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法爭鬥2000多年，雖然儒家大部份時間處於上風，但是道法始終與儒家如影隨形。特別是在社會處於下行期，各種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儒家被抑制，道法兩家便被推上風口，加速矛盾的爆發。
儒道法都誕生於封建社會，即周朝的春秋戰國時期。秦漢以前可以叫封建社會，因為那時土地和爵位是天子分封給她的，封地裏的事情是封建貴族說了算。秦漢以後就不能叫封建社會了，因為這時候的封建貴族已經退居二線甚至被消滅了，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派到各地的官員。這個時期應該叫皇權郡縣制。
儒道法達到極盛時期也都是在秦漢時期。我現在還有很多人說貴族和皇權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實際恰恰相反，各地官員都有代天子牧，而天子是代天牧民，所以，一直都是下層社會逐級為上層社會服務。地主和平民從來都不是對立的的主要矛盾，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的主要結構還是以自耕農為主。
我們經常聽到的是官逼民反，但是從來沒聽說過地主逼民反。所以，此後的朝代更叠更多的原因是因為皇權出了問題，進而導致下面的官員問題，加上天災的催化，異族的入侵等一系列問題。
很多人在用王朝周期律，血酬史觀和血仇定律來對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做蓋棺定論，這是非常不嚴謹的。他們推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說白了就是法家那一套。
我們知道，封建社會的制度是一種分權制，周天子分封諸侯，把自己的 權力 分給各諸侯，讓他們替自己管理各塊地方，各個諸侯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團隊和軍隊。一群小王支撐著一個大王，但是這種情況雖然穩定，時間一長就會出現大王吃小王，容易爆發戰爭。
為了避免戰爭，秦始皇推出了郡縣制，天下只有一個大王，只有一套班子和軍隊。各地官員就是皇帝的代理人，委托他們幫助皇帝管理各個地方。而這些官員並不是世襲貴族，而是透過察舉和科舉考試從民間讀書人中選拔的，這就讓儒家有了極大的發揮余地。
如此出現一大幫文人官僚集團與皇帝分權，在此後的數千年之中互相博弈。有時候皇權為了和官僚集團爭權，需要聯合平民百姓。比如朱元璋就給百姓放權，讓他們一起監督各地官員，百姓隨時可以向他的眼線報告官員的腐敗問題。
以前的官員和百姓力量是極其不對稱的，官員擁有權力和軍隊，而百姓幾乎是一盤散沙，所以我們看到，古代農民起義幾乎都是宗教引導的。這些時期幾乎都是道家衍生出來的道教發揮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但是現在不太一樣，因為資本的發展，大企業可以輕而易舉 的 組織起龐大的工人，因此近現代很多的行動都是工人帶頭的。因此，官商勾結出現，官商矛盾也大量出現。因為只要稅率稍微出現變動，對一個企業的影響都是很大的。
法家主導社會的時候，如秦朝，血仇定律對生命定價，這打破了我們一直以來的認知，認為生命是無價的。無論是從儒家的仁義角度出發，還是從馬克思思想生命無價的觀點看，血酬定律都太過於冷血，這是法家思想與大資本對普通人的聯合定價。
到了西漢的黃老之學又是另一番情景， 他們給出了一個定義，就是暴力攫取的利益，叫法籌，普通百姓賣命的利益叫血稠。他們利用老子定律，總結出了一個老子曲線，上層與民眾有一個正向合作的前半段，到了後半段就只能是博弈了。
當百姓利益和官方利益的正向比率達到一定高度時，民眾在填填飽了肚子，想要更多的自由，如讀書，明智，追求更多精神需求時，這時候官方便開始打壓了。按照老子道德經的說法，便是在無為而治之後，讓百姓勉強填飽肚子後，便要「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
「 以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 」要控制百姓的欲望了，不要讓百姓視五色，聽五音，嘗五味。因為「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畢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老子建議統治者這時候要愚民，不要讓他們有知情權，認識權，控制其欲望，降低百姓的期望值，一切都好控制了。
但是，當民眾只知道填飽肚子，不知倫理，民族，國家，尊嚴等，那誰給他們飯吃，便給誰賣命。於是在西漢便出現了七國之亂。漢武帝劉徹可是親身經歷這種東亂鬥，所以才廢除黃老之學，轉而尊孔學。
當然，老子也深深的明白「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統治者給百姓的自由越多，統治者得到的利益就越多。也明白「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 。」的道理。
百姓與統治者有共同的利益，可共同利益達到一個臨界點，老子認為便會出現百姓的利益增長會導致統治者利益下降，因此在此之前要進行抑制。因此，老子提倡的理想國便是小國寡民，民眾剛好能填飽肚子，百姓「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思想顯然是抑制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工商業和科技的發展。
尤其工業革命和互聯網的興起，生產效率快速的膨脹，百姓與統治者的互惠互利完全可以突破這個定律，現在的事實也證明，人民在吃飽飯的同時，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園，學習文化，科技，藝術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