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兩位我最敬愛的尊師樂黛雲、湯一介先生的作品集作序，於我，飽含著僭越的惶恐與隱秘、豐盈的欣悅。如同有機會在一份自昨日發往未來之厚禮的包裝紙上悄悄地印上一枚模糊的指紋。
兩位先生的作品集是他們閑來偶為的夫子自道，是 他們大波大瀾的生命故事的余波或漣漪，是他們的「出處」與片段印痕。從容怡然、雲淡風輕的文字之間與深處，是大時代雨急風驟的世紀回響。在湯先生那裏，娓娓鋪陳的，是幾代人的文脈相繼、書香凝斂，是時代的追隨，也是價值的堅守；在樂老師那裏，是迎向暴風雨的豪情、張揚與背負、承擔。正像這對傳奇伴侶的故事，風雨同舟，錯落成影。
四十年前，他們並肩未名湖畔的背影，令我做出了終老學院的畢生之選。
最初與兩位尊師相遇之際，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那些濃烈而急促的時日。那時，樂老師作為一位「歸來者」，攜帶著某種近乎神聖的傳奇光暈。在彼時彼地年輕人的眼中，這些歷經了二十三年蹉跎、放逐，再度綻放活力的先行者，正是勇氣、悲情與智慧的所在。不久，樂老師真真切切地以一己之力開創中國比較文學學科之際，在彼時我們的心中更冉冉如一顆明亮巨星，獵獵如一面醒目的旗幟。相較樂老師的領袖式炫目，在那時我幼稚淺薄的眼中，湯先生「只是」一位儒雅質樸的學者。盡管我大學時代的大膽妄為之一，便是公共課的報到點名之後，將書包沿排水管滑向草坪，然後溜出教室，混入哲學系湯老師的課堂。溜出與混入，事實上都頂著滿屋同學不滿乃至嫌棄的目光。於彼時千真萬確地陷於社恐的我說來，無異夢魘。但整個學期，我不曾「缺課」於湯老師的道教研究的課堂，因為其中的魅力於我，如鐵屑遇磁石。彼時，我一腔熱血地仰望著樂老師，渴望成為一名軍中馬前卒，只是以為樂老師平復了西蒙娜·波伏娃的怨念：湯老師的社會身份似乎的確是「樂黛雲的伴侶」。我甚至以為，樂老師日常頻繁出訪歐美各國的學術旅行中，湯老師是「隨行家屬」，而非事實上的「同量級嘉賓」。彼時尚不知：在中國比較文學披荊斬棘、落地生根的突破之畔，是湯老師主導的中國文化書院的支撐和共進；樂老師決意跨學科，創立中國自己的「緬因河畔法蘭克福學派」的宏大構想，有湯老師學識、見地、膽略的共識和加成。彼時尚不知，曾經那些風雨如磐的日子裏，湯老師自樂老師手中接過幾個月大的孩子，送妻子踏上「農村改造」之途時付出了怎樣的深情、勇氣和犧牲，不知湯老師寫給身為右派分子的妻子的信箋，擡頭以「同誌」二字開頭向樂老師傳遞了多少躍然紙上、又無法付諸言表的愛與守候。
及至我年逾而立，終於成了樂老師麾下一名小卒，不時「蹲守」樂老師書房受訓、傾談或待命，湯老師多在自己的書房裏辦公，也不時隔墻介入我們的談話和爭論。那時，我才漸漸知曉：樂老師是帆，湯老師是錨。時不時，樂老師沖動、激憤的言辭，會續上隔壁湯老師一句帶笑意的批評，偶爾，我們（有時是我）的激進議論會意外地贏得湯老師墻外的加盟背書。那時，我才近切地體會著他們生命的共振和同幅的脈動，才理解了樂老師那源源不絕的活力、創意，毫不吝嗇的善意與意趣，得自怎樣的思想與情感的富足的輸入，來自怎樣的愛、欣賞和包容。這也是這套叢書中的一本：兩位先生給年輕人的珍貴的國文課。那是他們對時代、對中國、對文化，尤其是對年輕人與後來者的厚重而深切的愛意，是他們共同生命淌出的一線細流。
祈望這套精美的叢書：兩位先生的細語與自道、兩位先生對晚輩後生的指點，能成為一個指向標，引領我們初窺大時代之子/之女在暴風雨中誕生、在暴風雨中搏擊、在暴風雨後雲淡風輕的心靈風景，引領我們自此進入他們博大的思想與學術的世界，引領我們去叩訪一個漸行漸遠、卻奠基、締造了我們的當下、此時的歷史時段。
——戴錦華【儒雅質樸，浪漫天真】
【人生由我：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湯一介 樂黛雲：給大家的國文課】【人生的智慧：順乎自然，熱愛生活】，作者：樂黛雲 湯一介，版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23年12月
「情之所鐘，正在我輩」：讀【世說新語】隨記之一
【世說新語】是第一部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包括文人學士、騷人墨客之類，並非西方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生活的散文、雜感、小說、筆記的結集，大約成書於公元424年至450年間，南宋劉義慶撰。據【宋書】卷五十一所載，劉義慶（403—444），「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遂成此書。縱觀全書，各段故事之間並無聯系，觀點也不完全一致，有時也有重復抵觸之處。魯迅早就推斷這本書「或成於眾手」，是很有道理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將魏晉時期的短篇小說分為「誌人」和「誌怪」兩種。誌人小說是指「記人間事者」。這種「記人間事」的短文，春秋時代就有，但多被用來「喻道」或「論政」。【世說新語】式的、為「賞心而作」的、「遠實用而近娛樂」的「誌人小說」則「實萌芽於魏而盛大於晉」，魯迅認為這類小說「雖不免追隨俗尚，或供揣摩，然要為遠實用而近娛樂矣」。正因為【世說新語】這種「遠實用而近娛樂」的特點，故能以極其細膩生動的細節，毫無顧忌地展現出漢末到晉宋間，社會的大變動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大解放，以及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所欣賞的生活方式、所執著的人生態度、所贊美的言談舉止，等等。這一切都和兩漢大異其趣，而呈現出嶄新的時代風貌，尤其是魏晉文人的特殊風貌。
宗白華先生曾指出，魏晉時代是一個「社會秩序大解體，舊禮教總崩潰的時代」。它的特點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和藝術創造精神的勃發」，這是一個「強烈、矛盾、熱情、濃於生命色彩的時代」。這個時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它之前的漢代，「在藝術上過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教」；它之後的唐代，「在藝術上過於成熟，在思想上又入於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宗白華先生認為，「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的偉大的時代。
這「大自由」首先表現為突破層層禮儀名教的束縛，珍視真情，一任真情的流露和奔放。莊子認為能夠「達於情而遂於命」的人，就是聖人，而最「可羞」之事乃是「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也就是因為利益而以假亂真，強制自然之情性服從於某種利害的打算。儒家的看法與此不同。儒家提倡的「情」，首先表現為父母兒女之間天生的親情。有了這種愛自己親人的感情，才會「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建構成社會。因此，「情」是社會人生的出發點。但既是「推己及人」，「己」和「人」就必然有所不同，也就是「愛有差等」。「有差等」，就必然要對這種「差等」有所規範，使人各安其位，以維持社會的穩定。這種規範就是「禮」。因為「禮」是從「親親」開始的，因此儒家強調，「禮」不是憑空制定而是從「情」而生。太史公也說，「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然而，「禮」一旦形成並得到鞏固，就反過來對「情」加以嚴格限制。這種現象在文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國文學的經典【毛詩序】指出詩的本質是「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但緊接著就說任何「情」都必須「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這一原則成了中國文學寫「情」時不可逾越的界限。這種社會對「情」的壓制在中國小說中無所不在。
【世說新語】所反映的魏晉時期的文人生活確實是「真情」對「禮」和所謂「名教」的極大沖擊和解放。這種「真情」首先表現於對自己的真情實感不加偽飾。在【傷逝】一篇中，這類的故事很多，例如：「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在莊嚴悲痛的葬禮上，竟由文帝帶頭，一人吼一聲驢叫！這真是唯「真情」，而對禮教不屑一顧了！阮籍的母親去世，他完全不顧世俗禮儀，「蒸一肥豚，飲酒二鬥」，然後臨穴永訣，舉聲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喝酒吃肉只是表面形式，與阮籍椎心泣血的悲慟毫不相幹！他根本認為禮法之類就不是為他那樣的人而設。有一次他和即將回娘家的嫂嫂告別，有人以「嫂叔不通問」的禮法來譏誚他，他幹脆公開宣稱：「禮豈為我輩設也？」作為這類故事，沒有比劉伶的「縱酒放達」更誇張的了！劉伶「脫衣裸形在屋中」，人們譏笑他，他卻說，我以天地為房屋，住室為衣褲，你為何進入我的褲襠裏來了？
藐視禮法陳規，按自己內心的意願和感受行事，這就是魏晉時期【世說新語】人物所追求的「真情」，也是他們行為的最高準則。王戎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意思是說，聖人太高超了，他們已超越常人之「情」，而最下層的人又太遲鈍麻木，難以到達「情」的境界，只有【世說新語】中的文人才是「情」的集中表現。關於聖人有情還是無情，曾是魏晉玄學辯論中的一大主題。對【世說新語】中的人來說，「情」占有了他們思想和生活中很重要的地位。
【世說新語】還強調了另一種與大自然相觸而產生的情—悲情。因自然之永恒和人生的短暫所引發的無奈和悲傷感懷是古今中外文學、哲學的一個普遍主題。【世說新語】寫：「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是個武人，曾封征西大將軍，他的感慨是出自內心的「真情」，這就是「對宇宙人生體會到的至深的無名的哀感」。後來庾子山寫【枯樹賦】對此很有共鳴，賦的末段正是：「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種從宇宙人生引申而來的悲情大大增強了【世說新語】故事的哲學意味。
逍遙放達，「寧作我」：讀【世說新語】隨記之二
淡薄於世事，崇尚自然，追求逍遙放達，是【世說新語】故事的另一個重要主題。這也是魏晉玄風的一個重要特色。魏晉「玄遠之學」有兩個含義：一為遠離具體事物，講本體之學；二為遠離世俗事務，講清談虛性。魏晉文人渴望遠離世務，講求本體，這一方面是他們渴望認識世界的心靈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當時險惡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正如【晉書·阮籍傳】所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劉義慶編撰【世說新語】也正是因為「世路艱難」而另求寄托。【世說新語】中人物很少有不死於非命而得終天年的。許多有識之士，甚至嵇康、孔融那樣的傑出人物也都難逃成為政治犧牲品的命運。因此，他們提出「寧作我」，就是在一切情況下都寧可作為自己，而不阿世媚俗。
這種對於逍遙放達的向往首先是出於對「自我」的肯定。先秦兩漢以來，儒家一直強調人只能鑲嵌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生存。作為儒家理論核心的「三綱五常」嚴格地規定了人與人之間應該遵循的關系。「越禮」的行為受到社會禮教的極大壓制和迫害，這種壓制和迫害不僅是外在的，而且滲透到人的內心深處，成為難以擺脫的對人性的桎梏。【世說新語】中的魏晉文人特別追求擺脫這種桎梏，求得自我的精神自由。他們強調成為「自己」，追求擁有區別於常人和常理的獨特個性。他們的處世原則是「寧作我」。【世說新語】曾記載了一個故事：桓溫和殷浩年輕時曾齊名，常有競爭之心。有一次，桓溫問殷浩：「你比我怎樣？」殷浩說：「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意思是說，「我從來就是我自己，我寧願做我自己」。「寧作我」，就是要突出自己與眾人不同的個性。當時「清談」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品藻人物個性，加以臧否評述。這些品評有時雖也分高下，但大多是突出個性特點，正如劉瑾所說：「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魏晉時人雖個性不同，但卻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就要突破名利的桎梏。【世說新語】中一則著名的故事是說在大司馬齊王處做官的張翰在洛陽忽見秋風起，一心想吃吳中的「菇菜羹」「鱸魚膾」，於是說：「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為了求得適意，為了好吃的菇菜、鱸魚，張翰真是視官爵名利如敝屣！再如郗太傅要找個女婿，遂遣門生送信到丞相王導家去求親，王導讓來人自己去東廂房隨便挑選。門生回來報告郗太傅說：「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鹹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雲：‘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這個坦腹東床的人，正是王羲之（字逸少）。他對到豪門貴族當女婿的事毫不動心，依然坦腹高臥，如此不計名利，也不裝腔作勢，反而為郗太傅所看重，並以此招為女婿。
要得到精神自由，除掙脫名韁利鎖之外，還要能對於外界之事毫不在意，做到「榮辱不驚」。【世說新語】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次，和尚支道林要回會稽，朋友們長亭相送。這時，長史蔡子叔先來，座位靠近支道林；謝安的弟弟謝萬後來，離得遠一些。正好蔡子叔臨時有事起身外出，謝萬就移坐到他的座位。蔡子叔回來見謝萬占了自己的座位，就連坐墊帶謝萬一起掀翻在地，重新坐回原來的位子。謝萬的帽子、頭巾都摔掉了，按說，這個豪門貴族大失面子，應該怒發沖冠的吧，但他卻「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並無發怒懊喪的意思。坐定之後，還對蔡子叔說「你真是個怪人，差點摔壞了我的臉！」蔡子叔竟說：「我本來就沒有考慮過你的臉！」在這樣的情況下，本來就「才氣高俊，早知名」的謝萬本可以大打出手，然而，出乎意料，竟然「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這才真正體現了「榮辱不驚」的胸襟！能做到「榮辱不驚」首先因為他們內心有非常強固的自信，絕不是強作鎮靜。他們不計較榮辱，但也不故作謙虛。有一次，桓溫來到都城，問劉惔：「聽說會稽王司馬昱在清談方面有極大的進步，是真的嗎？」劉惔說：「是有很大進步，但仍然屬於二流人物！」桓溫又問：「那第一流的人物又是誰呢？」劉惔說：「當然是我這樣的人啦！」他們直言自我，從不隱瞞自己對自己的真實評價，也從不掩飾自己對某些人的厭惡。例如，有一次孔愉和孔群同行，在禦道上碰到了品格不高的匡術，孔群連看都不屑一看，就說：「鷹化為鳩，眾鳥猶惡其眼！」匡術大怒，拔刀就要殺他。幸而孔愉一把抱住匡術說：「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坦率真誠，去掉了許多虛偽的客套和偽飾。
魏晉名士不僅不受名利榮辱的拘牽，而且也「不為物累」，不受物欲的局限，也不受世俗禮法的約束。【世說新語】中，有關王子猷（王徽之）的幾個故事很有代表性。他們不為什麽固定的目標而賣命，往往把生活看成一個過程，適意而已。這方面最著名的一個故事就是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看重的是一路訪友的心情和過程，至於是否達到見面的目的，其實並不重要。王子猷還有一個故事，是說他有一次來到都城，停留在岸邊。過去他曾聽說桓伊善吹笛，但和他並不相識。那時正值桓伊從岸上過，有人告訴王子猷，這便是桓伊。「王便令人與相聞，雲：‘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當時，桓伊已很顯貴，也知道王子猷的名聲，便回車下來，坐在胡床上，為王子猷吹了三支樂曲。吹完，便上車走了，彼此沒有說一句話，只有心靈的交往！有一次，王子猷去拜訪曾任雍州刺史的郗恢，郗恢從邊境帶回一張名貴的毛毯，王子猷拜訪時，郗恢正在內室，王子猷喊著郗恢的小名說：「阿乞那得此物？」就叫人把毛毯扛回家了。郗恢也無所謂，並不以為忤。還有個故事，「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座，不說而去，王亦不留」。總之，取舍隨意，來去自由，無視世俗禮法！不為名利，不驚榮辱，不為物累，也就是將生命看成一個自然過程，不為任何既成的內在或外在目標所束縛。
要真正做到不受任何束縛，關鍵就在於內心的無所求。佛家所謂「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盛，都是人生苦惱的根源，而「求不得」是其中最持久、最深刻的痛苦。因此，魏晉 文人把「超曠世事」的根本定為「忘求」。正是王羲之所說，「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這就是宗白華先生所講的「截然地寄興趣於生活過程的本身價值而不拘泥於目的，顯示了晉人唯美生活的典型」。魏晉人認為只有這樣，才稱得上獲得了真正的精神自由！以上的種種事例都是內心真正一無所求才能做到的。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選自叢書「湯一介 樂黛雲：人生三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