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 | 作者 幹春松
傳統的中國是建立在跨文化和多種族的區域之上的，儒家觀念為之提供了凝聚和維護一個共同體的文化資源，此文明亦以禮樂文明名之。
對於國家治理而言，精神性的因素決定了國家的「性格」。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盡管墨家、道家、法家以及中國化的佛教等亦共同完成和豐富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拼圖，但是無論王朝如何更叠，儒家對世界和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擔負起了中國精神價值的主體性功能。
1840年之後，面對英、法等國的軍事打擊和經濟掠奪，中國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群體從軍事失敗中意識到傳統的「天下」體系已經無力應付「民族—國家」體系的沖擊。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人們意識到唯有確立中國人的國家意識，才能擺脫個人和國家之間脫節的狀態，確立起國民的國家意識，以抵禦西方的殖民掠奪。 但這種「對內文明，對外野蠻」的體系，並不符合中國人固有的「王者無外」的價值觀，因此，我們在理智上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另一方面，又在情感上加以反思和批判。
在這樣的矛盾之中，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學」概念得到普遍的關註。與儒學所不同的是，「國學」所指極為寬泛，幾乎可以包括古代的所有學問。雖然也有提倡「國學」的人會強調「國學」指的是民族文化中有活力的因素。
在當下中國，「國學」可能會被指認為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一部份，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學」更多是一種防禦性的概念，它所呈現的是人們在現代性沖擊之下，對民族性因素消退的憂慮和不安。在不斷失敗的屈辱中，「國學」還體現出對未來國家形態中民族價值的堅持。
說到底，以「國學」來代替原先中國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是受到前進演化主義影響，當時的人們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咎於原先中國的知識體系和教育模式。 雖然所有倡導國學的人，都會強調「國粹無阻於歐化」，但這句話更接近於作為他們接引西方文化的「掩護」。他們實際上已經接受西方文化在軍事和經濟強勢「加持」下所擁有的優勢性地位。如此，「國學」乃是一個折中的觀念：一方面需要透過強調自身文化傳統的意義來激發愛國熱情；另一方面則需要透過區分「國粹」和「國渣」來調整本土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在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上的差異；更多的時候甚至需要透過證明本土文明與外來文明之間的一致性來「證明」固有文明的價值。因此，在19世紀末，推動「國學」最重要的團體核心主張體現出兩種基本的方向：一方面是提出「國魂」概念，來為新的國家認同尋求依據；另一方面是區分儒學與君學，把儒家的精神從與政治權力密切結合的狀態中分離出來。
以國學來取代儒學，還因為清末廢除科舉而帶來的傳統文化體系的重組。 從1898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即民國之後的北京大學來看，在這種新式的教育體系裏，儒家經學的存廢成為爭論的關鍵。
在1911年之後，蔡元培等人幹脆取消了大學中的經學科，將傳統儒家的經典視為「科學」研究的物件，分置於不同的學科之中。 比如將【周易】【論語】等納入哲學學科，而【尚書】【春秋】等納入歷史學科，【詩經】則成為文學學科的研究物件。
20世紀20年代國學研究的另一典範是清華大學國學院，在聲名顯赫的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的指導下，走了一條「漢學化的國學」道路，呈現出與國際學界的中國研究接軌、合流的新的「世界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近代學術發展的歷程中，大學中的國學研究機構雖然以研究傳統文化為其主要方向，但在方法上，卻是去價值化的「科學主義」式的。那麽，若是要繼承儒學的價值，就只能走民間化的路。
20世紀90年代之後，國學概念重回人們的視線。 當時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張岱年、湯一介等諸多先生提倡國學，試圖提倡一種更為溫情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引發了社會上強烈的爭議，其關註點是弘揚傳統所可能產生的意識形態風險。
到了21世紀初，國學研究似乎又有重返晚清時期的問題意識的意味：強調文化自信和國家認同。 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時就強調了要繼承中華文明的精神，反思全盤西化，重建文化自信的理念。因此，21世紀的國學熱，很大程度上是與經濟發展之後，確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的需要相一致的。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這個階段國學熱背後的民間推動力量。民間的讀經運動，甚至企業家借助傳統文化來進行自我精神調節和企業管理，都是這個階段國學熱的重要表象。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看，國學熱的興起則與人們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爭論有著很大的關聯性。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儒學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