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殺、驚險刺激的逃亡，這些電視劇中的情節，曾真真切切發生在黃子洋身上，成了他一輩子埋藏在心中的傷，總忍不住去看，卻又不敢撕開……
1
我叫黃子洋，典型的80後一枚，心高氣傲和自命不凡是我的真實人生寫照，地主的身子夥計的命，是我30年來用血的教訓得來的驗證。
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我夢想做老板，掙大錢。我開過面館，擺過攤，批發過蔬菜，但最後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2012年的春天，我投資七八萬在縣城的早點生意再次賠錢欠債後，在朋友的推薦下，我決定去日本打工。
朋友的姐姐在日本留學，業余時間在便利店打工，一個月有將近兩萬的收入，多麽誘人的數碼呀！我立刻行動起來。
2013年1月，我選準了一家勞務公司，與日本單位網上影片面試。最後，我和縣城另外兩個小夥李德明和張海濤，一起被東京一家建築公司——大野工業錄取。
交完了勞務費（相當於介紹費）大概六萬左右，1月底，我們開始在勞務公司的安排下學了三個月日語，緊接著就是等待簽證的下發，護照辦理。
一切順利完成，2013年5月，我們按時由上海搭乘飛機，飛往目的地東京。
負責接機的是日本境內的中國勞務介紹人，一個30多歲的小夥兒，高高的個子，足有一米九多。他推了一下橫在鼻梁上的金絲眼鏡，伸過一只蒲扇般大的左手:「你們好！我叫王凡，以後去了公司有什麽困難，都可以尋求我的幫助。」
我們隨王凡回到勞務派遣會社，會社是個日式典型洋房，院墻是花式圍欄，不到一米高。見我們很詫異，王凡笑著說:「院墻只是起個裝飾作用，這裏治安很好，沒有小偷，你們盡可以安心。」
我們被安排在二樓宿舍，沒有床，只有榻榻米，這是因為日本經常地震，睡床不安全。安排好後，王凡給我們一人發了六萬日元生活費，繼續學日語，適應一個月。
接下來的一個月，王凡負責帶我們大致了解了日本的風土人情和禁忌，為我們適應日本當地的工作做好準備。
而這一個月是我在日本的幾年時間裏面，過得最開心的僅有的一個月。
日本街道非常幹凈，沿途看不到一點臟汙，哪怕一塊石頭子也難發現。單憑這一點，我們三個由打心裏對日本，從骨子裏與生俱來的反感，慢慢轉變成了好感。
2
2013年6月底的時候，日本會社的老板在王凡的帶領下，到勞務派遣會社來接我們。老板五十多歲的年紀，平頭、微胖、一臉橫肉。那時正值夏天，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露出的兩條胳膊上刺滿了紋身。
日本老板同我們一一握手，說:「我是渡邊淳一，大野工業的老板，初次見面，往後還要拜托各位!」態度十分友好，又給我們買了很多衣服，我們很感動，最後才知道是工作服。
收拾好東西，我們坐上渡邊淳一的豪華轎車，往位於東京新宿的大野工業株式會社疾馳而去。在路上，我們憧憬著即將工作的單位，到底是一個多麽豪華多麽氣派的公司？最起碼住的地方不說比勞務會社好，但也不至於比它次吧？
事實令我們傻了眼，下了車，渡邊淳一往旁邊一努嘴，說:「那是你們的宿舍。」進入眼簾的臟亂差，讓我恍惚到了印度的貧民窟，我們的心一下子涼到腳後跟。
沒辦法，既來之則安之，往上搬東西吧！
進去後，我們才發現狹小擁擠的空間居然早已住了五六個前輩，更讓我們難以接受的是，第二天我們來到工地後才知道，即將面臨的工作內容也不盡人意。
因為防火材料有毒，工人必須每天戴著厚厚的防護服，只露兩只眼睛看路，打老遠一看，感覺自己像是執行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太空人，這與來時勞務公司介紹的大相徑庭！
但薪金還算可觀，與他們承諾的出入不大，一個小時918日元，合人民幣60多元，一天500元！為了錢，我們只好選擇忍耐，況且來時我們交了6萬勞務費，中途回國的話不但不給退，還要承擔巨額違約金。
為了節省開銷，我們這個不到90平米的宿舍，渡邊淳一竟然安排了8個人居住，擁擠、埋汰、刺鼻的汗臭味充斥著整個促狹的空間，洗臉、洗衣服、 做飯都要排隊。
就這樣，我和李德明張海濤在煎熬中幹了兩年。
2015年6月，受日本行業大環境影響，大野工業公司業務滑坡，渡邊淳一開始想方設法裁員，但因為有合約制約，如果他單方面開除員工，也要賠償違約金，他不好明目張膽開除，於是想法擠兌我們。
渡邊淳一總是在我們耳邊念叨:「你們不想家人嗎？如果想回家可以早回國，我和你們勞務公司說，不讓他們罰你們違約金。」
我們都不接招：「沒事，我們出來就是為了掙錢的，如果離不開家，也不會到這來。」
渡邊淳一只得作罷，但我發現他看我的眼神開始有點異樣，說不出來，但就是讓人不怎麽舒服。
我不知道的是，那時的我在渡邊淳一心裏，已然成了眼中釘，肉中刺。
想盡辦法不能勸退我們，渡邊淳一讓公司裏的轉譯找到我們，說:「老板看你們賺錢不容易，給你們想了一個省錢的方法，就是把發的薪金一部份不透過薪金卡，私下給現金，但前提是你們必須想方設法搞到發票，用假發票做假賬。」
轉譯當場給我們算了算，這樣一個月能省好幾萬日元呢！相當於省了好幾千人民幣。我們一聽還有這等好事，於是便開始想辦法弄發票，我想起朋友的姐姐在日本便利店打工，興許她能幫忙。
我從朋友那要到了他姐姐的微信，加上好友，又約著見了幾次面。姐姐叫劉蕓香，很熱情，在她的幫助下，我每月基本都能上交一定數量的收據發票，但離需要的還是差得很多。
沒補上的那部份差額，會社最後要求用薪金抵賬。哪曾想，這樣一來，我們竟然比沒上交發票前的薪金還少了！也才發現，我們早已落入了渡邊淳一的圈套，而且越陷越深。
我們找會社理論，渡邊淳一卻兇相畢露。沒辦法，我們只能吃悶頭虧，與此同時我開始尋求網上幫助。
3
2015年8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加上了一個在日華人法律群，群裏一位在日華人律師告訴我，渡邊淳一利用我們為公司做假賬，我們也直接成了幫兇，這樣的事日本不少，他特意提醒我收集證據，以免最後被連累！
在律師的建議下，我漸漸減少向公司提供假發票。渡邊淳一向我們索要假發票時，我又偷偷用電話錄了音，以備不時之需。但此時的我還不想與老板翻臉，因為聽一個前輩告訴我，渡邊淳一是日本黑社會山口組的成員，只能暫時忍著。
讓我下定決心不再委屈求全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
10月，一個霧氣蒙蒙的早晨，我隨一個日本工人驅車前往名古屋工地，他開車，我坐在副駕駛。因為司機熬夜精神狀態不好，我迷迷糊糊剛要睡著，只聽「砰」的一聲，我感覺自己突然之間喘不過氣來。
睜開眼一看，安全氣囊已經開啟，駕駛室裏煙霧彌漫，我這才知道，出車禍了！
我的腿已經被撞擊變形的車門擠住，動彈不得。路人趕緊報警，消防員撬開車門將我救出來，立馬送到醫院，結果我們兩人都是胸部和脊椎扭傷，全都戴上了固定支架。醫生告訴聞訊趕來的渡邊淳一:「最少休息半個月。」
但在第二天，渡邊淳一就想讓我們繼續工作，那個日本人知道是自己闖的禍，沒辦法，只能帶傷工作。
我卻堅決不去，並且告訴他，如果強逼我，只能東京法院見了。渡邊淳一惡狠狠地瞪我一眼，把一柄匕首一下插入桌板上，不再說話。
看到他那猙獰的面目，我知道，接下來等待我的絕對不是麪包和牛奶，我應該早做打算。
我用微信告訴劉蕓香，請她立馬給我找個工作，如果撕破了臉我就去打黑工，聽說掙得還更多，到時我也不怕賠償違約金。
好在休息半個月過後，我基本恢復了正常狀態，一邊開始一如既往的工作，一邊伺機出逃。
10月底，渡邊淳一向我索要發票，我說沒有，他立馬惱羞成怒，說這個月薪金我就不要想了。我和他大吵一架，揚言要告他們，起初他裝作不以為然的樣子，說:「愛哪告哪告，老子不怕。」
就這樣僵持一個晚上，第二天他把我叫到辦公室，態度180度大轉彎，突然變得和藹起來，還把薪金如數發給我。
但得知我情況的一個前輩告訴我：「你最好跑吧！他們手裏有槍，上回就有一個工人被他們打跑了。」
我不知道渡邊淳一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但我知道，為了保險起見，我只能出逃。
我提前把行李在休息日的時候偷偷轉移到了劉蕓香那裏，準備就緒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住到了劉蕓香早給我安排好的旅館裏，正式出逃。
那一夜，在旅館的大床上，我輾轉反側，徹夜未眠。
4
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我的電話、QQ、微信被打爆，我一律不接，全部拉黑。妻子在國內也哭著發來影片，說會社在整個日本到處找我，還透過預留的電話打電話到國內，要求她勸我回去。
妻子淚眼婆娑地在影片裏哭訴：「他們說如果不回去，要讓咱賠償30萬元違約金，並且你去時的擔保人也會受到牽連。」
望著妻子擔心不已的樣子，我突然感到害怕起來。
正在我反思、後悔自己沒有深思熟慮就跑出來的時候，劉蕓香也發來語音資訊，哽咽的聲音讓我心裏一沈。
原來，她今天早上上班剛走到便利店門口，兩個身穿黑色西服的粗壯男子突然截住她。
黑衣男子掏出一張發票給她看，說:「我們是根據發票地址找來的，別耍花招，我們知道黃子洋讓你給藏起來了，你最好把他交出來，與你任何關系都沒有，否則，你私自偷打假發票的事我們會告訴便利店，到時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臨走，黑衣男子威脅劉蕓香說她不但工作不保，簽證也會作廢，還有可能坐牢。他們要求她迅速聯系我，讓我下午給會社打電話，否則後果自負。
撂下話後，兩人揚長而去。
想著劉蕓香在日本奮鬥了五六年才安下了根，如果一下子把她打回原形，可就一輩子全毀了。
劉蕓香哭著問我怎麽辦？我只能拍著胸脯說:「劉姐，我不能連累你，我去自首。你放心，他們不會舉報你的。」
放下電話，我思量再三，終於下定決心，把電話打給渡邊淳一。渡邊淳一讓轉譯接的電話，轉譯態度十分客氣:「哎呀！黃子洋呀！你可把我們急壞了，有話咱們好好說嘛！渡邊老板說了，只要你回來，他既往不咎。」
幾句客套下來，大家好像什麽事兒都沒發生過一樣，跟我預想的暴風驟雨結局完全不一樣，但越是表現的平靜，越讓人覺得暗流湧動。轉譯要了我的地址，表示馬上派車過來接我回會社。
坐在旅館，我總覺得事兒有點不對勁，渡邊淳一什麽事都能得做出來，畢竟他是黑社會，前輩說他前幾年差點打死過一個菲律賓工人。我突然有種不祥的預感，後悔把地址這麽輕易地告訴他們。
我立馬撥通了勞務會社王凡的電話，王凡一聽是我的聲音，著急地說:「子洋，你可把我嚇壞了，我給你打電話發資訊也發不出去，你現在在哪？」
我說自己在大久堡賓館7樓103室，渡邊淳一已經派人出發來接我了。
王凡一聽趕緊說:「你千萬不要去他那裏，趕緊坐電車來我這，不要遲疑，放下電話馬上行動，不然來不及了，性命攸關，你必須相信我一回，馬上來我這，越快越好。」
直覺告訴我，聽王凡的沒錯，我提起行李箱，就下樓了。
在賓館前台辦完退房手續，我拉著行李剛要往電車站去，拐角處看到一輛急速開過來的黑色豐田，「嘶」的一聲急剎停在了賓館門口，四個黑衣男子從車上跳下來就往賓館裏沖去。
我心中一驚，這個點，這些人，細思極恐，這極有可能就是來「接」我的人，我拉著行李馬不停蹄趕往電車站，盡量選擇一些小路、繞進公園裏面走，生怕有車跟著。
車站人流攢動，熙來攘往，正好掩飾住我匆匆的身影，我知道這時的我必須盡量保持住鎮靜，如果此時我心慌意亂，東張西望，必將引來便衣警察。
雖然我的在留卡期限還沒過期，但日本警察盤問起來十分繁雜，會誤了大事。
我裝作若無其事地進站買票，東京車站人流十分密雜，我先是在路線圖上找勞務會社所在的車站牌——「千葉站」，大概800日元。
我趕緊從錢包裏找出1000日元的紙幣，開始排隊，前邊竟然已經排了將近五十多人。
我住的旅館離車站步行也就十幾分鐘，如果他們在旅館沒有發現我，肯定會第一時間趕到附近車站尋人。我焦慮不安地排在隊伍中，盡量隱藏著自己，也隱藏著那雙因害怕顫抖得厲害的雙手。
我盡量把行李箱放到身子前面，以免被便衣警察當成懷疑目標盯上，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
我覺得我的頭發梢都是濕漉漉的，二十分鐘漫長的等待後，我終於如願以償買上了去千葉的車票，趕緊攥著票跑到月台等車。
突然，一聲口哨響嚇了我一激靈，一個警察朝我這比劃著走來。我想，這回是抓我的沒錯了，心瞬間被提到嗓子眼……
等警察走到，他用警棍指了指我腳下，這時我才明白過來，原來我踩到警戒線了，還好還好，虛驚一場。
這時車來了，門一開，我一個箭步竄上去，行李箱讓我拽了一個趔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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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開動後，我沒敢坐下，就等著到站時車一停，好麻利地下車，但這時我發現緩緩開動的車廂裏有一個身穿黑衣的男子在東張西望地走動，看樣子不像是正常坐車的樣子，倒像在尋找著什麽。
我的神經開始緊繃起來，找到一個空座位坐下，把行李箱放到身子前面，兩腿夾住，故意裝作疲憊的樣子，把頭伏在箱子上，臉盡量不露出來。
我的心怦怦跳得飛快，日本的車廂靜得出奇，仿佛都能聽到我的心跳。
我從余光裏瞄見那人從我身邊走過，進入另一個車廂，但我沒敢松氣，我怕他再返回來。從始發站到千葉，一共七站路，我仿佛經歷了七個世紀，在恐懼和煎熬中，車廂裏終於傳出一聲:「千葉車站到，請您由右手門下車。」
門一開，我拉起行李箱撒腿就往外跑，出了站，我發現手機馬上就要沒電了，必須趕緊找到勞務會社，否則我就要面臨流落街頭的危險。
我開啟導航地圖，輸入會社位置，終於在手機關機之前找到了勞務會社。
見到王凡的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起來。王凡什麽也沒說，幫我把行李搬上二樓我以前住的那個宿舍。
他給我下了一碗面，說:「吃吧，你肯定跑餓了，吃完再給我講講到底怎麽回事。」
吃完飯，我把渡邊淳一怎麽想方設法攆我們回國，又怎麽利用我們弄假發票，我出車禍他逼我帶病工作等這些事毫無保留地全部告訴了他，我還把偷錄的通話錄音也給了他。
王凡說:「你怎麽不早告訴我，還有，你出車禍我都不知道，渡邊淳一就沒告訴過我，這家夥太可恨了。」
我不好意思地說:「有前輩說你們和日本人穿一條褲子，說了你也不會向著我們。」
王凡說了一句我至今都難以忘懷的話：「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那一刻，我熱淚盈眶！
王凡告訴我渡邊淳一不是省油的燈，回去我不會有好果子吃，好在我保留了證據，一定會讓對方給我個說法。
夜裏11點，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地響起，王凡接通電話，那頭的渡邊淳一怒氣沖沖，叫囂道:「我知道黃子洋在你那裏，告訴他，我絕不會放了他，讓他在你那裏等著。」
王凡冷笑著說:「我看等著的是你，你做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你自己清楚吧？我還告訴你，黃子洋手裏有你犯罪的證據，有你要的假發票，有你讓他們給你尋找假發票的電話錄音，他本來要去東京稅務所告你呢！」
渡邊淳一那頭開始支支吾吾起來，但嘴還是堅硬無比:「我沒犯法，讓他告，大不了我公司倒閉。」
王凡說:「先不說了，明天我去你那裏，見面再談。」不等對方回答，「啪」地一聲把電話扣死。
掛完電話，王凡對我說:「工作是不能再回去幹了，明天我去和他談判，他們要的是你手上的證據，怕的是你去告他，找他要點賠償，你還是回國為好。告他只是個幌子，咱出門打工，又是在異國他鄉的，胳膊擰不過大腿。」
確實，即使我真的跑出來打黑工了，憑渡邊淳一的人脈，找到我是易如反掌的事，我在日本已經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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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兩點，王凡開車回來，手裏拿著一個厚厚的信封，興高采烈地對我說:「他看來是真的理虧了，我說如果讓黃子洋告你，就你這小破公司立馬就得垮台，他答應賠你一個月的薪金，我把證據銷毀。」
我聽王凡這麽一說，心裏苦笑了一下，王凡遞給我那個信封，說:「這是18萬日元，飛機票我給你定好了，下午送你去機場，越早回國越好，免得夜長夢多。」
我說:「好！」心裏頓時湧入一絲暖意，眼淚突然在眼眶裏開始打轉。
王凡給我又做了一碗雞蛋面，買了點路上吃的東西，叮囑我收好護照，免得上不了飛機。一切收拾妥當，他開車把我送到東京羽田機場，目送我登機，他才安心返回勞務會社。
2015年11月，我終於回到那個久違的溫暖的家，還沒顧上和家人敘一敘話，便立馬拿出手機，給王凡和劉蕓香各發過去一條微信資訊:「王哥(劉姐)，我已安全到家，感謝！勿念！」
到了晚上，王凡給我發資訊，說他們勞務會社決定今後不再與大野公司合作，免得日後他們再幹違法犯罪的事，勞務會社跟著惹禍上身。
他說:「十分感謝你的勇敢，不然我們都被蒙在鼓裏。」
王凡還告訴我，從大野工業逃出去的研修生不下20人，大都是被打之後夜裏出逃的，當時他們就以為是員工不服管，鋌而走險打黑工，萬萬沒想到全是渡邊淳一搗的鬼，他一直用這招對付自己想要開除的員工，對我們他只是故伎重施。
鑒於是他們工作的失職，王凡已通知國內的勞務公司將我的押金退回。我回復了一句:「好的，謝謝！」此時的我，早已淚流滿面。
經歷這場日本打工和逃亡後，我的那顆心高氣傲的心終於安定了下來。休整半個月後，我重新在縣裏找了一份工作，安安心心地上班了。薪金不高，但是那份歸屬感和幸福感，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作者 | 李永斌
每一份收入的背後，一定是對等的付出，遠離家人、舉目無親、備受欺壓……經過這人生的大風大浪後，黃子洋突然有點大徹大悟:錢不在多，夠花就行，名不在大，不惡就行，權不在重，沒有健康平安，一切為零，人生短暫，懂得安於平淡，才是大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