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天，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都十分引人註目。在此時刻，我們不妨客觀冷靜地解讀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有關文學獎的遺囑以及瑞典文學院對遴選標準的把握與執行的過程，從而理性地把握規則，積極參與其中。
首先，有一種誤區必須突破，即有些人希望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應該是一種「所羅門式」的配給制，要考慮地區與國家的平衡。其實，主持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的瑞典文學院從未承認這是一項國際性的大獎。根據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遺囑，獲獎者不受國籍限制，但也決不是幼稚園裏「排排座、吃果果」式的分發制。因此，進一步考察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文學獎的初衷以及重讀這位偉人有關文學獎評選的遺囑，更具現實意義。
已經過去的一個多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也是一個大喜大悲的時代。一方面，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為大力推進社會生產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改善與提高。而另一方面，兩次規模空前、殘忍無比的世界大戰以及各式各樣的民族矛盾、地區沖突等又把人類投入苦難的深淵，數以千萬無辜的人為之喪生，至今留在人們心頭的陰影仍驅之不散，許多對人類前景具有潛在威脅的因素並未消除。作為一個科學家和文化上的先知先覺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早就對此憂心忡忡。他敏銳地認識到科學技術與發明創造的成果有被異化的可能，它們是雙刃劍，既能改變人類的命運，成為創造幸福生活的最大動力，但同時又是人類在自相殘殺中最可怕的因素。因此，晚年的諾貝爾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於什麽樣的人擁有先進的技術，他們把科學技術運用在什麽地方，這是造福還是釀禍的根本所在。基於這種認識，諾貝爾認為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還必須造就一代又一代理性而又充滿美好心靈的人。在他的想像中，科學技術只有掌握在那些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時代精英手中，世界才能進入繁花似錦的燦爛明天。近百年來所發生的種種駭人聽聞的事件告訴我們，諾貝爾的這種思考決不是杞人憂天。
根據諾貝爾本人的經驗，美好的心靈來自人類文明的熏陶與澆灌。文學藝術，就其本質意義來說，是人類借以戰勝愚昧與落後、貪婪與野蠻的一種有效的武器，是人類智慧與道德的靈光。事實上，諾貝爾本人崇高的理想與博大的胸懷，也是在眾多文明的先驅，特別是在文學家如英國詩人雪萊、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等人的思想指引下形成的。這也就是為什麽諾貝爾以一個科學家、發明家的身份，在他的遺囑中要求在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獎之外還特意設立了文學獎與和平獎的原因。
根據諾貝爾的遺願，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次獎給近年來「在文學上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這句話以後便成為該獎評選的標準。但對其中關鍵的「理想主義傾向」（an idealistic tendency）和「最優秀的作品」（the most distinguished work）的兩個詞，諾貝爾並未作出更進一步的闡釋。因此，評選文學獎要比評選其他獎項困難得多，因為這個標準外延太大，也比較抽象。它給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留出了較大的回旋空間，同時也是造成日後評獎工作中出現一些分歧的緣由。但是，我認為，雖然諾貝爾本人沒有，也不可能在他的遺囑中詳細展開這個遴選的標準，但這句話本身也並非無跡可循的空泛之詞。倘若我們結合諾貝爾本人的世界觀與他一貫堅持的政治主張，這種「理想主義傾向」的指向還是非常明確的。盡管諾貝爾不是一位文學家，但他終身熱愛文學並經常想以文學的形式介入社會生活。他最喜愛的作家有易蔔生、莫泊桑、列夫·托爾斯泰、雪萊等人。這些作家風格迥異，文化背景不同，但他們共同的特征是對人類的理想社會不懈地追尋和對現實關系的深刻理解，其作品對人類的進步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特別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給諾貝爾的印象最為深刻。雪萊憎恨暴政，向往公正合理的社會環境，探索人性，追求真、善、美的境界，這種情操常常牽動著諾貝爾的情感之線。他曾經借助這位詩人的靈感創作了一些文學作品。這也是諾貝爾表達自己理想主義傾向的一種嘗試。他認為，文學作品中對現實世界的苦難所發出的深沈的悲嘆，對明日世界的奮力追求乃至對整個世界和大自然無限的、永恒的情感，都具有理想主義的傾向。瑞典文學院正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每年從數以百計的推薦作品中遴選出那些最具民族精神，最能表現當代人的共同苦難和情感，最能啟迪全人類所懷抱的共同理想和美好願望，或者孜孜不倦地探索人類價值及自身缺陷的佳作精品，再經反復商討，最後定出本年度嘉獎的物件，並透過這種嘉獎來不斷地貫徹諾貝爾精神，推動整個光明事業的發展。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講，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顯然遠遠超出各國數以千計的文學獎，即使那些聲名顯赫的文學獎項如龔古爾文學獎、雷諾多文學獎、法蘭西文學獎、史太林文學獎、全美圖書獎、普利策獎、芥川獎等等都不能望其項背。諾貝爾文學獎的宗旨很明確，它關註的是有助於人類精神狀況的全面和根本的改觀。寫一些嘩眾取寵、淺薄無聊或者胡編亂造的應景作品又企盼角逐此項大獎，不啻是水中撈月，哪怕這樣的作品非常暢銷。
除了具有「理想主義傾向」之外，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還必須是「最優秀」的。這個標準似乎很難判斷。文學作品體裁不同、內容不一，很難斷定哪一部是「最優秀」的。因此，評委們只能從一個角度出發，也即主題與藝術技巧相對完美結合的角度評判作品。有了深邃的思想，還須有成功的載體和創新的風格、嫻熟的技巧來加以表達。故諾貝爾文學獎能海納百川，從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到現代派的象征主義、意識流、荒誕派、存在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各種文學流派都兼收並蓄。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的作家，只要符合遴選標準的，都會進入評委的視野，有機會折桂。事實證明，自頒獎百余年來，特別是上世紀20年代以來，在瑞典文學院諸位評委嚴格而認真的組織下，所評出的獲獎者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諾貝爾精神，可謂群星璀璨，疊光交輝。他們在諾貝爾這面旗幟的感召下，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為世界文學的道路指明了方向。這些才華橫溢、心靈自由的傑出作家中除了顯克維支、梅特林克、泰戈爾、羅曼·羅蘭、法郎士、葉芝、紀德、艾略特、福克納、海明威、肖洛霍夫、加繆、薩特、川端康成、索爾·貝婁、索贊尼辛、大江健三郎、品特、萊辛以及今年的勒·基利齊奧等一批文學巨匠之外，還包括了一些哲學家如柏格森、歷史學家蒙森甚至宗教闡釋家等。這是因為瑞典文學院對「文學」一詞的內涵有著更加寬泛的理解，正如諾貝爾基金的章程中所載明的，「文學」應不僅包括純文學，「而且也應包括在形式或內容上顯示出文學價值的其他著作」。
綜觀一個多世紀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經歷，可以說，在瑞典文學院縝密的運作下，產生了眾多受到世界人民景仰的大文豪。他們的作品與諾貝爾的巨大名聲綰合在一起，有著世界性的深遠影響。但是，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現，並不是所有該時期舉世公認、久負盛名的作家都能獲此殊榮。這個事實也成了有些人指責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不公、帶有偏見的一個口實。對此，瑞典文學院曾多次表態，解釋的個中原因雖然很多，而根本的一條就是名額有限，每年都有激烈的競爭。與世界各國傑出作家相比，得獎作家僅屬鳳毛麟角。另外，還有不少其他原因，如同年度強手如林，各位大師角逐，難免有撞車落馬的，如左拉、哈代等人都屬此例。也有作家命運不濟，英年早逝，如普魯斯特、卡夫卡等人。當然，更多的問題恐怕還在於評委方面。遴選工作除了受客觀歷史條件的影響之外，還受制於評委們的社會觀、政治觀、文藝觀等主體意識。僅以托爾斯泰為例，他是諾貝爾本人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又是首屆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物件，但最後卻與之失去交臂。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不滿與抗議，瑞典文學院不得不站出來辯解，指出托翁晚年有關宗教、政治和社會的激烈觀點令他們「無法忍受」，而且是「不成熟」和「蠱惑人心的」，也即他們認為是有悖於諾貝爾「理想主義傾向」的遺願。這種解釋顯然表明了當時評委保守的意識和主體偏見，若諾貝爾地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對托爾斯泰的評價且如此，更不必說高爾基等人了。
由此可見，雖然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意義和它的權威性毋庸置疑，它確實鼓舞了極大多數世界人民奮起追求真、善、美的勇氣，其耀眼的光焰照亮了人類前進的道路。但我們也應認識到，任何人文學科的獎項總是有它的局限性，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其評選結果不可能完全擺脫評委們一時一地的看法。而且，世界之大，各國文化背景之復雜，也非瑞典文學院那些評委們可以一目了然的，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他們有高品位的欣賞水平，精深的理解能力，又輔以準確的譯介文字，但百慮一失，紕漏未盡之處在所難免。
可喜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工作越來越趨向世界化和公正化。我們不難看出，其評選過程本身也在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之中。倘若將獲獎名單作一個前後的對照分析，可以看出在開始的10年之中，其頒獎結果還未達到成熟的地步，僅處於一種摸索階段，獎項幾乎都在歐洲幾國之間轉，尚未走出地區的圈子。後來這種狀況逐步得以改變，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評委們視域以及審美觀的日益擴大，另一方面是人文主義精神在全球的傳播。亞非作家的比例大振幅上升，以前歐美作家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返了。世界上五大洲31個地區與國家的作家分享了這百余塊金牌，其中亞非作家得獎占了13%且大多為近年來所得。這顯示出一種新的動向。這種動向的出現，既說明瑞典文學院更註重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意義，也表明了亞非作家的文學成就，無論其思想價值和藝術水準，都已經逼近世界文學的高峰。
自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頒發至今，這項國際社會中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世界性文學巨獎已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漫長行程，也產生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文學巨匠。他們在諾貝爾精神的鼓舞下，懷著對人類特別是人類文明的摯愛，鍥而不舍地貢獻於人類共同的崇高事業。諾貝爾文學獎跨越國界、民族和歷史，成了世界文學最高成就的一個標誌，同時又被各國人民看成是聯系著國家、民族榮辱與興衰的象征。因此，獲獎的意義決非僅屬於作家個人的。許多獲獎者把這項殊榮看成是民族整體的，聲明它真正的得主應該是全民族而非具體某人所有，因為在他們看來，每一件作品無不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思想、精神和藝術傳統，也因此，一個得獎作家所代表的民族或國家常常會把它看成是一項共同的驕傲，為本民族的文學水準達到世界高度而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美國批評家羅德·霍頓和赫·愛德華滋（Rod W. Horton and Herbert W. Edwards）在【美國文學思想背景】一書中指出，任何一本文學著作，都與特定的歷史、政治、神學、社會學潮流有關。所謂「具有理想主義傾向」，也就是一種政治偏向。瑞典文學院曾反復聲明，諾貝爾文學獎人選的決定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幹擾。這裏所指的政治因素，應該是某些國家、民族或組織團體或政黨的功利政治觀，而非關整個人類進步的大政治。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份，不可能避免政治偏向，問題是這種偏向符不符合全人類共同的利益。事實上，瑞典文學院在這個問題上簡直可以用「旗幟鮮明」來形容。如1915年，他們不顧當時法國政府強硬的反對立場，把文學獎獎給了反對戰爭、高歌人道主義的羅曼·羅蘭。1980年又將此獎頒給了因罷工風潮而長期流亡國外的波蘭無名詩人米沃什。至於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與索贊尼辛得獎，更是典型的例子。毫無疑問，諾貝爾及其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所持的傾向是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意在引導世界文學走向人類精神文明的最高層次。當人們把促進人類和平與進步的事業視為全人類共同的奮鬥目標而走向它時，其價值與意義是無法估量的。愛因斯坦曾代表所有的獲獎者表達了對這種政治觀的贊禮：但願那激發諾貝爾創立獎金的崇高精神，那相信自己也相信他人的胸懷，那慷慨、正義和博愛的信仰，能在那些掌握人類命運者的心中發生有力的影響。
也因此，諾貝爾「具有理想主義」的傾向，有著人道主義的內涵。那些深受人文精神熏陶的西方作家自不必說，就是亞非作家如非洲的索因卡、戈迪默、邁哈福茲，哥倫比亞的馬奎斯，印度的泰戈爾或者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都是堅定的人道主義者。這一點，從得獎作家獲獎演說辭中也能見出一斑。由於瑞典文學院對演說內容未作出任何限制，因此，每一位獲獎者都可以在當年的12月10日站在這個世界文壇的最高講壇上表達自己的心聲。盡管他們每個人所講的內容不同、風格各異，有理性的思考，也有哲學上的觀照，甚至以一個故事來引出正文，有的文字表達還相當艱澀，但細細咀嚼之後都能品出這些巨人們對社會、對人生、對時代的深邃思考和敏銳發現。透過表面上迥然不同、無轍可循的演講，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演說辭的實質無不緊緊地環繞現實，環繞著本民族的人民與他們的精神與文化。在一系列不同的背景後面，往往可以顯示作家一顆跳動著人道主義的靈魂，而且最終都指向了「有關人類生活的重大主題」（1988年獲獎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語）。1968年文學獎得主日本的川端康成的演講辭即是精彩的一例。這不僅因為他是繼泰戈爾之後相隔多年又一位得獎的東方作家，更因為他的演說從內容上看來別開生面，其主題是探討有關日本民族審美意識的。透過他的演說，我們可以看出他是針對戰後日本全面西化的客觀現實有感而發。他把日本的文化意識看成是保護本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是架築東西方精神橋梁的基礎，也是挽救民族自尊的一劑有效藥方，其人文情懷引人註目。
再以翌年得獎的貝克特為例，反映在他演講辭當中的並不是他所親歷的二次大戰的慘烈場面，而是思考在戰後和平年代裏，在罪惡的鐵幕被撕開後所暴露的人性與本能，在他人的驅使下墮落到何種地步，以及這些墮落的人又怎麽樣地生活下去，證明人類的生活像鬧劇一樣荒誕而可悲。
在這些精彩紛呈的演說辭中，或許蘇聯作家索贊尼辛的發言最吻合諾貝爾的「理想主義傾向」。他認為，在如今險象環生的世界中，只有文學藝術可以「打破一切界限，使人與人自由、互信地相聚在一起」，它「是調整與評判人類價值的標準」。他還指出：「文學還能把人類的經驗濃縮為精華，使人成為民族話語的記憶而代代相傳。」「因此，文學與語言一起保衛了民族的靈魂……對一個民族來說，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它的文學為強權者所摧殘。這是對民族心靈的桎梏。」他把文學看成是「一條充滿了艱難險阻的冰封之路，又是一條指引我們走出黑暗與寒冬的大道……」。
綜上所述，諾貝爾文學獎應屬於腳踏實地，胸懷對人類美好明天的憧憬和對現實關系清醒而又深刻的理解，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優秀作家。
文/黃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