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指出，二十世紀文學作品有兩種類別，一種是結晶體，一種是火焰。這是兩種歸類事實和理念、風格和感情的範疇。卡爾維諾自稱是代表創新的結晶派，他的小說風格追求形式創新，追求哲理性、圖解性和制作性，強調精確和簡潔。不過，盡管卡爾維諾屬於後現代主義，加繆屬於現代主義，結晶派的這些特征同樣可以在加繆的小說中發現，尤其是他的【局外人】。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 1957 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代表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
撰文 | 景凱旋
他追求的不是活得最好，
而是活得最多
沒有一部現代小說的文字比【局外人】更簡潔的了，想想普魯斯特繁復細膩的【追憶逝水年華】，想想穆齊爾未完成的【沒有個性的人】，與他們相比，加繆的【局外人】就像是一顆精工打磨的結晶體，沒有一句多余的話。小說第一部的開頭是：「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麽。可能是昨天死的。」
開頭這段簡潔文字表現出小說的冷漠風格。故事透過主人公默爾索的自述展開。默爾索生活在阿爾及爾，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接到母親去世的訊息，請假前往養老院，幾年前他把母親送往那裏，近一年幾乎沒有來看過她。他不記得母親的年齡，拒絕看母親的遺體，在靈柩前抽煙。他似乎對母親的去世毫不傷心，卻很註意觀察周圍的人群，全書都是透過默爾索對外界的觀察，來表現主人公的漠然。
守靈時，來了幾個母親生前的朋友，都是養老院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靈柩旁邊，默爾索只是感到困倦不堪。「這時，那個女護士進來了。天一下子就黑了。」「從開著的門中，飄進來一股夜晚和鮮花的氣味。我覺得我打了個盹。」第一句寫女護士進來，接著就寫天黑了，中間沒有任何過渡。第二句寫房門開著，其實是在照應前段女護士進來後的情景，夜晚和鮮花的氣味與打了個盹之間，也是句子間的非邏輯跳躍。薩特就曾敏銳地指出，這部小說的每句話都是一座島嶼，一個封閉的「現在」。
這種話語的縮減造成一種疏離的效應，主人公對外界的感受是零碎和隔膜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加繆絕不同於卡爾維諾，盡管在他們的作品中，主題已經變得比人物更重要（結晶派的特點） ，不過後者將文學視作接近事物無限多樣性的方式，而前者則是將文學視作獲取事物實質的方式。也就是說，【局外人】是結晶體和火焰的結合。從表面上看，【局外人】是一部關於罪與罰的故事，實際上卻是一部探索荒謬的小說。
加繆在論及文學的性質時曾說過，作品是「在死亡那裏獲取自己最終的意義。」【局外人】恰恰是以母親去世時始，以主人公被判死刑時終（符合結晶體的結構原理） 。默爾索就像是一個活在絕對自我中的人，他從母親葬禮上回來，睡了一覺就去海裏遊泳，接著與女友瑪麗去看了一部喜劇片，然後倆人回到住處做愛。接下來，默爾索自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周末在陽台上觀看街道上往來的人群：
「我也把椅子倒轉過來，像賣煙的那樣放著，我覺得那樣更舒服。我抽了兩支煙，又進去拿了塊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來。很快，天陰了。我以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漸漸放晴了。不過，剛才飄過一片烏雲，像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陰暗了。我待在那兒望天，望了好久。」
總之，母親去世後的日子沒有任何變化，他的生活一切照舊。瑪麗想要跟他結婚，他覺得怎麽都行，她問他愛不愛她，他認為這句話毫無意義。他說他大概不愛她，但這於結婚無關緊要。鄰居萊蒙是個拉皮條的人，默爾索並不拒絕與他交往，還替他寫情書，引誘他的阿拉伯女友來遭受羞辱。
默爾索能感覺到言語的無意義，卻感覺不到行為的無意義，這讓我們想到之前的法國作家塞利納，主人公知道殺人陰謀後同樣一聲不吭。不同的是，塞利納的主人公本身避免了成為殺人犯，而在加繆這裏，這種無意義的行為最終衍生出一個決定性的事件，默爾索和瑪麗、萊蒙在海灘上玩耍，那個女人的兄弟向他們尋釁，仿佛灼熱的陽光使默爾索感到眩暈，他在漠然狀態中開槍打死了一個阿拉伯人。荒謬就是這樣產生的，正是無意義驅使他開的槍。
電影【局外人】（1967）海報。
雖然默爾索是敘事者，但由於作者將他放在一個被觀察的位置，於是給讀者帶來的印象是，主人公毫無道德感，麻木不仁，他仿佛只活在「現在」，活在海德格爾所說的「當前化」中。這一點在默爾索跟預審推事的初次會面時體現得最為明顯，分手時他想要跟推事握手，「幸虧我及時想起來我殺過一個人。」不過，如果我們認為默爾索是個阿Q式的人物，完全缺乏自我的意識，那就錯了。用瑪麗的話說，他是個「怪人」。主人公不是缺乏自我，而是無法超越自我，與外部世界建立起聯系。
問題在於，對於默爾索來說，這種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值不值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小說第二部中，默爾索面臨殺人指控，但他從未感到自己有罪，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預審推事試圖探討他殺人的動機，揪住他對母親的死無動於衷，以證明他是天生的殺人犯。案件被引向道德審判，並得到眾人的贊同。在法庭上，檢察官義正辭嚴地指控道，默爾索「在母親死後的第二天就去幹最荒淫無恥的勾當，為了了結一樁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隨隨便便地殺人！」
默爾索不明白，母親的死與殺人有何關系。他跟所有人一樣愛自己的母親，只是不願像所有人那樣被既定的習俗束縛，當眾表演很悲痛的樣子。但是，事實確實擺在那裏，所有證人的證詞都對他不利，按照檢察官的觀點，默爾索沒有人性，沒有靈魂，他應當因為對母親的去世表現冷漠而被判極刑，這樣才會對社會有警示意義。
在最後時刻，默爾索一再拒絕了神甫主持的懺悔。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孤獨的，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想到了死：「但是，誰都知道，活著是不值得的。」因為，「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實。」主人公在省察自己的一生時，意識到生命的空泛和虛妄，他並不是個沒有思想的人，相反，他在觀察別人時比所有人都要思考得多，他追求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局外人】外文版封面。
從對荒謬的反抗中獲得自由
顯然，按照社會的法律，主人公是有罪的，但默爾索絕不是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那種為生活所迫的罪人，能激起人們對社會的批判。如果加繆想引起讀者對主人公的同情，讀者只能將作品看成具有更深的含義才行。
這更深的含義就是加繆的存在哲學。在他看來，人是被偶然擲入這個世界的，孤獨感來自生存的荒謬，來自世界的無意義。加繆在其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裏指出，人與世界的唯一聯系就是荒謬，意識到荒謬世界的人就是荒謬人。因此，默爾索感到自己對何為生命比神甫更有把握。蘇姍·桑塔格曾評論道，加繆常常從虛無主義的前提出發，把他的讀者帶向人道主義的結論，而這結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從其前提得出來。「這種從虛無主義深淵向外的非邏輯的一躍」，正是默爾索最後時刻的感受。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滿天星鬥照在我的臉上。田野上的聲音一直傳到我的耳畔。夜的氣味，土地的氣味，海鹽的氣味，使我的兩鬢感到清涼。這沈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靜，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他的身上發生了某種深刻的變化，「面對著充滿資訊和星鬥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局外人】外文版封面。
還是讓我們回到前面的敘事，看看默爾索為何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吧。默爾索對養老院周圍蔥綠田野的喜歡，對大夥在海灘巖石上嬉戲的欣喜，對從陽台上望出去萬千模組屋的觀賞，以及從監獄視窗看到波濤起伏的大海所感到的幸福，在在表明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正因為如此，加繆才在美國版序言中寫道，默爾索「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沈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那麽，應該如何理解加繆所說的「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默爾索拒絕與這個世界和解，選擇獨自面對死亡，按照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的闡述，荒謬的人只承認「自我決定的道德」。我覺得，這個「自我決定」就是默爾索身上對絕對的激情。世上大多數人都是與世浮沈，每日寄望於虛妄的明天，默爾索意識到這種荒謬，決心要反抗這種荒謬，這使得他在這個平庸的世界顯得異常孤獨。面對無意義的人生，主人公以荒謬為自由的根據，從對荒謬的反抗中獲得自由，「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之以仇恨的喊叫聲。」主人公這最後一句話的態度就像神話中的西西弗，鎮靜地走向巨石。
畫作【西西弗】。
隨著近代以降上帝的離場，十八世紀的人重新贊頌古希臘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欲圖以這位古代英雄來取代上帝，拯救人類。於是我們看到，從近代小說誕生之日起，小說家們就加入了尋找意義的大軍，歌德、司湯達、狄更斯、巴爾錫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雨果、羅曼·羅蘭……這些偉大作家塑造了眾多反叛的世俗英雄。但是，也正如雷蒙·艾朗所說，意圖掌控歷史的這種普羅米修斯野心是現代極端思想的根源之一。他們用文學改變社會的理想最終落空了，二十世紀的文學於是產生了某種「反英雄」， 默爾索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投身反抗，但絕不指望反抗的結果，因為荒謬本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存在境況。加繆曾指出：「荒謬，其實就是指出理性種種局限的清醒的理性。」他在自己所處的時代目睹了現代理性主義的濫用，這使加繆得出自己的生存觀：「荒謬在這一點上使我豁然開朗：不存在什麽明天。從此，這就成為我的自由的深刻原因。」對加繆而言，生命的意義不在目的，而在過程，人的歷史因而是一部反抗荒謬的歷史，意識到這一點就是意識到自由。
那些認為加繆揭示了存在本質的讀者，對加繆充滿了感激之情。其中還有一個原因，結晶體不是火焰，它不會灼傷人。就像蘇姍·桑塔格所說，加繆是當代文學的理想丈夫，他的魅力不在於他的思想，而在於他表現出的道德之美，如果說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喚起的是敬意，加繆喚起的則是愛。愛這個荒誕的世界。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景凱旋；編輯：張進；校對：陳荻雁。封面為攝影師Henri Prestes作品，有裁剪。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