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在紀念葉挺將軍時，多是描寫他在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時的指揮若定，或是領導新四軍時的別樣風采，或是皖南事變後的堅貞不屈。不過在涉及到他在廣州起義後至成為新四軍軍長前這十年的蹤跡，多是語焉不詳，或是一筆帶過——「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被迫流亡海外十年，與中國共產黨脫離了關系。」
不過，歷史卻沒有這麽簡單。
1937年11月，葉挺在延安為他舉辦的歡迎晚會上說："十年內戰時期，許多好同誌倒下了，也有個別叛變了。堅持下來的同誌，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大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了。"
那麽，葉挺為什麽要「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呢？他「折回去」做什麽呢？
廣州起義被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共產黨人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聶榮臻等在廣州發動了武裝起義，結果慘遭失敗。年底，李立三抵達香港，處理廣州起義的善後問題。
1928年1月，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廣東省委召開了擴大會議，主要是總結和檢查關於廣州起義的問題，會議透過了【廣州暴動問題決議案】，其中將起義失敗的原因歸結於領導人，指責領導人員犯了軍事投機和盲目主義的錯誤，並對參與的所有領導人給予了處分，葉挺作為前敵總指揮，被指「臨陣逃脫」，給予「留黨檢視六個月」的處分。
由於當時風聲正嚴，葉挺在年初離開香港，前往馬來西亞暫避。1928年四、五月份，葉挺接到了黨中央的通知，要他到蘇聯去休養治病，同時去討論廣州起義的問題。於是葉挺便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搭乘遠洋輪船借道日本，轉赴蘇聯海參崴。
葉挺對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對自己的處分決定不服氣要到共產國際評理，同時，也在考慮革命失敗的原因。在莫斯科，他結合自己在廣州起義的經驗，給黨組織寫了一份關於廣州起義經驗教訓的報告，認為當時革命正處於低潮，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是很難成功的。
當時，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開。會上，葉挺的報告受到了王明等人的嚴厲批評和打擊。王明等人既沒有認真研究過葉挺所寫的報告，也不聽取葉挺的任何辯解，僅是憑借個人猜測就無理攻擊葉挺，責罵他是「對於軍事計劃不熟悉，遂致表現出消極怠工」等。
出走德國
在此情況下，葉挺「負氣」動身離開莫斯科前往德國柏林。
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硏究】中提到："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情我們應該給葉挺申冤。」
顯然，在蘇聯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不過，也不是沒有別的原因。事實上，彼時的國民黨左派如鄧演達、陳友仁、宋*慶齡等人也都在柏林，籌備組建第三黨。
其實葉挺在赴蘇聯之前就有計劃去德國會見鄧演達。1928年2月28日，時在德國的鄧演達在回復宋慶齡（時在莫斯科）的信中說："葉挺有信給我要來德國，我前信已經告訴你。他的意見如何，盼你告訴我？"
葉挺與第三黨中人關系非同一般之密切。他與鄧演達、黃琪翔三人年齡相近，又同為廣東老鄉，與鄧演達還是惠陽老鄉， 三人都是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畢業後又先後投奔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北伐戰爭時期，鄧演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葉挺任第四軍第十二師獨立團團長，黃琪翔任該師第三十六團團長。
至於葉挺與宋慶齡的關系更不用多說，葉挺隨援閩粵軍打回廣州後，就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第二營營長，專門警衛過宋慶齡。陳炯明叛亂進攻總統府時，與宋慶齡同生死共患難。孫中山宋慶齡在永豐艦指揮平叛時，葉挺也一直跟隨左右。
總之，葉挺與宋慶齡、鄧演達、黃琪翔不僅僅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還有在實作共同理想奮鬥中結下的深厚友誼。因此，葉挺肯定參加了組建第三黨的討論，不過葉挺是否正式參加了第三黨目前並無證據。
第三黨沈浮
不過，第三黨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
早在1928年初，被開除黨籍的譚平山就在上海籌建中華革命黨，推選鄧演達為總負責人。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8月間正式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通稱的「第三黨」，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任總幹事，一年後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國民黨抓捕，隨後被秘密槍殺。
1931年，宋慶齡母親倪太夫人在青島病逝，宋慶齡於1931年7月末離開柏林回國奔喪，正式結束海外流亡生涯。這樣，第三黨的主要組織者鄧演達、黃琪翔、宋慶齡等先後回國，葉挺也開始考慮回國的問題。
1932年秋，葉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歲多的二兒子葉正明，離開德國，回到澳門。澳門是葉挺的「避難所」，南昌起義後，廣州起義後，他都曾回到澳門隱蔽。
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等人聯合了國民黨內的李濟深、陳友仁等主張抗日的反蔣力量，準備在福州發動了「福建事變」。蔡廷鍇和蔣光鼐等人與葉挺過去在粵軍與第四軍中共過事，都很敬仰葉挺，因此，他們派人到澳門找到葉挺，邀請他來福州參加革命。對此，葉挺欣然應允，趕赴福州，住在蔣光鼐家中幫助策劃事變。
事變發生後，眾人舉行會議決定成立「生產人民黨」，決定解散或脫離原有的黨派，以集體簽名的方式共同組織生產人民黨。黃琪翔、章伯鈞則召集在福州的黨員進行討論，經反復磋商決定接受陳銘樞建議，解散第三黨，集體參加生產人民黨。
1933年11月24日生產人民黨正式成立，發起人包括陳銘樞等27人，黨員200多人，葉挺名列其中。
回歸祖國
不幸的是，兩個月後福建事變兵敗，眾人星散，生產人民黨轉移到香港，不久自行解散。原人民黨部份成員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7月25日，同盟在香港成立。
葉挺參加了同盟，並擔任同盟的軍事委員。同盟成員主要由原福建事變各黨派人士和原十九路軍中上層軍官、左派以及無黨派人士組成，推舉李濟深、陳銘樞等為中央委員，李濟深為主席。參加同盟後，葉挺每月到香港兩三次，參加同盟的活動。還兩度偕妻子到福州、廈門等會見與同盟保持關系的地方反蔣抗日分子，了解他們接應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蔣抗日活動基地的情況。
西安事變後，抗日聯合統一陣線形成。1937年春節過後不久，葉挺在國民政府軍隊中的朋友幫助之下，舉家遷往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裏，終於結束了10年流亡（德國5年、澳門5年）境外的生活。一位摯友還贈給葉挺一部紅色的德國轎車，方便外出使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同盟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和全國同胞動員起來，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葉挺發電報到香港，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來南京，共赴國難。10月，李濟深等發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葉挺也就此結束了與"第三黨」（廣義的第三黨）的復雜關系。
新四軍軍長
「淞滬會戰」後，葉挺找到了好友，正在上海指揮作戰的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表明了自己願即率部殺敵、以身報國的心意。陳誠聽後表示同意，並答應由他出面和蔣介石溝通。
1937年9月28日，在沒有征得中共同意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宣布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蔣介石之所以搶先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是借以拉攏葉挺，他以為葉挺已脫離共產黨多年，可為其所用。
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了解現在葉挺對於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持有何種態度，因此表示：葉挺是否能為軍長，要他到延安商談之後再行決定。
葉挺理解黨中央的慎重處理方針，並表示，他完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戰略，接受黨的領導，願意到延安與中央負責同誌當面商談。後葉挺於11月3日到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熱情歡迎與接待。此行，葉挺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軍事戰略，表示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率領新四軍將士，堅決抗戰到底。
1938年1月，葉挺正式出任新四軍首任軍長。
1941年1月份，蔣介石悍然發動「皖南事變」，葉挺兵敗被俘，之後被囚禁長達5年。
1946年3月份，葉挺出獄後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到了組織的懷抱。
參考資料：【葉挺脫黨之迷】 蔡長雁/文
【葉挺為什麽要脫離共產黨十年】 【炎黃春秋】2019年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