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德存款， 58 年如何處理？
1958年2月，朱德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駐德國使館的請示，詢問他在中國使館存稿費95008.3馬克，已有兩年之久，該如何處理。
在當時，馬克是德國的貨幣，按照當時的匯率計算，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額。那麽，朱德為什麽會在德國有一筆巨額存款呢？
他又是如何處理這筆巨額存款的呢？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朱德在延安接受外國女記者采訪的故事。1936年，一位美國女記者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抵達西安，準備有機會就前往延安，采訪中國共產黨的幾位核心領導。
朱德年輕時曾遇到一位名叫史沫特萊的女記者，她出生在美國密蘇裏州工人家庭，從小就為了生計當街上的報童。然而，她幸運地得到了親友的幫助，得以到美國慈善機構主辦的免費學校讀書，對文學創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6年，史沫特萊在紐約【紐約呼聲報】工作，由於報道美國政治內容而被捕入獄六個月。出獄後，她流亡歐洲並在德國定居，幾年後在德國【法蘭克福報】工作。
1928年，她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被派往中國工作，從此在中國度過了13年的時間。她的第一站是上海，透過宋慶齡的介紹，她結識了魯迅、茅盾等中國進步作家，參與了很多當時中國的文化運動。
1930年，她走訪了廣州軍政界的長官、文化界的名流，並前往廣州附近的繅絲工廠考察。然而，一天她完成工作回到賓館，卻有國民黨廣州警察局的人找上門，竟然要逮捕她。
史沫特萊的案件涉及到她過去的工作、生活和護照等問題。她曾嘗試尋求領事館的幫助，但發現廣州警察局的目的是想要將她驅逐出境。
史沫特萊被軟禁，警察密切監視她的行動，使她感到十分壓抑。不過，她最終得到了所在報社和中國友人的幫助，成功擺脫了這種困境。
這段經歷使得她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產生了不良的印象。1936年，她抵達西安後，親身經歷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從延安趕到西安，史沫特萊有幸與他見面並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受到周恩來談話的啟發，她決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每天進行幾十分鐘的英語廣播，向全世界的人通報西安事變的最新進展。
周恩來未曾預見這個每日英語廣播在上海的廣泛影響。史沫特萊的名字一時間如雷貫耳，從一名普通的記者搖身變為國際知名的公眾人物。
史沫特萊每日播報的都是真實發生的事情，然而許多政治家卻稱她為中國共產黨的辯護者。在美國她的家鄉，很多報紙報道了她在中國的勇敢行為，美國人對她這位美國籍女記者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她是英雄，有人認為她幫助中國叛亂。
史沫特萊自己也沒想到，她僅僅是做了個英語廣播，竟然引來了如此多的爭議。然而這些外部的幹擾並沒有影響到她，她仍然堅持希望能夠存取延安。
1937年1月，史沫特萊終於收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從西安出發前往延安存取。為了保護她的身份，方便旅程，中國共產黨讓她公開的身份是戰地護士，要去延安進行戰地救護工作。
在延安的旅途中，史沫特萊有幸結識了幾位共產黨將領，如左權、彭德懷和賀龍等，雖然交談時間短暫，但她對他們的人格魅力和親民作風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史沫特萊最大的感受就是，這些將領沒有任何架子，每一個人都非常容易相處且腳踏實地。這讓史沫特萊對即將見面的毛澤東和朱德更加期待。
在史沫特萊到達延安黨中央駐地之前，黨派女作家丁玲前來迎接，她們都是女性，且都在文化領域工作，因此交流起來非常順暢。
令史沫特萊感到驚訝的是，她在第一天就見到了毛澤東和朱德。史沫特萊久聞毛澤東的大名，發現他的形象和傳聞中幾乎一致，瘦高個子，頭發稍微有點長，說話非常幽默。
然而，史沫特萊與朱德的交流更深入，可能是因為朱德曾留學德國，會一些德語，兩人交流更加順暢。
史沫特萊，一位有著強烈新聞理想和抱負的美國女記者，來到延安。在延安的日子裏，她深深地被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方式和精神所吸引，甚至希望能夠加入這個組織，成為其中的一員。
然而，當她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時，卻遭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婉拒。他們認為，作為一名記者，她在黨外更加方便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和作用。
史沫特萊雖然受到了打擊，但她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她決定用自己的筆，為黨外的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好友馬海德醫生的陪伴和鼓勵下，她開始了為朱德撰寫傳記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思和調整，她逐漸理解了毛澤東等人的考慮，選擇了擔任八路軍總部的隨軍外國記者，用鏡頭記錄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跡。
雖然她沒有成為組織的一員，但她用自己的方式，為黨外的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馬海德醫生和妻子在延安的計劃，同樣引起了史沫特萊的關註。在與朱德的多次交談中，史沫特萊發現他的經歷異常豐富：少年讀書，畢業教書，從軍投身戰鬥，進入軍校，成為長官（軍閥隊伍），辭官出國，留學加入共產黨，回國參軍。
這些經歷激發了史沫特萊創作一本關於朱德傳記的念頭，她立刻征求朱德的意見，得到他的贊同。兩人的交談越來越頻繁，史沫特萊甚至在朱德的空閑時間裏，專程來聽他講述故事，兩人的友誼因此加深。
在從事記者工作的同時，史沫特萊也給延安帶來了許多新的變化，如參與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外語部的工作，整理外文書籍，甚至引領了延安交際舞的熱潮。
1938年，史沫特萊加入了醫療救護隊，在武漢、長沙等地參與救護工作，並積極呼籲外國誌願者來中國工作，其中包括白求恩醫生和柯棣華醫生，他們都是在史沫特萊的影響下來到中國參與救護工作的。
史沫特萊是一位熱愛中國、為抗戰做出貢獻的記者。在1940年因工作過度患病後，她離開中國戰場到香港養病，但仍然心系中國的抗戰事業。
在1941年返回美國工作後，她組織捐款救助中國，並閉門創作了【中國的戰歌】和【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糊時代】兩本書，期間她還透過信件與朱德保持聯系，詢問寫書的材料。
1945年，董必武老先生存取美國時，專門去拜訪了史沫特萊，並帶給她關於朱德傳記的材料。然而，1949年，史沫特萊卻被誣陷為蘇聯間諜，她的記者工作也帶來了很多麻煩，但她堅持紀錄真實歷史，因此她的文章有時會受到一部份人的抨擊。
盡管如此，史沫特萊對中國人民的愛和對真實歷史的執著，使她成為了一位值得我們銘記的女性。
史沫特萊原計劃從英國來中國，但抵達英國後，病情加重，無法進食。盡管如此，她堅持創作【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糊時代】。
在給友人的信中，她提到她希望將全部著作收入歸給中國的朱德將軍，並希望她的骨灰能葬在中國。1950年5月，史沫特萊在英國逝世。
按照她的遺囑，國外的相關機構將她的稿費轉交給了中國駐德大使館。朱德很快就收到了訊息，並決定按照史沫特萊的遺願，將她的一半骨灰接到北京，親手葬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史沫特萊墓碑上的碑文由朱德親自題寫：「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然而，關於史沫特萊留下的稿費，朱德卻一直都沒有提及，仿佛這筆錢根本不存在。
事實上，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糊時代】早在1956年就已經完成，但直到那時才首次發行。這本書在西方國家非常暢銷，正如史沫特萊曾經希望的那樣，它成為了和斯諾的【西行漫遊】並列的受歡迎的介紹中國革命的經典作品。
然而，在1958年2月，朱德突然收到了中國駐德國使館的請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館存稿費95008.3馬克，時日已久，此款如何處理？」
朱德知道國家正在經歷困難，所以他一直在領取行政級別的一級薪金，一個月大概是400多元。以當時的中國經濟水平來看，這些錢足以滿足朱德的日常生活開銷。
朱德家中子女眾多，僅靠他一人負擔10個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費用，家中經濟狀況十分拮據。然而，當一筆巨款擺在他面前時，他並未將其用於改善家境，而是將其用於購買最新的科技書籍，寄回國內，以供各大圖書館的補充。
這一舉措在五六十年代，對於中國科技和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是對中國科技和建設的雪中送炭。
朱德和他的同輩老革命家，是視金錢為糞土的豪爽之人，他們很少存錢，即使有困難的親戚朋友或員工，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
朱德的存折上幾乎沒有存款，他的生活簡樸，除了工作場合和出國存取，他很少穿好的衣服。他的女兒朱敏翻過他的相簿，發現他年輕時要麽是一身筆挺的軍裝，要麽是留學時時髦的西裝，與現在的他判若兩人。
朱敏小時候不理解父親的變化為什麽這麽大。有一次她和父親開玩笑：「爹爹，你是一個真正的土八路。」朱德笑呵呵地說：「是啊，軍閥再洋氣再神氣，也不能建立新中國，只有土八路才有這個本事。」
朱德和朱敏在朱敏成長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一個人的巨大改變和反差只有在精神境界提高昇華之後才能實作。父親朱德的最大財富，是他非凡的品格。
即使到了老年，膝下的孩子已經長大，朱德仍然保持著節省的習慣，只存錢應急，愛護身邊使用的每一件物品。1976年6月21日，朱德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洲總理，已經90歲的他為國家事務操勞多年。
他在房間等待賓客時，因為會見時間改變而在開了空調的房間待了很久。那天的會見結束後，朱德回到家就開始感到身體不舒服，人開始發燒。
康克清建議他去醫院看看，畢竟年紀大了，要註意身體。但朱德說不礙事，吃些退燒藥就好，可能是吹空調感冒了。
6月25日，朱德的身體出現了狀況，家人立即請來了醫生。醫生建議他立即住院，但朱德卻堅決不肯，因為他還有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需要接待外賓。
朱德是個很固執的人，大家怎麽勸他都不聽，只好由醫生給他開了些藥，讓他在家休息。然而，就在第二天，康克清在辦公室接到了電話，說朱德病情加重，需要立刻住院。
康克清馬上回家，然後趕往北京醫院，因為朱德已經被送進了醫院。盡管朱德年紀已經很大，但他的身體一直都很健康，家人和他本人都以為住院就能好轉，但是病情卻在幾天內急劇惡化。
病危通知書給醫院，中央領導陸續來看朱德。大家都很驚訝，但無可奈何。李先念來看朱德，朱德拉著他：「生產要抓，不抓生產，將來要出大亂子。」
李先念走後，朱德陷入昏迷。1976年7月6日，朱德心臟停止跳動。住院期間，他曾對親屬說，他存了將近2萬元。
但他處理遺產的方式與其他大多數人不同，他打算把這筆錢作為最後一次黨費交上去。朱德曾向女兒解釋：「我是無產者，我所用的一切都是公家的，我死後都會歸公。
我沒有什麽遺產，只有一些馬列毛著作可以留給你們學習。」朱德去世後，妻子康克清補了點錢，湊足2萬元替他交了最後一次黨費，實作了他的遺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