揚資料等。會議結束後，赴常州省親。
是年5月23-25日，父親參加上海市史學會1979年年會，「會長周谷城作會務報告，指出上海史學界為適應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要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分析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史學工作者必須肅清流毒，面對真理，打破禁區，敢說真話，在四個堅持的原則下，鼓勵各種學派、各種學說的自由討論。在史學園地中，所有的人都應以平等精神對待學術，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允許批評與反批評。學術問題不允許搞‘集中制’，應廢除由領導機關或自命權威的人士為學術論爭作結論的錯誤做法。」「年會分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古代史、世界近現代史、世界古代史等專業進行了學術交流。陸誌仁傳達了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的精神，李華興傳達了五四運動6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情況，吳澤、蔡尚思、沈之瑜分別作了【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科學】、【大教聯的進步活動】、【關於外國博物館工作】的報告。沈以行匯報了籌備年會和協商增補理事人選的經過。」（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附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第446頁）會議選舉了新理事會，父親當選為理事。
1980年3月5日，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理事會在上海展覽館召開會議，圖為上海史學會理事合影，後排左四為父親
當年還有其他學術會議，如南開大學召開明清史討論會，撰【清代經今文學的復興】；北京召開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撰【五四運動和經學的終結】；廣州中山大學召開辛亥革命討論會，撰【辛亥革命前夕的章太炎】，皆因工作繁忙，未能出席，論文則陸續在刊物上發表。
中國史學會代表會議
1980年4月8日，父親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歷史學會重新建立代表大會，全國有代表125人參加，三位中國香港學者應邀出席，大會選舉鄭天挺、周谷城、白壽彜、劉大年和鄧廣銘為中國史學會理事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透過了致台灣歷史學界書。
會議之前，父親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副院長陸誌仁囑擬開展上海史研究之發言稿，稿早改就，由陸發言，蓋余已表示不參加上海史研究，但願相助也。住京西賓館，與周傳儒同室。周為梁啟超門人，已七十余，談任公佚事。李侃、林甘泉、王慶成等先後來訪。會議談理事選舉，有欲提余名者，暗止之。會議決定，1981年召開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以研究辛亥時期資產階級為中心，並委余在滬組織文稿。」（湯誌鈞：【自定年譜】，1980年（庚申）五十七歲）
回滬後，召開上海史研究動員會議，並籌備成立上海史研究會：
為了推動上海史研究，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最近邀請了本市部份史學工作者，舉行上海史研究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陸誌仁、沈以行、唐振常、陳旭麓、湯誌鈞、丁日初、徐尚炯、陸詒、李龍牧、洪荒、吳貴芬、劉惠吾、黃葦、馮英子、任武雄、王文楚、程翌康，歷史所上海史研究室沈恒春、吳德鐸、譙樞銘、潘松鶴、鄔烈勛、李德靖、姚全興，以及長期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的老前輩江聞道、陶菊隱、徐鑄成等三十多人。
會上，錄陸誌仁同誌傳達了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關於開展地方史研究情況，希望能夠成立一個上海史研究會，更好地開展上海史研究工作。（姚全興：【群策群力，開展地方史研究——上海史研究座談會紀要】，【社會科學】1980年第4期）
1980年是義和團運動八十周年，召開中國史學會代表會議期間，【光明日報】理論部邀請戴逸、李侃、湯誌鈞、陳慶華、丁名楠、金沖及、章開沅、林增平、龔書鐸等參加專題討論會，5月27日該報刊登標題為【如何評價義和團運動】的發言紀要（節錄）：
編者按：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問題，史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最近在中國歷史學會舉行成立大會期間，北京市歷史學會和本報理論部聯合邀請部份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同誌舉行了評價義和團運動的專題座談會，這裏發表的是發言紀要（以發言先後為序）。
湯誌鈞（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義和團運動可研究的問題很多，上海史學會去年討論了義和團，對義和團的評價有不同觀點，但沒有充分展開。義和團運動有嚴重的封建性和盲目排外性，但它的反帝是不能否認的，成就也不能低估，對它的意義要有足夠的認識。
最近釋出的一些論文，講義和團的消極面多了，用的材料也有些歪曲。有的戲劇把端王載漪、大臣徐桐，都描繪成小醜，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徐桐雖然支持義和團，又「惡新學如仇」，是頑固派；但他又是聯軍入侵時「投繯死」的，沒有投降帝國主義。我也同意對義和團必須一分為二。資產階級總認為義和團是落後的，除了【開智錄】說了點好話外，對它普遍是否定的。（丁名楠插話：章太炎寫詩說義和團運動是「北方豕蛇亂縱橫」）。其實義和團運動促使了人民的覺醒，對資產階級革命也是有影響的，當時南方利用這個機會發動了自立軍起義，此後，改良派與革命派開始劃清界線。1901年就是個關鍵年代，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感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唯有走革命的道路。所謂「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為大逆無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義和團運動的影響，應予足夠的估計。只講義和團籠統排外、封建蒙昧等，容易導致對義和團的否定。（【如何評價義和團運動】，【光明日報】1980年5月27日）
同年8月，父親赴山西太原參加歷史大辭典會議：
8月6日，經北京去山西太原參加歷史大辭典會議。初，梁寒冰請吳澤轉邀主持歷史大辭典經學史條目，又專程來所，只能參加，會期與天津南開大學主辦之明清史會議沖突，遂未去南開。滬上參加者有吳澤、譚其驤、程應鏐、楊廷福等。會中有提出經學史與哲學史合並者，如合並，余亦可少一事矣。
組織遊五台山，經龍王廟、鎮海寺。次日，爬菩薩頂，遊南天寺、北天寺、龍泉寺。以南天寺最高，各108級。又至玄通寺、顯通寺、玄塔寺、藏經閣。第三天至佛光寺經五台縣而返。
山西大學邀往講學，講經和經學，【晉陽學刊】載此發言，曰【批判封建文化，清理儒家經學】（刊【晉陽學刊】1980年第3期「筆談」）。（湯誌鈞：【自定年譜】，1980年（庚申）五十七歲）
11月，赴長沙參加辛亥革命討論會：
11月26日，在長沙參加辛亥革命討論會，林增平邀宴，李侃、增平、李時嶽、金沖及與余號稱酒中「五虎將」。為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講「戊戌維新與孔子改制」。又與金沖及參觀馬王堆，沖及時任職【文物】雜誌，得仔細尋閱。
會議期間，老友相聚，青梅煮酒,把酒言歡，評出「五虎將」。戴海斌、沈潔在采訪時，還提到這件逸聞趣事：
戴海斌：龔書鐸我看過他寫的一篇文章，他說近代史學界有酒量很大的「五虎將」。
湯誌鈞：（大笑）
沈潔：哪五個？
湯：林增平、李時嶽、金沖及、李侃，還有我一個。
戴：那您後來就不喝了吧？
湯：中風之後就不喝了，但是有的時候，喝一兩杯也沒有什麽了不得的。
戴：您生病之前酒量應該很大的。
湯：酒量啊，酒量最大的，林增平不錯，李時嶽也不錯，金沖及馬馬虎虎，他歡喜鬧著玩。龔書鐸啊，他不會喝酒，就是陪在那裏，所以叫他陪酒男郎！（大笑）所以我們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戴海斌、沈潔采訪整理：【湯誌鈞先生訪談錄】，【史林】2014年增刊（總第150期））
參加會議外，還在高校講學。除在山西、長沙講學外，為本市復旦大學講戊戌維新，為華東師範大學講近代人物，為復旦大學分校（今上海大學）講兩漢經學，為上海師範學院代教育部主辦之師資培訓班講經今文學與戊戌變法等。
【中國歷史大辭典】編輯工作會議
1980年2月27日和3月26日，在上海師大和辭書出版社，召開兩次【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五科工作會議，父親和吳澤、譚其驤、程應鏐、束紉秋、巢鋒等參加會議。
【中國歷史大辭典】是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下，集中全國史學界力量，準備於1985年完成的重點科研專案。上海史學界由復旦、師大、師院歷史系和我所承擔了史學史、歷史地理、宋史、經學史和土地制度史（部份）五科的編寫任務。為了協調五科工作，2月27日和3月26日在上海師大和辭書出版社，召開了兩次由編寫人員和辭書出版社有關同誌參加的工作會議，中國科學院梁寒冰同誌專程從京來滬參加了第二次會議並講了話，吳澤、譚其驤、程應鏐、湯誌鈞以及辭書出版社束紉秋、巢鋒等同誌也都到會。
與會者一致認為：選辭、釋詞一定要體現「廣、深、準」的原則，亦即不僅要廣而不濫，所選辭目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國內外同類辭書上所沒有的；而且釋辭必須準確、簡練，要有充分的史料依據，能反映出中國的學術水平。目前，上海五科辭目大體已經擬定，歷史地理分冊編纂組還寫了五十條左右的辭目釋文，供大家借鑒和參考。
會議就辭典的體例、收辭原則和各科辭目的交叉平衡問題進行討論，認為上述問題是編寫辭典的關鍵。因此，召開整部辭典的辭目審議會議是至關重要的。梁寒冰同誌表示，總編纂處初定於今年7月下旬召開這個會議。
大家在討論中迫切感到，為了加速實作四個現代化，必須加快編纂的速度，同時認為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先出一兩本分冊，既可提供經驗，又能促進全書的編纂，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好事，希望經學史分冊能爭取早日編成。（黃紹海：【〈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五科工作會議簡訊】，【史學情況】第十三期，1980年4月30日）
是年8月8日至18日，【中國歷史大辭典】編輯工作會議在山西太原召開，全國50余名代表出席，著重討論了【中國歷史大辭典】的總體設計、編纂凡例和編纂工作的組織分工方法，父親與吳澤、譚其驤、程應鏐、楊廷福等參加會議，並撰文記述會議經過（節選）：
在討論中，大家關心的問題是：
1.選辭範圍和釋文標準：初步設想，全書收辭五萬條。但從目前各分科擬定的辭目來看，詳略不等。很多同誌認為，應該有一總體設計，註意平衡。例如民族史中選辭較廣，作為「民族」專業辭典是應該收的，但作為【中國歷史大辭典】，則易與其他分高比例失調。釋文也是如此。有的同誌認為應該根據人物的歷史作用決定釋文「等級」，不能單從政治需要出發，如明代的「海瑞」就不能寫得比「張居正」多。至於釋文出處，強調初稿一定要註明，但正式出版卻要抉擇，否則字數就易擴張。【歷史教學】自今年第七期起，每期選登辭條20000條左右，從已刊的「階級關系」、「歷史地理」、「歷史人物」來說，也有可商之處，如字數一般偏長，有的雖經編輯部濃縮，仍舊超過原定「等級」，而事實上文字是可以精簡的。
2.斷代史與專科的關系：【中國歷史大辭典】除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等斷代外，還有歷史地理、民族、土地制度、經學史、思想史、史學史、中外交通史等分科。「斷代」中如果不寫「分科」，那就僅有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而「分科」又需通貫，不能囿於「斷代」。除歷史地理有相對的獨立性外，其余「分科」，幾乎都和「斷代」交錯。這樣，既要避免重復，又要防止遺漏。而「職官」一目，如今放在「斷代」，而不少職官，沿襲舊制；也有同名異職，並無淵源。如「尚書」，始置於戰國，直到清代，都有「尚書」之名，但職掌權力遞變發展，「斷代」就難於處理。
3.下限問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下限原定為辛亥革命，即清王朝結束，但不少人物，主要活動在清朝，而死在民國。如康有為，大家認為要收，那梁啟超也不能不收，而梁在北洋時期又有活動。又如王國維的主要學術成就在民國，而思想上又依戀清室。再如1919—1949年的「中華民國」，又該如何處理？
經過討論，大體上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並決定先按「斷代」或「分科」分冊出版，廣泛征求意見，匯成全書。並擬創造條件，出版通訊或專刊，以便交流情況，推動工作。各科主編，還設想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印發聘書，分送有關單位，以昭鄭重。（湯誌鈞：【山西之行】，【史學情況】第十六期，1980年9月25日）
1980年8月【中國歷史大辭典】編輯工作會議在山西太原舉行，圖為大會合影，前排左五為吳澤、左六為譚其驤、左七為鄭天挺、右一為程應鏐；中排右五為楊廷福、右六為父親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1980年11月26日，由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和湖南省歷史學會聯合召開的辛亥革命史討論會在長沙舉行，父親與50余名代表出席會議。會上主要討論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中國資產階級形成時間、自立軍起義性質、同盟會與武漢起義的關系、黎元洪任都督、對立憲派的評價等問題。
1981年為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國史學會決定在武昌舉辦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成立組織委員會，由胡繩、劉大年任組長，委員除北京較多外，上海、廣東、湖南、湖北、河南、陜西各一位，父親為上海組委會委員。為迎接大會的召開，作了以下的籌備工作：
4月24日，中國史學會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年會，請余列席，並組織「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研究述評」。會議期間，楊廷福邀史學界老年代表餐敘，到有鄧廣銘、譚其驤、吳澤、王仲犖、唐長孺、胡厚宣、史念海、李侃及余，余則另請近代史諸同仁在寓酒宴。
5月，在上海博物館開辛亥革命紀念準備會，周谷城主持，上海已準備論文若幹篇，即將送京審查。（湯誌鈞：【自定年譜】，1981年（辛酉）五十八歲）
是年6月10日，赴北京參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組織委員會會議，分組審查論文，分政治、經濟、文化三組，共有論文百余篇。父親參加文化組，經旬日認真審閱，共選入論文七十篇。父親所撰論文為【論康有為與保皇會】，認為保皇會可分為三期，初期尚具影響，不能厚非；此後，時代迅速發展，保皇會與革命對峙，遂為論者所不滿。論文引錄康有為未刊來往信劄，頗有新意。
自北京返滬後，督促上海入選論文盡快付印成冊，速寄武昌。
10月12日，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武漢召開，15日結束。127名代表出席，還有香港地區以及澳洲、加拿大、北韓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法國、印度、日本、羅馬尼亞、泰國、英國、美國等10個國家的專家學者44人應邀參加。分為經濟、政治、人物評價、會黨、文化五個大組，討論了十三個專題。
父親回憶參加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情狀：
10月6日，赴武漢，8日抵達。11日，參加組織委員會後開大會。日本友人前來最多，有久保田文次、小島淑男、野澤豐、中村義、狹間直樹等均來。適【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送來樣書，各送一冊，法國代表白吉爾、巴斯蒂，香港代表王德昭、趙令揚亦各贈一冊。（湯誌鈞：【自定年譜】，1981年（辛酉）五十八歲）
70周年討論會，是在「四人幫」粉碎，撥亂反正後在武漢召開的，提供論文的作者，很多是從事中國近代史和辛亥革命研究很有成就的專家，也有一些風華正茂的新秀，還有日本、德國、加拿大、澳洲以及香港地區的學者。透過這次交流，不但擴充了視野，而且使人感到學術上有必要開放交流。會後，日本、法國等一些學者，也將他們收藏的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陸續寄華，促進了此項工作的研究。與此同時，辛亥革命主要人物的著作和年譜，也陸續問世，如孫中山、黃興、章太炎、宋教仁、陶成章等的全集和年譜。（湯誌鈞：【由辛亥革命討論會想起】，【湯誌鈞史學論文集】，第18頁）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在武漢討論會上，重印本由父親和吳乾兌先生簽名，贈送國外專家和國內主要單位。
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重印出版。我和吳乾兌在武漢參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會時，將重印本分送國外專家和國內主要單位，由我們兩人簽名贈送。這時，參加編輯此書的主要同誌已先後謝世或離所，只剩下我們兩人，實際主其事者也是我們兩人，重印時更是如此，這樣的簽送是合適的。（湯誌鈞：【關於〈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湯誌鈞史學論文集】，第214頁）
1981年11月，父親與李文海、胡繩武等在武漢
參會與各地講學
1981年1月20日，歷史所召開學術匯報會，由父親介紹1980年以來近代史研究室取得的科研成果及工作體會（節錄）：
副所長沈以行同誌主持了會議，然後湯誌鈞同誌簡略匯報了近代史研究室1980年的工作。經統計，去年已出版專著一部【盛檔：中日戰爭】（上冊）。已發稿四部【盛檔：湖北煤鐵開采總局和荊門礦務局】、【辛亥革命在上海資料選輯】（修訂重版）、【太平軍進軍上海資料選譯】、【章太炎全集】（第一卷）。在報刊發表論文20餘篇。承擔了部份辭典修改、編寫工作。此外，規劃專案中上海史大事記1911-1915年五年已完稿打印，系吳乾兌同誌執筆，其文筆練達，用字扣得緊，能符合大事記之規格要求。史料編纂方面，【盛檔：中日戰爭】（下冊）、【盛檔：中法戰爭】今年上半年可完成；「中國教育會」、「蘇報案」的資料編纂已近完成。其餘專題尚在進行中。在元旦前後該室曾召集三個半天的業務會議，大家匯報了一年來工作情況，交流了體會。……（羅蘇文：【歷史所舉行學術匯報會，湯誌鈞暢談工作與體會】，【史學情況】第十九期，1981年3月5日）
1981年3月，應華中師範學院的邀請，為高教部設在該校的中國近代史師資訓練班授課，戴逸、王慶成、胡濱、路遙、林增平、章開沅和父親分別作專題講座：
3月2日，應武昌華中師範學院之邀，為高教部設在該校之中國近代史師資訓練班講課，聽者均為高校講師、助教，由章開沅聯系組織，戴逸講引言、鴉片戰爭，王慶成講太平天國，胡濱講洋務運動，余講戊戌變法，路遙講義和團，林增平、章開沅講辛亥革命雲。共講十二次，按專題講，如：戊戌維新與今文經學、關於康有為、戊戌變法與帝國主義、戊戌時期的學會與報刊、戊戌時期的新舊鬥爭等。復應學生要求，增講兩次，一為湖南維新運動，一為戊戌變法史料，並言治學方法。
在武漢，曾訪唐長孺、姚薇元，並在武漢大學講學一次。（湯誌鈞：【自定年譜】，1981年（辛酉）五十八歲）
1981年3月，父親在華中師範學院講學
1981年3月27日，父親在華中師範學院開班的教育部高校教師進修班講學，攝於武昌桂子山，湯誌鈞、章開沅、陳望齡和華中師範學院的學員們
武漢講學後，赴安徽師範大學講學：
安徽師範大學校長張海鵬聞余去漢，特來函請返滬途中去蕪湖講學，允之。4月28日，乘東方輪去皖，海鵬偕長子仁澤來接，講學兩次，一為兩漢經今古文學，一為康有為與戊戌變法。返時乘火車，在常州省親一天。（湯誌鈞：【自定年譜】，1981年（辛酉）五十八歲）
此時筆者正在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求學，校、系領導誠摯邀請父親來校講學，父親欣然同意。兩次講學都安排在午後7時開講，僅歷史系77、78、79三屆學生就有二百余人，還有中文、政教等系的師生，大禮堂內座無虛席。
同年8月，為高教部設在華中師院的中國近代史青年教師進修班授課，作「經學與近代學術之關系」學術報告：
1980年代，無疑屬於中國學術界的「初春」。8月上旬，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省各市高校的中國近代史專業的青年教師（大約20人），陸續到華中師院歷史所報到了。……
第一次見到章（開沅）老師，是在進修班首次開講時。記得第一講是由上海湯誌鈞老師講「經學與近代學術之關系」的專題。8月15日上午8點，章老師陪同湯先生準時來到教室裏。二位先生一走進教室，……章老師簡短地向我們介紹了這次進修班的舉辦情況及學術講座安排，又對湯先生作了簡要介紹，然後由湯先生開始學術報告。……（王先明：【求學猶憶桂子山】，見【章開沅學術與人生】，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版）
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結束，應廣東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之邀，10月17日，父親與李侃、龔書鐸同往廣州，陳勝粦等來接。為中山大學哲學系、中文系講授「今文經學與康有為」，為華南師範學院講授「關於戊戌變法的幾個問題」，為暨南大學講授「辛亥革命與反封建」。期間參觀黃花崗、孫中山紀念館；又去花縣，參觀洪秀全故居。25日，返回上海。
1981年10月在中山大學，左起：陳勝㷠、張磊、湯誌鈞、李侃、龔書鐸等
1981年，除在廣州、安徽講學外，在滬亦講學多次：一為上海藝術學院講【秋瑾】，該館擬排【鑒湖女俠】，喬奇、王元美等主持，一為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講辛亥革命，一為廣播電台擬辛亥革命講稿，一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分會講辛亥革命等。
1982年5月9日，應山東大學之邀，乘火車去濟南講學，「王仲犖教授負責接待，晤吳富恒校長、鄭鶴聲、徐緒典、路遙、陳月清、李德徵、孔令仁諸先生。為講戊戌變法專題、經學史專題多次。適近藤邦康教授在魯，得歡聚，近藤對復旦某人自北京偶見【台灣日日新報】，不告近藤即行登出，為之不悅。曾遊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靈巖寺。並應胡濱之邀，為山東師範學院講課。適章開沅來魯，結伴前往曲阜，曲阜師院駱承烈接待，得遊孔廟、顏廟等。駱君之子有特異功能，余與開沅各書【論語】一句，此孩僅六、七歲，未曾讀過，均能指出，亦一奇也。返濟後，因所中來電促歸，於31日返滬。」（湯誌鈞：【自定年譜】，1982年（壬戌）五十九歲）
1982年5月，父親在山東大學與專家學者合影，前排右起：陳月清、路遙、陳之安、鄭鶴聲、章開沅、湯誌鈞、王仲犖、徐緒典、孔令仁、陸景祺
1982年10月參加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前排左十一為周谷城、左十四為吳澤、左三為父親
除赴山東講學外，又於8月19日赴北京參加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討論會，晤張岱年、石峻，敘談甚歡，返後，各贈書冊。
自1982年2月18日起，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開戊戌變法選修課，選課者三十余人，實際聽講者達六七十人，分專題講，共講課一學期。
4月22日，為常州中學歷史教師講【關於戊戌變法幾個問題】。
6月8日，為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講章太炎。
12月17日，為上海史誌十縣經驗交流會講【地方史資料的搜集、鑒別與整理】（按：記錄稿發表於【上海史研究通訊】1983年第2輯）。
又為上海市儀表局講中國近代史兩次，為寶山政協講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次。
1983年1月2日，飛往北京，參加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會議，「余為中國近代史成員。會議決定由廣東負責編寫【孫中山全集】，近代史研究所編寫【中華民國史】。（按：余參加「六五」、「七五」兩屆規劃小組討論，近九年，參加人員，除北京外，僅上海、天津、廣東、湖北、四川各一人而已；又「七五」增西安一人。）又參加上海市‘六五’規劃討論。」（湯誌鈞：【自定年譜】，1983年（癸亥）六十歲）
4月21日，應南京大學歷史系之邀，為該校師生講「近代經學」。
5月23日，去長沙，參加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魏源集】討論會，「林增平今年六十，請萬籟鳴畫壽星以贈。（按：去年李侃六十，亦請萬氏畫壽星。）會議決定，近代史增帝國主義侵華史。【魏源集】主編請余校訂【詩古微】，允之。會後，遊嶽陽，住雲夢飯店，同行者有李侃、龔書鐸、戴逸、李文海、林言椒等，遊君山、楊麽故址等。6月1日返。」（湯誌鈞：【自定年譜】，1983年（癸亥）六十歲）
8月18日，參加復旦大學主辦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
1983年8月18日，參加復旦大學主辦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留影，前排左一為父親
9月18日，去廣州、新會，參加戊戌維新運動和康有為、梁啟超學術討論會，「全國包括香港近180名代表參加。討論了如何看待戊戌維新運動與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的關系，怎樣恰如其分地評價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維新運動期間的活動，維新派的階級基礎、戊戌維新運動期間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關系，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等問題。」（王亞夫、章恒忠主編：【中國學術界大事記】（1919-1985），上海社會科學院1988年版，第389頁）父親遞交論文【重論康有為與經今古文問題】。「在廣東集中後，去新會，住岡山賓館。26日，赴南海，住西樵山賓館。西樵山為康氏早年‘俯讀仰思’之地，今得親訪。會後，應廣東暨南大學之邀，為該校師生講‘辛亥革命時之文化’，與李侃、龔書鐸同往。」（湯誌鈞：【自定年譜】，1983年（癸亥）六十歲）
10月12日，應解放軍政治學院之邀，去南京，講中國近代史兩次。
本年，又在上海政法學院講「儒家經學與孔子評價」、「儒家經學與西漢政治」。（9月）、10月10日為上海市儀表局講中國近代史兩次。
父親講演時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也不用講稿，使聽者記憶深刻。
父親曾稱贊呂思勉先生講課時的大家風範：「呂先生上課不帶講稿，第一堂課，講的就是【史記】，講【史記】的三家註。後來呢，他也沒有題目了，就說‘你們有什麽問題，提問後我就講解’。他也沒有講稿，又沒有準備，當場提問當場解答。哎喲！呂先生可真厲害啊，記憶力超人啊！」「呂思勉先生教書是很認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國的古書很多都背得滾瓜爛熟，記憶力很強，講到什麽地方就背到什麽地方。」（戴海斌、沈潔采訪整理：【湯誌鈞先生訪談錄】，【史林】2014年增刊（總第150期））父親說呂先生上課時只帶一支粉筆，所以自己上課時不帶講稿是跟老師學的。
茅海建教授說：「湯誌鈞史料爛熟。」翁長松先生說：「湯誌鈞先生的授課很有特點，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講課不用講稿，全憑頭腦中的記憶，將玄妙和枯燥乏味的經學，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令人驚嘆和折服。」
1992年4月17日台灣地區重要報紙以「湯誌鈞受邀來台講學，東大學者如沐春風」為標題，曰：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湯誌鈞近日受東海大學文學院長呂士朋之邀來台講學，兩周以來，湯教授風趣的言談，及豐富的學識涵養令東大中文、歷史系師生如沐春風。結束台中之行後，湯教授將轉往台灣大學及日本等地繼續講學。
本月20日，湯教授將轉往台灣大學授課，在台期間，他為中文、歷史所學生講授各種專題，包括秦漢博士、儒家鬥爭、王莽與劉歆、經和經學、經學學派與傳承、清代的漢學等十余門，他幽默的授課方式，及精辟的解說，令東大學生如沐春風。
【聯合時報】報道父親在台灣地區講學，標題為：【大陸儒者應邀東大講授中國經學及戊戌變法，湯誌鈞滿腦經典，講課不必看稿】。在安師大，我是第一次聆聽父親的演講，後來去日本留學，父親也在我求學的大東文化大學講學，我擔任轉譯，見父親講學時也是如此，完全不同於照本宣科式的講課，也沒有書本或講稿，全憑記憶，滔滔不絕地引經據典，以論證自己的觀點，鞭辟入裏。
1982年7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員會下達關於唐振常、湯誌鈞兩位同誌任職的批復：
市委組織部：
滬委組（82）字第244號報告悉。
市委同意唐振常、湯誌鈞兩位同誌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特此批復。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上海檔案館：【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唐振常、湯誌鈞兩位同誌任職的批復】，檔案號：B1-9-626-52）
7月24日召開全所大會，所黨委副書記劉振海宣讀市委的批復，任命唐振常、湯誌鈞兩位同誌為本所副所長。父親在【自定年譜】中說：「自知非領導才，辭之不得。」
協助拍攝【上海租界】、【秋瑾傳】和【鄒容】
1979年11月，歷史所近代史研究室總結了一年來科研工作的進展情況，其中有一項是協助拍攝【上海租界】和【秋瑾傳】：
除上述研究專案外，今年以來，近代史研究室還多次接待了上海電視台【上海租界】攝制組、上海電影制片廠【秋瑾傳】拍攝組的同誌，為之提供資料，介紹情況。
透過近一年的工作，大家體會到研究歷史是一項艱苦的工作，要紮紮實實地打基礎，有科學的態度，要註重成果的質素，不能操之過急，時間安排上寧可考慮得長遠一些，不斷拿出東西。同時也要註意處理好長遠規劃和當前工作、集體專案和個人專業之間的關系，給青年同誌一定的學習時間和業務指導，這樣才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羅蘇文：【近代史研究室回顧了科研專案進展情況】，【史學情況】第九期，1979年11月15日）
次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為了拍攝歷史人物傳記片【革命軍中馬前卒】（又名【鄒容】，伊明導演），劇組人員來歷史所求教，近代史研究室有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劇組人員，並出謀劃策，提供相關材料。2月5日下午，父親帶領科研人員到上影廠，詳細介紹鄒容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活動史實。同時，對劇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頗有參考價值的建議：例如劇本中給人的印象是鄒容被英捕房蓄謀害死的，可是，關於鄒容致死的確實史料至今猶未發現，作那樣處理是否失當？又如中國學生在日本舉行的「東京留日學生拒俄大會」上鄒容怒斥梁啟超一節，甚至還讓一只草鞋飛到了梁的面孔上。這是後事前移，劇本如此處理，實有不妥等等，為拍攝【鄒容】出了一份力：
上海電影制片廠為了拍攝歷史人物傳記片【革命軍中馬前卒】（又名【鄒容】），來訪我所，近代史研究室的有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該攝制組，並向他們提供了材料。
2月5日下午，室主任湯誌鈞同誌又帶領研究【蘇報案】一段歷史的人員到上影廠，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青年革命家鄒容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活動史實，同時，對劇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頗有參考價值的建議。例如，劇本中給人的印象是鄒容被英捕房蓄謀害死的，可是，關於鄒容致死的確實史料至今猶未發現，作那樣處理是否失當？又如中國學生在日本舉行的「東京留日學生拒俄大會」上鄒容怒斥梁啟超一節，甚至還讓一只草鞋飛到了梁的面孔上。這是後事前移，劇本如此處理，實有不妥。反之，像當時的記載中有許多拒俄運動的史料，俄人對鄒容事件的態度，中國人民的反俄鬥爭，很是生動，卻是可以加進若幹情節的。
近代史室吳乾兌、費毓令、周元高等同誌也向攝制組提供了鄒容、章太炎在滬革命活動的情況，並協助他們復制了【革命軍】、【申江勝景圖】、【點石齋畫報】等，為影片制作道具提供了參考資料。（孟記：【為攝制〈鄒容〉出一份力】，【史學情況】第十二期，1980年3月27日）
此後的幾個月，父親和近代史室同仁繼續為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鄒容傳】提供資料和幫助，以更如實地反映出鄒容這位傑出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影片也更能感染人、教育人：
本刊第十二期曾以「為攝制【鄒容】出一份力」為題報道了我所近代史室湯誌鈞等同誌協助上海電影制片廠籌備拍攝歷史傳記影片【鄒容傳】的一些情況。近幾個月來，我所近代史研究室的科研人員又為該劇組提供多次幫助，其中包括查閱、復制資料、畫冊，講介當時歷史情況，提出修改意見等等。劇組的演員們還登門求教，他們在近代史室有關人員協助下，閱讀了當時主要書報、雜誌及外文資料、畫冊，之後，又聆聽了對鄒容所處的時代背景的介紹。這對該劇演員們熟悉當時的生活，獲取感性認識，培養人物感情方面是有用的。
我所的科研人員還就電影劇本中的幾個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供【鄒】劇組作參考：
一.關於歷史劇與歷史的關系。歷史劇應該尊重歷史，藝術誇張要恰如其分，虛構也要合情合理，否則，就不能稱為歷史劇。鄒容是一位傑出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始終堅定地進行著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鄒容的一生，可以歌頌的事跡很多，「戲」也是有的，影片如能集中地反映出來，是能感染人、教育人的。
二.關於鄒容走上革命道路。鄒容是在家庭同意的情況下赴日留學的，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經過摸索而找到革命道路。而劇本把他描繪成與家庭決裂，毅然出走，一則會使人產生疑雲，二則似乎容易使人物傳記公式化、一般化。
三.關於對吳稚暉的描寫。吳稚暉是一個「反動」分子，這主要是他後期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在早期，作為當時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吳稚暉還是傾向於革命的。至於他與章太炎有分歧，那只是資產階級內部各派在革命行程中觀點、方法之爭，劇本在描寫吳稚暉時，讓他一上台就帶著反革命的臉譜，值得考慮。
四.【鄒容傳】的最大不足之處是沒有突出「拒俄」這一歷史背景。「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充分說明了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從民族鬥爭演進到政治革命的史實。這也是「蘇報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蘇報案」發生後，沙俄活動極為頻繁，積極主張把鄒容等「引渡」給滿清政府以戕害革命者。該劇如能突出這一背景，不僅符合史實，而且也向觀眾揭露了沙俄侵略中國的歷史例證。（近代史研究室供稿：【我所繼續為上影廠攝制【鄒容傳】提供資料】，【史學情況】第十五期，1980年8月31日）
1981年2月，【革命軍中馬前卒】（又名【鄒容】）攝制完成並送審。2月21日，父親和史學界有關同誌應邀觀看樣片並參加座談，大家認為，這部歷史影片從正面來描寫鄒容，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歷史實際，看了以後還是能感動人的。這部片子對當前的青年有教育意義，能夠起到一定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作用。又認為，在中國的影壇上，反映農民戰爭的歷史故事片有一些，但反映資產階級革命的則是第一部。24日，父親和吳乾兌、周元高、費毓齡、孟彭興等再次與劇組人員商談補拍和加工細節：
本刊在去年12、15兩期，曾對我所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為協助上影廠【鄒容】攝制組提供歷史材料事作了報道。現在，由葉元編劇，伊明、王潔、鮑治芳導演，描寫資產階級革命家鄒容的歷史人物傳記影片【革命軍中馬前卒】已經攝制完成送審，北京歷史學界在黎澍同誌的主持下還為此召開了座談會。
2月21日，上海史學界有關同誌也應邀看了樣片並進行了座談。上海市社聯羅竹風、洪榮華，上圖顧廷龍，復旦蔡尚思、陳匡時、吳傑、李華興，華東師大吳澤、夏東元，上海師院夏笠，以及本所湯誌鈞、徐元基、齊國華等同誌出席了座談會。
大家認為，這部歷史影片從正面來描寫鄒容，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歷史實際，看了以後還是能感動人的。這部片子對當前的青年有教育意義，能夠起到一定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作用。又認為，在中國的影壇上，反映農民戰爭的歷史故事片有一些，但反映資產階級革命的則是第一部。與會者又對一些有關歷史真實和藝術加工、形象現代化以及以夢作結尾等問題各抒己見。
2月24日上午，該片攝制組又來我所對影片的修改作較為具體的商量，湯誌鈞、吳乾兌、周元高、費毓齡、孟彭興參加座談。大家認為，影片已經攝制完成，不可能再作大的更動，但是考慮到各方面的關系，應該刪除吳稚暉「打千」、「嚇得冒汗」的鏡頭以及吳稚暉、英人迪比南諸人的一些暴露性對話；增加一點各國公使在北京聚會討論「蘇報案」的戲和表現【革命軍】發表後社會反映的戲。至於青年革命家鄒容的形象還嫌單薄，最好能有所加強。
該片攝制組同誌表示，他們將根據資料，對影片進行補拍加工，爭取三月份修改定片，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獻禮。（興：【歷史片〈革命軍中馬前卒〉告竣】，【史學情況】第十九期，1981年3月5日）
1986年前後，還為孫道臨主演的【非常大總統】提供資料，與孫道臨先生多次相晤，探討劇情。
【近代上海大事記】
在「文革」之前，父親主持或參與編纂了四部史料集：【鴉片戰爭時期英軍在長江下遊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組譯】、【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興起奠定了重要基礎。自1978年歷史所恢復後，加強對上海史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室著手編纂【近代上海大事記】（1840-1918年），1983年列入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六五」期間重點專案，父親任主編。
父親在該書「前言」中說：
近代上海歷史的資料整理和編纂工作，過去雖有同治【上海縣誌】、【上海縣續誌】、民國【上海縣誌】等方誌，但出於眾手，錯漏較多。如清代的職官任免時限，就每多失誤。三十年代，上海市通誌館出版了【上海通誌館期刊】、【上海研究資料】正續編、【上海掌故叢書】諸書，對上海發展歷史和地方容貌，作了大量工作，至今仍有較高參考價值。但1937年抗戰發生後，通誌館解散，工作停頓，未及進一步整理。因此，【近代上海大事記】的編寫，事屬開創。（湯誌鈞：【近代上海大事記·前言】，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前言」第2頁）
編纂【近代上海大事記】，除了查閱公共租界工部局、舊法租界公董局的檔案外，還盡量尋找各種中外文書刊，如【申報】、【上海新報】和英文報紙【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等，並利用諭奏、方誌、文集、專著、雜錄等資料。
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的全體研究人員加入編纂工作，分工合作，認真負責：
本書在擬定編寫體例和搜輯要求後，由下列同誌分工編寫：1840年至1850年由吳乾兌同誌編寫；1851年至1864年由石培華同誌編寫；1865年至1871年由徐元基同誌編寫；1872年至1880年由陳祖恩同誌編寫；1881年至1887年由王少普同誌編寫；1888年至1893年由崔雲華同誌編寫；1894年至1899年由費毓齡同誌編寫，王少普同誌補訂；1900年至1904年由費毓齡同誌編寫，周元高同誌補訂；1905年至1910年由周元高同誌編寫；1911年至1918年由吳乾兌同誌編寫。附錄中的各項表格，由於醒民同誌編寫；「人名索引」由沈孝鈺同誌編錄。正文中有關海關、教會資料，於醒民同誌曾提供補充，吳桂龍同誌對上海職官任免也寫過部份初稿。全書由湯誌鈞、吳乾兌、徐元基三同誌修訂定稿。（湯誌鈞：【近代上海大事記·前言】，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前言」第2頁）
【近代上海大事記】記述了1840至1918年與上海有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方面的大事，書末附有與上海有關的政府職官年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名錄，英、法、美、日、俄、德等國駐滬領事年表，上海主要新舊路名對照表以及韻目代日表、人名索引等。該書編纂歷時六年，於1989年5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培養研究生
1979年夏，父親招收中國經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錄取黃紹海一人。
至1980年底，學期已有一年半，歷史所召開研究生座談會，聽取研究生匯報學習的進度和心得（節錄）：
本年11月間，院研究生辦公室召開歷史所研究生的座談會，由副院長孫懷仁同誌主持，副所長沈以行、院學秘室主任陳給參加會議。研究生黃紹海、周殿傑、鄭祖安、盧漢超四位匯報了一年半以來的學習情況。現簡要整理如下：
黃紹海：專業是中國經學史，導師是湯誌鈞。四門專業必修課中，版本目錄、中國經學通史、經學通論三門均已學完，方法是自學為主，導師輔導。另一門清代經學，目前正結合【中國歷史大辭典】的辭條編寫而進行，本人承擔100條的編寫任務。畢業論文選題初步定為「清代漢學探源」，擬分析清代文化政策對經學的影響。目前正在收集資料，其中有些解放前發表的文章及清宮檔案，上海沒有，需要到北京去，屆時提請領導審批。……（學術秘書組：【我所研究生座談會紀要】，【史學情況】第十八期，1980年12月26日）
1981年11月24-26日，父親出席歷史所舉行的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會，由吳澤先生、陳旭麓先生等主持答辯，黃紹海等四位研究生順利透過畢業論文答辯：
我所研究生經過兩年的學習，已完成了教育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並在導師的指導下撰寫出了畢業論文。根據國務院和教育部的有關規定，最近在本所舉行了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答辯。
……
同日下午，研究生黃紹海進行論文答辯，他的論文題目是【清代漢學探源】。就答辯委員會提出的漢學和宋學的關系問題，黃紹海答辯道：漢學和宋學作為相對立的專名出現，見於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其實，兩者既有區別，即宋學在於「議政」，漢學在於「學問」；議政的武器為「義理」，學問的方法在「考據」，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兩者畢竟又有聯系。一則理學作為欽定的取士標準，還得問津；二則漢學是從理學中脫胎而出，難免影響。我們只有註意到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才能正確把握宋學和漢學的區別，並且進而找到漢學內部變化的原因。
……
答辯委員會在認真聽取研究生的學習情況介紹、畢業論文介紹以及研究生本人的答辯後，進行了詳盡的討論並寫出書面評語，最後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我所四名研究生全部獲得透過而畢業。（盧：【新枝茁長——歷史所舉行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記】，【史學情況】第二十二期，1981年12月5日）
父親招收的第二位研究生承載，於1988年6月14日畢業，治兩漢經學，論文答辯請華東師範大學吳澤主持，順利透過。
1980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生南下進行歷史調查，在上海受教於父親
1982年11月，副院長陸誌仁（前左）、父親（前右）和研究生盧漢超（後左一）、黃紹海（後左二）、周殿傑（後左三）、鄭祖安（後左四）合影
此外，父親還參加或主持研究生畢業答辯多次：1981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尹達研究生張承宗；華東師範大學吳澤研究生胡逢祥、盛邦和；南京大學王栻研究生俞政、胡偉希、姚杏民等。1982年，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潘振平、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羅福惠等。1983年為南京大學王栻研究生經嘉鴻主持答辯；又參加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張文建答辯。1984年，參加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錢杭答辯，論文題目為【〈尚書〉宗法思想研究】，另參加該校近代史碩士研究生陳彪、姜進答辯。（陳彪論文為【論劉坤一】，姜進論文為【從中體西用到進化論】。）1985年，參加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盛邦和答辯（盛治黃遵憲）。1987年，參加華東師範大學研究所周朝民、石雲、呂新生答辯。1988年，主持、參加博士、碩士生答辯多次，有華東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張鴻雁、郝鐵川、李憲路，碩士生王建軍、李心傳、仲衛民。又歷史系碩士生夏東、張能政、鄔國義及胡某等。1990年，主持或參加研究生答辯的有：華東師範大學裘增平、蔣連華、張俊征等。同年6月3日，赴揚州主持歷史系研究生答辯，凡劉扣林、王波、朱樹謙三人，均祁龍威研究生。1992年1月6日，為華中師範大學博士生王傑、馬小兵、周洪宇擬就符合博士生畢業水平評語。2017年5月，主持周武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
自1987年2月起，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博士、碩士研究生講「近代經學」，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時，歷史系教師亦有前來旁聽者。共講一學期。3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七人，即將畢業，來滬專訪，詢近代思想、人物諸問題，一一指點。
1988年2月至3月，為華東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碩士研究生講「戊戌維新與學習西方」、「近代史史料」等。
4月6日，應華中師範大學之邀，由母親陪伴乘長江輪去武漢，為研究生講授儒家學說、戊戌維新與中學、西學。遊黃鶴樓、長江大橋、漢陽歸元寺、東湖等。又至中南民族學院講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孔子儒學，為湖北大學講維新思潮等。
父親每次外出開會或講學，我們姐弟四人就會爭先恐後地為父親收集保管信件、報刊、雜誌等，只要父親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閱讀信件和報刊，接著是在燈光下通宵達旦地撫卷筆耕。這一切都回不來了，卻一直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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