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說過最硬氣的話，大概就是那句鼓勵全民抗日的號召。

1937年，蔣介石在廬山講話中，大義凜然地倡導，全中國的男女老少，都有守土抗戰的責任，並為此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只是，大家都知道，蔣介石在抗戰中，並沒有如這句口號一樣對日本態度堅決。

但神奇的是，面對日本的多次試圖議和，他卻一直沒有答應，這其中又有什麽樣的考量呢？

想要議和

實際上，從許多國民黨高層的檔和講話中，很多都體現了積極抗日的相關內容，但也有一些想要停止抗戰的計劃及日本進行媾和的秘密接觸。

「七七」事變以後,對國民黨決策層來說，中國抗戰存在著兩種前景:一個是「抗戰到底」，先把國家的敵人趕走再考慮其他的。

一個是議和停戰，一定程度上對日妥協，先專心處理國內的問題。

而隨著後來中日戰場上的戰況變化、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以及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國民黨的抗戰態度往往在以上兩種態度中遊移。

抗戰期間，日方更是多次對中方「誘和」。

七七事變之初，就有宮崎和船津等人主導的兩次「和談」，而後是1937年11月的「陶德曼調停」。

緊接著1938年的「宇垣工作」、「小川路線」，再是從1939年到1940年的「今井工作」，還有1939年底的「桐工作」等等，數不勝數。

但這麽多次的議和工作下來，他最終都沒有與日方達成議和，也確是事實。

蔣介石不是死撐著不肯議和，而是他一直以來抗戰的決心就不堅決；只是野心和利益沒有得到滿足，所以最終沒把中國賣了。

當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國民政府迅速發出對日本的譴責。

幾天後，日本內閣抱定「不擴大」的方針，爭取用談判獲益。南京政府未必想打仗，但對於日本的要求，他們無法全盤接受。

南京方面為此也提出了自己的四點要求，日本外務省想也不想地拒絕了。

而後孫中山的日本友人秋山定輔聯系到了社會活動家宮崎龍介，讓其與蔣介石進行協商處理盧溝橋事變。

然其與南京方面的溝通電報被日本陸軍查獲，宮崎龍介也在神戶上船後被憲兵隊逮捕，最初的「宮崎工作」無疾而終。

此時的日本陸軍真正享受到了侵略這種無本買賣的好，正處在上頭期呢。

他們認為，只要對中國進行有效打擊，極短時間就能完成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行動，並且堅信北邊的蘇聯不會出兵援助中國對抗日本。

陸軍大將杉山元更是表態說「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但時任天皇裕仁沒就跟著「上頭」，還保持著一絲理智，畢竟誰也不能保證蘇聯不出手。

同時，經歷了「宮崎工作」失敗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恰好向裕仁進言，勸說他借用外交手段息兵。

這一次，在天皇和政府的主導下，日本陸軍也同意了以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派遣了船津辰一郎前往中國傳達兩個「和平交涉」方案。

日本在方案中提出了讓「東北模式」在華北地區加以利用的希望，還要求蔣介石與日本方面合作。

而蔣介石雖然在多種層面上，讓日本人覺得他軟弱可欺，但分割滿蒙地區甚至放棄對華北地區的管控，都是蔣本人和其政府不能接受的。

隨後，淞滬會戰爆發，意味著「船津工作」徹底失敗。

到了1937年10月末，布魯塞爾會議即將召開，此前中國就盧溝橋事變向國聯控訴過日本，所以這次會議上日本極有可能受到仲裁。

而為了免遭仲裁，日本就向德國發出了調停中日戰爭的請求。

當時的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向德方大使陶德曼表達了自己的停戰條件，但中日雙方的對方基礎是不平等的。

中國當時是布魯塞爾會議的重點關照物件，難得遇到支持，於是蔣介石拒絕了日方，並表示國民政府能夠維護華北地區的主權，才是談判的基礎之一。

然而，就像巴黎和會上的不公平待遇一樣，布魯塞爾會議也沒有給予蔣介石期待的對日制裁，反而在12月，日軍攻陷了南京。

在「擴大派」的強硬政策下，日本內閣制定了新的也更為嚴苛的和平準則，這份新條件連陶德曼本人也稱，沒人能接受。

萬萬沒想到，蔣介石看到日方提出那麽多苛刻的條件要求，心情是大喜過望，在日記裏甚至表示自己「心為之大慰」。

本來他還有些猶豫，看到日方一點余地都不留，正好就幹脆拒絕，還能平息一下國內的憤懣。

於是在1938年1月蔣介石表示，中國不願喪失領土和放棄任何權利，至此「陶德曼調停」也宣告失敗。

談判失敗

國民政府屢次「不識趣」，日本也有些搓火，他們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不以蔣介石為對手」。

一來是看不上國民黨軍的作戰實力，更多的是不想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合法性，這樣方便他們再扶持一個傀儡政權，扔他們捏扁搓圓。

如此他們幾乎就可以兵不血刃，就掌握大量的中國土地，還能將侵略的仇恨，轉化為中國人內部的爭鬥。

當然，日本一直想著不擴大，倒不是它尚余一絲良知，而是它本身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比如軍隊和政府有著眾多分歧。

日相近衛文麿邀請了陸軍前輩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試圖解決其軍政分歧嚴重的局面。

宇垣一成上台後，對中國實行了多線的秘密接觸，有小川平吉、萱野長知與孔祥熙及其親信賈存德的往來，中村豐一與孔祥熙心腹喬輔三也有聯系。

但無論是對誰，日方都要求，必須先把蔣介石弄下台，才有談判的可能；但孔祥熙也表示：蔣介石絕對不能倒。

雙方都是老狐貍，最終達成了一致，中日如何和平，那就讓蔣介石退位。

其中，小川平吉和萱野長知一線，和孔祥熙等人產生了一定的信任，因為這二人對於蔣介石的態度更平糊，所以更容易給人接受。

當然，這二人也不見得是好東西，不過是偽裝成有利於中國革命的「友好人士」罷了。

小川、萱野曾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比較深入。

因此他們不會忽略哪怕是搬到了重慶的蔣介石，並且像天皇強調其在中國的重要性，而且他們提出的條件對中國來說更貼合蔣介石的心。

而蔣介石為了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雙方因此打得火熱，而且蔣介石一度十分動心。

但是畢竟都當慣了老狐貍，都怕落入對方圈套，於是雙方都帶著試探在交流，而雙方都覺得對方不夠誠懇，談判行程就只得一拖再拖。

「和談」遲遲無法取得成果，陸軍的「擴大派」就重占上風，加緊了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中國對於抗日則更加積極、堅定。

其實，宇垣一成所做的「誘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不過日本國內的主戰呼聲越來越高。

再加上政府準備設立「興亞院」，折損了外務省的外交權力，他權衡之下選擇辭職，自然他主導的「誘降」也就無疾而終。

而在不停的「試錯」中，日本陸軍對華侵略的設想逐步明晰，推動「汪蔣合流」最終擊敗中國的方針，似乎勢在必行。

1939年4月至1940年9月開展的「今井工作」，就是在「汪蔣合流」的名義下利誘蔣介石下野，「桐工作」正是其核心。

在日相平沼騏一郎與日本在中國的總司令部第一課長今井武夫的共同促進下，日本開始秘密接觸樊光。

為此，還設定了樊光與今井武夫、百武末義，以及與喜多誠一的雙接觸路線。

除了老調重彈，今井武夫更著重強調自己的誠意，但雙方談崩的一點是，孔祥熙想要美方介入，但日本拒絕受到這樣的「制約」。

於是，他想透過樊光直接對話孔祥熙的計劃失敗了，也就表示，他的工作才剛起步，就走進了死胡同。

此時國民黨內並不是只有蔣介石一派的人可選，汪精衛很顯然就是足以和蔣介石分庭抗禮的任務之一，此後日本便加緊了對汪精衛的活動。

不過，在拉攏汪的同時，日本也沒有放棄蔣，其他人走不通，慢慢地，日本人註意到了宋美齡的另一個弟弟宋子良。

不過，喜多誠一提到了「蔣介石下野」的可能性，這讓孔家人覺得日本人「假和平，真誘降」的嘴臉太明顯了，喜多誠一再多努力也沒用了。

好在，今井武夫派出了足夠多的人，因此透過宋子良的這條線，日本 依然開展了和蔣介石政府的談判。

雙方就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為核心，還為之取了個附庸風雅的名字「桐工作」，取自中國典故「鳳凰非梧桐不棲」。

1939年12月，宋子良與香港機關長鈴木卓爾會面，兩個人在進一步了解之後，認為有談下去的可能。

第二年的2月14日，今井武夫到達香港與宋子良會面，宋子良表示宋美齡會作為代表到達香港，雙方確定在香港開展「和平會談」。

接下來，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雙方在香港進行了四次會談，內容涉及到滿洲國問題、反共問題、華北駐兵問題、經濟合作問題等。

3月17日，日本大本營陸軍營擬提出了停戰相關的具體條件，即【允許停戰的基本條件】。

只不過，這個所謂的「停戰」只是短暫的不開火，並不是真正實作了和平。

日本無論表面上為了「和談」做出多少努力，他們始終堅持著，不讓最前線的日軍撤退這一點。

蔣介石方面也不是智商掉線，日方哄得他簽了字，轉頭就能馬上端起武器繼續侵略，這協定肯定是不能簽的。

而且，如果日本借口和蘇聯發生摩擦，那麽中國肯定受到牽連，搞不好那兩個國家每個都趁機咬上中國一口。

所以，蔣介石即便是不想打仗，但也也清楚暫停和完全撤退的區別，只是此時雙方都盡量充分相信對方的誠意。

而且蔣介石還願意邀請今井武夫到長沙，繼續進行下一輪的談判。

認清現實

然而，日本一邊談判，一邊攻城略地，1940年6月，日軍一舉攻陷宜昌。

從地理位置來看，宜昌失守等於開啟了入侵重慶的大門，蔣介石出於對日軍的忌憚，內心更想以和談換取喘息之機。

只是，蔣介石此時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他認識到，日本絕對不會安於「和平」，一切行動無非是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

於此同時，汪偽政府也認定合流後會被蔣介石鏟除勢力，汪精衛也不想繼續對日本妥協。

不過，局勢很快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共在8月的百團大戰，有效阻止了蔣介石對日方的屈服。

而在日本方面，雖然官復原職的近衛文麿對「桐工作」非常支持，但陸相東條英機對此卻非常冷淡。

諸多因素相疊，導致「和平談判」陷入僵局，於10月份終止。

縱觀這多次談判，沒有哪一次是蔣介石因為積極抗日而死撐著不和談的。

初期，蔣介石早就有意議和，只是極其苛刻的不平等條約和國家主權問題，激發了國內愛國抗戰人士的憤懣，讓他也不敢隨意做這個罪人。

後來在日本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羞辱」下，蔣介石的抗日決心也越來越堅定，在多次接觸中也逐漸看清了日本的本質。

更何況日本誘降工作實際上也時斷時續，多次秘密接觸工作下來，既沒有達成局部解決中國戰事的目的，也沒有成功誘降蔣介石。

隨著「擴大派」勢力逐漸強大，秘密接觸的失敗反而成為繼續擴大侵略戰爭的借口，導致日本對華誘降工作前後矛盾、左右搖擺乃至最後以失敗告終。

之後，美國被日本拖進了戰場，提振了蔣介石的信心，他更是再也不肯議和了。

蔣介石以為美國給了他支撐，但其實中華民族的頑強不屈，才是我們最終沒有倒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