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下發由周恩來提議、毛主席批準的【關於為賀龍同誌恢復名譽的通知】。
【通知】下發之後，擺在賀龍家人面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賀龍骨灰的去處。
是的，彼時，賀龍已經去世。1969年6月9日15點零9分，賀龍在解放軍301醫院病逝。
盡管當時賀龍的夫人和幾個子女都到醫院和賀龍的遺體做了告別，但之後賀龍遺體火化之後的骨灰存放在何處，他們是不知道的，應該說大部份人都不知道。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賀龍的骨灰並沒有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所以到了1975年的5月份，賀龍的夫人薛明給葉劍英寫信，要求把賀龍的骨灰遷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存放骨灰的地方。
葉劍英對此事比較重視，他批示：「由胡煒同誌辦理。」
胡煒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廳主任，他在接到任務之後報告了總參黨委，總參黨委進行了認真地討論和研究，提出6月9日（賀龍逝世六周年）舉行賀龍同誌的骨灰安放儀式，至於具體的方案則出了兩套。
經過政治局的研究，最終確定：為賀龍同誌舉行內部骨灰安放儀式，不公開報道，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擬請中央軍委領導同誌、中央機關等以及賀龍同誌的親屬、部隊群眾代表等800人參加此次骨灰安放儀式。
有了這一決定，大家開始尋找賀龍的骨灰，雖然當時大家都不知道賀龍的骨灰，但順著賀龍同誌在解放軍301醫院這一條線索，很快就發現了八寶山一處安放普通百姓骨灰的老山骨灰堂有一個編號為0034的骨灰盒。
這個骨灰盒上的名字雖然不是賀龍，但經過大家的分析和賀龍家人的確認，這確實是賀龍的骨灰。
6月4日上午，軍委辦公廳的同誌到老山骨灰堂辦理了賀龍同誌的骨灰移交手續，然後換上了新的骨灰袋和骨灰盒，存放在專門的一個保險箱中，由專人看護，只等著6月9日那一天。
等骨灰盒找到以後，骨灰安放儀式的相關工作提上了日程，隨後，軍委辦公廳發出了「通知」：
「定於1975年6月9日下午三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賀龍同誌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屆時請參加。」
「通知」發出以後，引起了很多人的關註，有想要參加安放儀式的， 有想要送花圈的，有關心賀龍家屬的， 由此原本定下的800人參加安放儀式不得不增加到了1500人。
而且在6月7日，賀龍的長女賀捷生分別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寫信，希望能夠給父親補行喪儀。
周總理是在醫院裏收到信的，因為病情嚴重，關於賀龍同誌骨灰安放儀式的很多事情他之前並沒有過問，看了信後，他先是了解了一番，然後致信毛主席，將賀捷生的信作了說明，最後說：「特送上（賀捷生寫給周總理的信），如主席另有指示，當與政治局設法補救。」
此時不管是周總理還是毛主席，都是重病纏身，周總理患癌已經三年，住進解放軍305醫院也已經一年，而毛主席也是各種疾病纏身，看東西困難、說話困難、吃飯困難、走路也苦難。
但即便如此，在接到信之後，毛主席還是認真想了一些，因為時間緊急，他很快就在周總理的信上批復：「照總理意見辦理。」
毛主席批復完，時間也指向了6月9日淩晨，周總理立刻安排下去抓緊安排。
時間雖然很緊，但這樣的工作流程本身已經比較成熟，因此，安放儀式的準備工作很快就做完了。
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禮堂裏，大廳中央安放著賀龍同誌的骨灰盒，其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四周則擺滿了鮮花，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各界人士送來的花圈，大廳的上方則懸掛著「賀龍骨灰安放儀式」黑底白字的巨大橫幅，正中央則懸掛著賀龍的遺像。
從布置和安排來看，盡管這是賀龍同誌的骨灰安放儀式，實際上已經算是一個追悼會。
上午十點左右，參加安放儀式的三百多位領導人就陸續到來了，這些人大部份都是老將軍、老同誌，很多人都是在家人或者身邊工作人員的攙扶下來到的。
歲月果然不饒人，當年馳騁戰場的青年，轉眼都已經是白發蒼蒼的老人，時間的銘印爬上他們的眼角眉梢，唯有心中的信仰不曾改變。
他們都等在那裏，等待著安放儀式的開始，等待著和賀龍同誌做一個正式的告別。
在等待的過程中，大家都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周總理沒有來，其實他的不來，是大家預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中央也的確沒有安排他來參加賀龍同誌的骨灰安放儀式。
原因就是考慮到周總理的身體，他自1972年五月份檢查出膀胱癌，身體就明顯地垮了。
周總理的病，最開始並不是不能治愈的，第一次手術也進行得很成功，但周總理沒有時間休息，沒有時間養病，不可能停下來好好做化療，因此很快癌癥復發，病情越來越嚴重。
到了1974年的夏天，周總理不得不住進了解放軍305醫院，之後再也沒能離開醫院。到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之時，周總理已經在醫院裏住了整整一年，這一年裏，他做了三次大手術，最近的一次是在3月26日。
手術切除了結腸腫瘤，原本以為這個腫瘤是癌細胞轉移的結果，卻在檢查的時候發現，腫瘤是一個新生的癌癥病竈，這幾乎就是完全斷了癌癥痊愈的可能。
這樣的結果沒有人願意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手術後的周總理不過是減輕了部份的痛苦而已。
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1975年六月份周總理的身體情況究竟到了一個程度，這裏附上周總理在6月16日給毛主席的信中內容：
「我現在身體還禁得住，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
周總理並沒有將自己身體上遭受的折磨和痛苦告訴主席，但他還是如實報告了自己的情況，體重只剩下了61斤。
他是怕主席擔心，畢竟主席的身體情況也不樂觀，周總理寫完這封信之後，還特意給毛主席的生活秘書張玉鳳寫了一封信，內容是這樣的：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托拜托。」
這就是周總理，他總是為別人想的多，心裏卻從來沒有自己。
盡管周總理的具體病情，很多人都不知道，能知道的也只是少數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但大家都知道周總理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如若不然，他不可能一直在醫院裏住著。
所以他無法參加賀龍骨灰的安放儀式，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中央也的確沒有安排他來參加。
最開始，周總理也確實沒有表示要參加，他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怕去一趟八寶山身體吃不消，給大家帶來麻煩，所以一直沒有決定要去。
但他心裏是一直想參加的，他和賀龍相交41年，是有深厚的情誼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等人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有必要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反被動為主動，很快武裝鬥爭就提上了日程，經過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想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起義。
由此，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提上了日程。
7月初，周恩來到了武昌，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去見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這雖然是兩人的第一次相見，但早就知道彼此，並且還彼此欽佩。兩人真的是一見如故，仿佛是相交多年的老友，盡管當時兩人還沒有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友。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而賀龍當時還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員，他是北伐軍中的著名將領，而且是支持工農運動的將領。
周恩來此次前來就是爭取賀龍，他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對局勢的看法和主張，讓賀龍很是感動，他說：「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馬列主義才是救國救民的真理，我聽共產黨的話，決心和反動集團拼到底。」
兩人的這次見面，談得很愉快，隨後賀龍決定追隨中國共產黨，當時白色恐怖已經降臨，作為二十軍軍長，賀龍在離開武漢之前，盡己所能保護中國共產黨同誌，隨後領著二十軍各部先到了九江，又在7月27日全部到達南昌。
第二天，周恩來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再次和賀龍相見，這一次，周恩來是以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前來和賀龍商談南昌起義的具體計劃的，並請賀龍擔任起義軍總指揮。
得中國共產黨如此信任，賀龍很是感動，他激動地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幹就怎樣幹。」
就這樣，周恩來和賀龍，一個是前敵委員會書記，一個是起義軍總指揮，再加上朱德、葉挺、劉伯承等人，他們在8月1日發動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起義之後，周恩來主持了部隊的改編整頓，然後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往南進發，準備攻進廣州。也是在南下途中，賀龍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一步步成長為一名成熟的黨員，將畢生的心血都奉獻給了國家和人民。
南昌起義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建立革命軍隊的序幕，具有極其偉大的歷史意義，而在這場起義中，周恩來和賀龍的命運也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戰場上建立起來的情誼是牢不可破的，他們因為共同的信仰，為著同一件事情肩並肩，將後背托付，生死與共。
這是屬於戰爭的洗禮，也是屬於友誼的考驗，由此建立起來的情誼更是非同尋常。
盡管南昌起義之後，周恩來和賀龍能見面的機會很少，但他們都將自己奉獻給了革命，建國之後，賀龍很長時間內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是周總理的副手。
他們是同誌、是戰友、是同事、也是好友，四十年風雨一起走過。
有如此的情誼在，周總理又怎麽可能不出席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他想要去的，他想親自去送一送老戰友，這算是一個正式的告別，一個遲到了六年的正式告別。
如果身體情況允許，他一定會去。
6月9日這一天，周總理覺得自己的身體情況還不錯，可以支撐去一趟八寶山，遂將自己要參加賀龍骨灰安放儀式的決定說給醫護人員和身邊的工作人員。
大家自然都是不同意的， 誰也不敢拿總理的身體開玩笑，但架不住周總理口才好，他最終還是說服了身邊人，讓他離開醫院。為了顯得精神一些，他還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乘車去北京飯店找朱殿華師傅為他理發。
當然，也是考慮到自己的身體不能成為負擔，不能在安放儀式上出現任何問題，所以周總理盡量減少在外的活動時間，同時也考慮到自己參加必然得提前通知，不至於因為他的到來而打亂原定的程式。
所以，下午兩點20分，中央警衛團副團長鄔吉成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他的出現引起了部份人的註意，因為他當時是負責周總理的警衛工作的，他現在到了八寶山，是不是意味著周總理要來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呢？
軍委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趕緊上前去詢問：「周總理要來嗎？」
鄔吉成點了點頭，對大家表示周總理會帶病來參加此次骨灰安放儀式，希望大家能等一等總理，必要的時候可以稍微推遲一下時間。
他的出現是出乎大家的預料的，這不可謂不突然，然而大家很快反應過來，葉劍英對大家說：「今天的骨灰安放儀式請總理講話。」
隨即大家將原定的程式略做了修改，大家都在靜靜地等待著周總理的到來，周總理住院之後，已經有很多人很久沒有見過周總理，大家都想見見周總理，看看這位為國操勞一生的總理身體情況究竟如何。
兩點45分，周總理的車到了八寶山，他在車上整理了一下，然後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下了車，身邊跟著鄧穎超，下車之後，周總理沒有讓工作人員扶著，他堅持獨自往前走。
他不想讓大家為他難受，他靠著頑強的意誌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形象，那是一種數十年堅持下來的習慣，不會因為任何外物而改變。
他一步步緩慢地往前走，每一步都很艱難，但他堅持著，莊重而有力，衣服筆挺熨帖，不見一絲的褶皺，面容幹凈，如果忽略掉他瘦弱的身體、蒼白的發絲、滿臉的皺紋，他還是那個自信瀟灑的總理，步履穩健、熠熠生光。
他緩步走進禮堂，服務人員給他佩戴上黑紗，又遞給他一支筆，這是要在簽字簿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不知道是因為身體的原因還是心中太過激動，周總理拿筆的手抖得很厲害，他很艱難地將筆貼近簽字簿。
禮堂的很多人都註意到了總理的異常，但誰也沒有說話，大家都在沈默著，有的甚至閉上了眼睛，不知道是不忍再看還是默默祈禱總理的身體能夠早日好起來。
周總理拿著筆艱難地靠近紙張，然後寫下了」周恩來「三個字，這三個字與往常完全不同，但周總理是真的盡力了。
簽完字之後，周總理進了第一休息室，早已等在那裏的領導人都站了起來迎接周總理的到來，葉劍英上前緊緊握著周總理的手問：「總理，您身體不好，怎麽出來了？」
葉劍英是少數清楚周總理病情的領導人之一，正因為知道，他才震驚於周總理的突然到來。
聽了葉劍英的問題，周總理神情悲涼的說：「我已經對不起賀老總了，這次我哪能不來。」
周總理這樣說，大家都沈默了下來，一種悲涼的氣氛在第一休息室彌漫開來，葉劍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將手中的幾頁紙交給了周總理，請周總理來致悼詞。
這是葉劍英第二次做這樣的事了，1972年陳毅追悼會上，原本的規模不大，但因為快開始的時候，毛主席突然決定參加，周總理緊急提高了追悼會的規格，在毛主席到達八寶山之前安排好了一切。
原本定下的是葉劍英致悼詞，因著毛主席的參加，他自覺自己致悼詞已經不合適，就將悼詞交給了周總理，有周總理來致悼詞。
三年之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又因為周總理的突然參加，葉劍英再次將悼詞交給了周總理。
周總理沒有推辭，他接過悼詞認真看了起來，還掏出筆在一些地方做了小的改動。
隨後，周總理又和鄧穎超到了第二休息室，那裏有賀龍的家人，賀龍的夫人薛明和幾個子女都已經等在那裏。
薛明看著進來的周總理和鄧大姐，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她緊緊拉著周總理的手，哽咽的開口：「總理……」，只說了這麽兩個字就已經哭出了聲，她也不知道還能說什麽，或許只有眼淚能表達她的情感。
周總理也落了淚，他忍著心中的悲痛，嘴開了又合，合了又開，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氣，終於說了出來：「我來晚了，我來晚了……薛明啊，我沒有把他保護好啊……」
因著周總理的話，第二休息室中哭聲一片，賀龍的長女賀捷生走到周總理的面前，扶著他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要保重身體啊。」
周總理靜靜地看著賀捷生，仿佛透過她看到了昔日的戰友，這讓他有片刻的恍惚，嘴唇跟著動了起來，沈重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
患癌三年，還有誰比他更了解他自己的身體？
這是一個沈重的話題，也是避無可避的一個話題，周總理的健康從來不是他個人的事情，所以醫生對他不敢隱瞞，也不能隱瞞。
周總理的這句話太沈重，誰也不知道這個時候該說些什麽，但鄧穎超卻流著淚上前擁抱著薛明，像是在安慰薛明，也像是在尋找慰藉，更或許是在互相安慰，互相鼓勵。
很快，骨灰安放儀式正式開始，有鄧小平主持，周總理致悼詞。
在鄧小平宣布開始，並請周總理致悼詞後，周總理拿著悼詞緩步走到話筒前，他慢慢掃過全場的同誌們，然後低下頭看著手中的悼詞，哽咽的聲音在禮堂中響起。
那薄薄的紙張重逾千斤，那是對賀龍一生的評價，所謂蓋棺論定即使如此。
他說：「賀龍同誌是一個好同誌。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做出了重大貢獻。」
他說：「賀龍同誌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老同誌、老戰友，是中國共產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那一字字，一句句，都是對賀龍的深切悼念，大家靜靜地站在那裏，低著頭，有人在低低飲泣，有人在默默流淚。
這一刻的悲傷，壓得空氣都沈悶了許多。
周總理致完悼詞之後，鄧小平又宣布向賀龍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當人們擡起頭的時候，突然發現了周總理的一個反常舉動，只見周總理並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彎腰致哀，又連續鞠了四個躬。這樣再加上和大家一起鞠的三個躬就是七個躬。
周總理向賀龍的遺像鞠了七個躬，這是一個非常反常的舉動，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
很多人想問，但找不到機會，一來，周總理當時患癌住院，很多人沒有機會見到他，能去看他一面都是奢侈；二來，即便能見到他，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樣子，還那樣忙碌，沒有人忍心問這個問題，因為問這個問題就很可能引起周總理的悲傷情緒。
所以一直沒有人問他這個問題，而僅僅半年後，即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總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隨著他的離世，這個問題就成了一個謎，到了今天，也沒有人知道周總理對著賀龍的遺像七鞠躬究竟是什麽意思。
當然，有一種說法是，根據後來賀龍夫人薛明的回憶，當時周總理很可能是鞠了8個躬，這或許是一種象征意義，因為周總理和賀龍是八一南昌起義的重要領導者，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兩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這種友誼持續了四十一年。
這種說法未嘗不是一種可能，但也僅僅是一種可能，更多的人還是認為周總理是鞠了7個躬，至於周總理為什麽要這麽做，則至今成謎，或許永遠都是一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