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實行「兵諫」，將蔣介石以及眾多國民黨大員軟禁於新城大樓。
雖然在事變中，在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蔣介石最終同意「停止剿共，一致對外」的八項主張，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
然而，就在此事後不久，張學良竟然置數十萬東北軍、西北軍於不顧，選擇親自護送老蔣回南京。
12月25日，當周恩來得知此事後，急忙乘車來到機場。飛機早已載著老蔣與張學良等人南去，只留下前來送行的楊虎城。
「楊將軍，張將軍送老蔣回南京，你怎麽不攔著他點呢？他這是中了【連環套】的毒，排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呀！」
殊不知，回到南京的張學良竟然寫下認罪書，被審判委員會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從此淪為「階下囚」，被軟禁54年，直到1990年釋放，才重獲自由。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張少帥主動離開東北軍的庇護，踏上這條不歸途？又是什麽原因讓他不得不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
直到張學良晚年接受采訪的時候，才吐露當年的真相，「心腹愛將背叛了我！」
實行兵諫，逼蔣抗日
然而，在扣押蔣介石之後，張、楊二人面臨更難的抉擇，那就是對老蔣本人下一步的處置。
殺蔣？還是放蔣？
在此為難之際，張、楊二人一面加強對西安四面的部署，避免在之後與中央軍的對抗中喪失主動權。
另一方面第一時間致電遠在延安的紅軍，要求請人來西安共同商議此事。
延安接到電報後便立即召開針對西安事變的會議，並派遣周恩來前往西安協助工作，商議此次事變後續的和平解決事宜。
得到答復後的張、楊徹底放心下來，在控制住蘭州之後，全身心投入對西安的東大門潼關及其以東，進行布控。
潼關歷代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中央軍進入西安的唯一入口，久經沙場的張、楊二人顯然是知道潼關重要的戰略地位，第一時間就開始對其進行布置。
但由於「兵諫」一事是在私底下進行的，需要先瞞過中央軍的視線，所以在布控上只能實行就近原則。
為了加快計劃實施的速度，幾乎是在「兵諫」開始之時，楊虎城便打電話給駐守在潼關附近的心腹馮欽哉，要求其「迅速集結進駐潼關，防止中央軍進犯西安。」
為了加強防禦，保險起見，張學良也開始對洛陽進行封控。
在西安事變之前，洛陽便是國民政府重要的軍事基地，黃埔軍校分校也安置在了此處，與潼關有著相同的戰略地位。
又因為蔣介石頻繁出入洛陽，所以再次進駐了大量中央軍。
為了防止中央軍打閃擊戰，張學良也密電遠在洛陽的炮六旅旅長黃永安，命他迅速控制洛陽，監視其交通要道洛陽，以防止洛陽對西安有所行動。
本以為萬事大吉，西安方面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與南京進行談判，把握主動權。
楊虎城卻沒想到的是，馮欽哉早就生出了二心。
馮欽哉本就桀驁不馴，又自命不凡，當他看到楊虎城有心培養新生力量，器重孫蔚如等人，刻意冷落自己，便對楊心生不滿。
再加上楊虎城所帶領的十七路軍又屢遭蔣介石打壓，讓他看不到官途的希望，所以生出取代楊虎城的想法。
所以，接到命令的馮欽哉竟然明目張膽地向楊虎城提出「擁蔣打張」的主張，想要順勢而為，抱緊蔣介石的大腿，趁機打壓楊虎城。
不僅如此，他還有意拖慢部隊的行程，為中央軍的到來拖延時間。
對於馮欽哉的做法，楊虎城只能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卻又因為保密工作拿馮欽哉無可奈何。
因此，東北軍炮六旅旅長黃永安如何走這一步就顯得極為重要。
黃永安又是何許人也？為何在如此緊要關頭能被張學良委以重任？
心腹背叛，「兵諫」計劃岌岌可危
黃永安，1924年在陸達畢業後便參軍參軍作戰，一路跟隨張學良四處征戰，深受器重。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將其安插在洛陽，為身在西北的東北軍留出後手。
在蔣介石五十大壽時，張學良甚至在洛陽還親自提拔為少將，對其重視程度早已不言而喻。
可是，當黃永安看到這封電報是卻猶豫不決，一時間面露難色。
一方面害怕中央軍大舉進攻炮六旅寡不敵眾，自己會有性命之憂。
另一方面如果拒不執行便愧對於張少帥的提拔之恩，如果事情和平解決，遭殃的還是他們這些蝦兵蟹將。
黃永安一時間拿不定主意，想起了同為國民黨員的妻子李誌全。
妻子李誌全本就是富貴人家的小姐，性格潑辣，滿身的傲氣，以至於黃永安在結婚之後總是伏小做低，養成懼內的性子，每逢大事都必須向李誌全請示。
而極力推崇蔣介石的李誌全最看不慣張學良做派。
所以，當她聽說張學良良軟禁蔣介石後便破口大罵，更是大放厥詞罵其犯上作亂，勸說丈夫回頭是岸，千萬不要做以卵擊石的愚蠢行為。
張學良萬萬沒想到，自己一手提拔為少將的黃永安，竟會在妻子耳邊風的鼓動下輕而易舉地倒戈。
更令其沒想到的是，倒戈後的黃永安為了及時與自己撇清關系，邀功行賞，竟連夜趕到中央軍校洛陽分校的主任祝邵周家中報告此事。
正是他的告密，讓中央軍在張楊釋出全國通電之前的十二個小時，得到蔣介石被捕的訊息。
而此時潼關又無重兵把守，西安的東大門完全敞開，給了南京方面可乘之機，使整個「兵諫」計劃處在破產邊緣。
中央軍先行一步，西安陷入輿論漩渦
接到訊息後的祝邵周為搶占先機，迅速調遣洛陽方面的中央軍經隴海線前往潼關，搶占先機。
在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東北軍慘敗，潼關迅速被中央軍占領，整個西安都陷入緊張的氛圍當中。
祝邵周這一行為正得馮欽哉的意，其浪子也行已經昭然若揭，甚至在會議上公開批判楊虎城、張學良扣蔣行徑。
早早接到訊息的南京也先發制人，向全國散布張學良、楊虎城「造反」的言論，使得西安陷入全國各地的討伐之中。
原本支持「逼蔣抗日」的盛世才和閻錫山也翻臉不認，紛紛反過來指責兩人的行徑。
胡適和傅斯年力挺南京政府，社會各界學生更是在南京政府的混淆視聽下紛紛上街遊行，聲討張、楊二人，要求釋放蔣介石。
蘇聯也橫插一腳，對事變的性質目的做出錯誤的判斷，竟然聲稱此次事變是親日分子謀劃的陰謀。
張、楊二人怎麽也沒想到沒有一個地方實力派支持他們的做法，也沒有一個人站在他們的陣營。
在這場事變中，張學良和楊虎城仿佛已與全國為敵，成為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正是在全國輿論的討伐中，張學良和楊虎城徹底慌了神。
恍惚中，他們似乎也將自己看做亂臣賊子，亂了陣腳，一時間主動權掌握在南京政府手中，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但此時的南京政府也亂成了一鍋粥，主戰派與主和派爭論不休，夫人宋美齡斡旋其中。
即便有不少人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但主戰派的何應欽等人欺負她沒有實權，紛紛向她施壓。
身心俱疲的她只能拜托蔣介石秘書端納前往西安周旋，請示蔣的意見。
就在端納與蔣介石的會面中，張學良看到事變和平解決的希望。
於是，在周恩來的協作中，宋美齡與宋子文一同前往西安，商議洽談事宜。
終於在12月24日，蔣介石松口，答應停止剿共，一致對外。
但即使事情有了轉機，西安事變被和平解決，張學良與楊虎城連同整個西安都處在風口浪尖上，全國各地依舊輿論不斷。
中央軍也氣勢洶洶，大軍壓境，讓張楊二人都倍感壓力，再加上南京政府「戲中有戲」。
主戰派何應欽等人狼子野心，親日派汪精衛不日將會回國，如果不及時護送蔣介石回南京，那麽蔣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為了防止夜長夢多，也為了鞏固「兵諫」後的果實，張學良未來得及與楊虎城進行商議，就在蔣介石松口後的第二天親自送其回南京。
由於有宋氏兄妹的一再保證，再加上自己與蔣介石為拜把兄弟，張學良自認為對蔣有所了解，有足夠的信心對方不會傷害自己。
於是，他安心地踏上了護蔣回南京的旅途。
其實，按照張學良的意思，自己實行兵諫，是為抗日大計，但畢竟扣蔣是犯上作亂，自己不送蔣回南京，怎麽說是擁護他領導抗日呢？
因此，他必須親自送蔣。並在此之後，寫下認罪書，由法律審判自己。
到時候，蔣介石再以委員長身份將自己特赦，放自己回西安繼續統領東北軍，等將來打回東北，收復失地。
如此，「一抓一送」豈不傳為千古美談。
由此看來，張少帥還真如周總理所說「中了【連環套】的毒」。
可張學良萬萬沒想到，盡管有宋氏兄妹做擔保不會取他性命，但蔣介石還是沒有想要放過他，在他踏上飛機的那一剎那，就一直生活在蔣介石的監控之下。
結語
1946年的一天，張學良眼看10年刑期已滿。心想：當初我發動西安事變，如今抗戰勝利，現在看來我當年兵諫是做對了，你老蔣也該放我了吧。
於是，他打算給蔣介石提個醒，便托人送給他們夫妻二人一對瑞士手表，意思就是現在時間到了，該放我出去了。
誰知，蔣介石更幽默，回贈給張學良一本掛歷和一雙繡花拖鞋。
張學良看罷，當場絕望地大喊：
「完了！哪怕我能活一百歲，也早就在10年的雙十二那田晚上活到頭了。」
蔣介石的禮物什麽意思呢？
那本行事曆是1936年的，上面清清楚楚地用紅筆圈著「雙十二」的日期，意思就是當年「雙十二事變」所受之辱，我至今耿耿於懷。
而那雙繡花拖鞋代表著放你出去這件事，無限期地往下拖！
就這樣，一直等到蔣氏父子都去世後，直到1990年，被軟禁54年的張學良才重獲自由。
壯誌未酬心已死，歲月蹉跎空茫然。
54年的時間，將一個正值壯年的少年將軍蹉跎成耄耋老人。
失去了人身自由，空有一身抗日熱血的張學良卻無處施展。
54年的光陰裏，他或許後悔過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但他一定不後悔為抗日統一戰線所做得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