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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未竟,先分果實:章太炎大罵「鼠竊狗偷」

2024-04-14歷史

1905年同盟會成立大會上,某「心懷首鼠而昧於孫文之為人」的台下聽眾突然起身詰問正在演講的孫中山:

「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為帝王乎?抑為民主乎?請明以告我!

此言既出,全場皆驚。演說正酣暢淋漓的孫中山聽後「忽然如裂帛中止」,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事急之時,宋教仁的好友、會議組織者程家檉出面解圍:革命者國家之公事,孫先生何能為民主君主。吾人之心中無慕從龍之榮,則君主無自而生。今日之會,惟研求清廷之當否革除,不當問帝王民主。

辛亥革命是一場共和革命,革命者自然無帝王之念想——事實上也完全做不到。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回到上海。據南社社員徐宗鑒描述,當時前去迎接的,「商界僅王一亭,政界僅李平書,其余僅英士(即陳其美)與余兩人」。這等場面,與主流歷史所描寫的「萬眾歡呼」、「夾道歡迎」相去甚遠,堪稱冷落。外媒對此倒是反應靈敏,「西報記者、日本記者卻有十余人」前來捧場,不過他們感興趣的,卻是孫先生究竟帶了多少款子回國。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赴南京就任總統,上海火車站送行的也只有於右任、蔡元培、陳其美、沈翔雲數人,另有軍樂一隊、衛兵一連,僅此而已。以上場面,均為徐宗鑒親眼所見,似為可信。
1月3日,代理臨時參議院(前身即「各省代表會」)再次進行選舉,黎元洪不出意料地當選為臨時副總統,但在表決孫中山所提出的各部總長人選時,其中有3人遭否決,幾占名單的三分之一。
孫中山流亡海外多年,國內情況不甚熟悉,名單主要由黃興擬定,人選如下:黃興自任陸軍總長、黃鐘英任海軍總長、王寵惠任外交總長、伍廷芳任司法總長、陳錦濤任財政總長、宋教仁任內務總長、章太炎任教育總長、張謇任實業總長、湯壽潛任交通總長。
被否決的3人分別為宋教仁、王寵惠與章太炎,參議員們的反對理由是,章太炎脾氣怪誕、性格孤傲,宋教仁心高氣盛、年紀太輕,王寵惠海外歸來、閱歷尚淺,均不合適擔當重任。孫中山來時原本興致盎然,不料第一次開會即受此難堪,最後只得默然退場。事後,黃興多方協調,新名單以程德全換下宋教仁、用蔡元培換下章太炎,這才勉強透過。
人選名單出爐後,不滿者不在少數。首先是湖北首義派,他們在總、次長的十八人大名單中竟無一人上榜,這未免有些說不過去。陜西革命黨人、【民立報】的主持者於右任曾向黃興提醒,名單醞釀時應考慮容納武昌首義的革命同誌,但「首義派」最後還是顆粒無收。
從潛意識說,這恐怕與名單主擬人黃興在武昌的不愉快經歷相關。黃興的用人有私心,譚人鳳也曾責怪說:「其於同輩中能力勝己者,雖明知而不願用。以故南政府之組織,如宋教仁者則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湯化龍、湯薌銘、劉冠雄輩反特邀拔擢。」
事實上,孫武曾前來運動陸軍次長一職,但已任陸軍總長的黃興顯然不想用他做副手,孫武最終失望而去。張振武對南京臨時政府也極其不滿,每次見面,張都要擼起袖子、揮動胳膊,嚷嚷著說黃興辦事不公平。名單公布後,張振武更是在報紙上公開辱罵:「你們這些人碌碌無為,依靠別人成功了,權力卻都被你們拿去了!」由此,湖北首義派走上與同盟會相對立的道路。
至於財政總長,黃興原主張用名聲在外的同鄉熊希齡,但孫中山堅持用留美博士陳錦濤。外交總長的人選也爭議頗大,按說應由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出任,但孫中山最終選擇了王寵惠。王、伍兩人都是法學博士出身,但王寵惠年僅31歲,資歷、經驗遠不如伍廷芳。為此,王寵惠最初不敢受命,但孫中山卻給他打氣:「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也」。
伍廷芳的反應倒還算豁達:「予視兩者(指外交與司法總長職位)無甚差異,無所好亦無所惡」。但數年後,伍廷芳卻隱約表達了自己的積怨,稱孫中山當年任用留學生「不加甄別」,「委以總次長之要津,或專成之重寄。」
胡漢民自傳中說,孫中山回國前,宋教仁有意推黃興為大總統而自任內閣總理,章太炎也為之公開造勢: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在這次的表決中,宋教仁落選的原因有二:一則年少,二則太堅持原則。為實行內閣制的主張,他不但與孫中山吵,而且與臨時參議員們吵,由此受人惡感,被否並不奇怪。
至於另一個被否的老革命黨章太炎,他可就要發飆了。章原本就脾氣怪異,經常做出些匪夷所思的出格事。這次的革命,他上躥下跳,活躍異常,結果卻什麽也沒撈著,那當然不幹了。兩個月後,南京的川籍革命黨人舉行四川革命烈士悼念會,人在上海的章太炎居然不辭辛苦地送來一幅極刺耳的挽聯:「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龍盤,古人之虛言」。此罵非無所指,堪稱毒矣。
因為種種原因,多數總長並未真正上任,如江浙立憲派的張謇、程德全、湯壽潛等人。孫、黃等人對此倒不介意,因為他們采取的本就是「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策略,次長多為革命黨人擔任(陸軍次長蔣作賓,海軍次長湯薌銘,司法次長呂誌伊,財政次長王鴻猷,外交次長魏宸組,內務次長居正,教育次長景耀月,實業次長馬君武,交通次長於右任),這樣反可以免去掣肘之虞。
話雖如此,由於存在時間短、經費奇缺等諸多原因,南京臨時政府當時可做、能做、已做之事並不多,特別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之時,更是如此。按之前各方的約定與默契,清廷釋出退位詔書的次日,孫中山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袁世凱隨後被舉為臨時大總統。

這時,孫中山及眾革命黨人的心情是復雜的。而這種復雜心緒的背後,則是一種難言的酸澀、苦悶與無奈。赴上海之前,已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曾勸孫中山留在南方整軍經武,假以時日,以武力推翻清廷(乃至袁世凱)。孫中山卻說:袁世凱之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兩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

黃興寫信勸袁世凱反正時,免費奉送了幾頂「華盛頓」、「拿破侖」的高帽子,但對袁世凱這個人,他並不了解也不曾有機會去了解,因而對袁的顧慮與幻想,兼而有之。
在黃興看來,像袁世凱這樣的權臣(能臣),他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必定有十二分的了得手段。假如袁能幫助革命黨推翻清廷,就算讓他當總統,任期也不過數年,屆時可以把他選下去。但要是袁世凱不肯反正,而效仿曾國藩扶持清廷擊敗革命軍——這並非沒有可能——如此一來,戰火相連,革命前途未蔔,恐怕連光復的土地也要失去。與其如此,倒不如利用袁世凱搞垮清廷,走一步看一步,待機而動。
這種想法,不僅黃興有,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做如此想,其中恐怕也包括孫中山在內。
最主要的是,作為南方陣營的準代議機構,「各省代表會」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已達成決議,「虛大總統之位以待袁世凱」。這樣的表述首提於漢口會議,並在之後的南京會議上得到確認,這也是孫中山所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由此,歷史的結論更似乎傾向於,孫中山無所謂「讓」,袁世凱也無所謂「奪」,雙方都是按之前的約定與默契行事。如此,所謂袁世凱「竊國竊位」,更像是革命黨人失敗後的情緒宣泄而無事實之根據。
就連革命派刊物內部,如【民立報】、【神州日報】等也對「舉袁」之說頗為提倡,其相關報道、短評及社論均不難找到。另外,列強的態度也是重要的一環。英國公使朱爾典即直接把「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作為斡旋南北議和的條件。莫理循在南下上海時,曾對革命黨人多次吹風,任命黎元洪或孫中山作為民國的總統,不能指望得到列強的早日承認。因為孫中山對中國現狀一無所知,黎元洪則在外省毫無地位,言外之意,孫、黎二人將無法掌控局勢,這顯然不符合各國的在華利益。
袁世凱就不同了。老袁之前的從政經歷及成就,已顯示出比國內其他任何政治家更高的治國才能。也只有他,才能讓列強感到放心。由於其表態過於露骨,莫理循甚至受到中外各方乃至上司的批評,但莫理循的言論,無疑是英國官方意見的反映。
由此,孫中山雖然已宣布就職,但這一事實既沒有改變「虛位待袁」的決議,也未能對革命黨人的思維定勢有所觸動。在眾人眼裏,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換言之,孫中山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位待袁」、有名無實的「臨時大總統」。而事實上,孫中山「在位」的40多天裏,整個南京臨時政府也都是名不副實。
革命元老張繼曾說:總理在臨時總統期內,諸事由克強(黃興)作主……群眾開會時,總理偶參加,僅坐會場前列,並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諸同誌仍呼為「先生」,甚少呼大總統。胡漢民也說:時戰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獨克強兼參謀總長,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各部之領袖。
兼為革命黨與反對派的章太炎,他的話就更刻薄了: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嘗任方面與為國務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其話裏話外,仍在「舉袁」而暗諷南京眾人為「鼠竊狗偷」。
1912年1月下旬,當和議陷入僵局而孫中山突然投擲五點「要約」時,昔日的「左膀右臂」、剛從獄中死裏逃生的汪精衛竟直斥孫中山:「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舍不得總統的職位嗎?!」
孫中山投擲五點「要約」是有原因的。當時,「清帝退位」的各項條款大體就緒,只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尚待解決,那就是:清帝統治權「消滅」之後,北方政權將如何產生;而在建立新政權時,南方與北方,究竟誰是正統?從法理上說,這是個令人糾結的問題。
作為局外人,莫理循一語點破孫中山的其中用意:「袁世凱不能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皇帝應直接向在南京的以他為代表的共和派移交權力,或更正確地說,實行投降。」
中國有句老話:「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器之爭看似虛文縟節,實則暗藏根深蒂固的法統淵源。袁世凱當然不會向南京臨時政府及革命黨人投降。作為報復,他在清帝【退位詔書】中加了一句:「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換句話說,袁世凱代表北方政權,權力來自清廷的授權,與南方毫無相幹。
詔書一經釋出,正擔心此事的孫中山立馬致電唐紹儀,要求對「全權」二字作出解釋。袁世凱早有準備,他命唐紹儀回電:授權之說,並非他的本意;再者,清帝退位後,諭旨已歸無效。如要設法補救,即須請清帝重新即位,再頒諭旨取消授權——怎麽辦,您看著辦。
從事理上說,如果授權之說出於清廷,這等於清帝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委托給了袁世凱,而不是南京政府;而這句話要是袁世凱自己加進去的,這等於說他的權力來自清帝的「禪讓」,而不是孫中山的讓位和南方的選舉。

於是,革命黨人決心用臨時參議院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各省代表會」通電各省都督府,請各省派參議員3 名來南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半個月後,各省所派參議員陸續到達,臨時參議院於1月28日正式召開,「各省代表會」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就此結束歷史舞台。

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時,附帶了三個先決條件:

1.臨時政府必須設在南京;2.新任臨時大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3.新任臨時大總統須遵守臨時參議院制定頒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合並同類項的話,先決條件的第一、二條實為一條,那就是調虎離山,把袁世凱弄到南京,也就是革命黨人的地盤上看管起來;至於第三條,則是一個口袋條款。說白了,就是趁著袁世凱還沒上位,先給他塞上一堆法律(特別是後來的【臨時約法】),套住他的手腳,屆時老袁想不承認都不行。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一職。

但,3月11日,孫以臨時大總統身份在南京頒布【臨時約法】。

最後,4月1日——西方人的愚人節,孫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什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