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精巧的金制印章，靜靜躺在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陳列館的展櫃中。它看起來雖不起眼，卻是漢陽陵歷年考古中出土的唯一一枚金質印章，也是漢陽陵出土象征中央官署機構的印章中級別最高的一件。
這枚印章就是「車騎將軍」金印。它印證了文獻記載，向人們揭示了漢陽陵南區2號從葬坑的軍事性質和該坑的級別與地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漢陽陵唯一的金質印章
漢陽陵是漢景帝劉啟及其皇後王氏的合葬陵園，也是中國目前遺址發掘面積最大、勘探研究最深入全面、保護展示工作開展最好的西漢帝陵。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西安鹹陽國際機場專用公路的修建，考古工作者對漢陽陵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發掘成果分別於1990年和2010年兩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30多年的考古過程中，漢陽陵先後出土陶俑、陶制器皿、陶塑動物等文物約10萬件。這些文物再現了漢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真實面貌和人民的精神狀態，「車騎將軍」金印便是其中代表之一。
1991年3月，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漢景帝陽陵從葬坑進行搶救性發掘和清理，在陵園南區2號從葬坑發現一枚金印，金印底部刻著「車騎將軍」四個反字。
文物工作者給這枚金印定名為「漢車騎將軍龜鈕金印」。「漢」指的是年代，確切地說應該是西漢，「車騎將軍」是官職，「龜鈕」是造型，「金印」則說明其材質。金印長0.7厘米，寬0.7厘米，高0.6厘米。金印上面的鈕是龜形，有頭無尾，無四肢，頭部前伸，背部微隆，龜甲清晰可見，龜腹部有一個圓形鈕孔。金印整體造型古樸渾厚。
印鈕本是印章頂端帶穿孔的雕飾，用來穿綬帶以便將印章佩戴在身上，後用於區分官員等級。君主以螭虎為印鈕，象征執掌權力；大臣以龜為印鈕，象征臣子的功勛與謙卑。漢陽陵出土的「車騎將軍」金印及另外一枚「宗正之印」銀印，均為龜鈕印章。
在古代，除了印的質地體現出嚴密的等級制度，印的鈕式也有嚴格的等級規定。文獻記載：「印者，因也。所以虎鈕，陽類，虎（者），獸之長，取其威猛，以執伏群下也；龜者，陰物，抱甲負文，隨時哲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在印的形式上用不同的動物雕飾，嚴格體現著「君」與「臣」的地位。
「車騎將軍」金印底部的四個反字，字型筆畫起筆和收筆都有凸點，沒有經過打磨。字型相對比較潦草，不如實用官印字型規整。專家推斷，「車騎將軍」金印可能是采用鏨鑿的方法制成。
「車騎將軍」所謂何人
「將軍」之稱，【左傳】中有這樣的記載：「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此時的「將軍」，尚未成為正式官職名稱。春秋戰國時期，將軍只是對領兵統帥的尊稱，沒有固定的爵位和等級。直到秦漢時期，「將軍」才被正式定為官名，並有了一定的爵位和等級。
「車騎將軍」的記載最早見於【史記】，其中記載，「將軍」是因戰事而臨時設定的軍中官職，戰事結束就會取消。漢文帝元年，薄昭被任命為「車騎將軍」。自此，「車騎將軍」成為固定官職。
車騎將軍在西漢諸將軍中位列第三，僅在大將軍和驃騎將軍之下，地位與上卿相當，佩戴金印紫綬。大將軍、驃騎將軍與車騎將軍三個職位很少同時設定，在大將軍、驃騎將軍不常設的情況下，車騎將軍的地位非常顯赫。
西漢朝廷規定，王、公、侯用金印，俸祿兩千石的官職用銀印，千石以下用銅印。車騎將軍金印的材質表明了使用者的地位，印文內容則指明了漢陽陵南區從藏坑的軍事性質。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陳列研究部主任閆華軍介紹，西漢車騎將軍的地位與級別，在【史記】和【漢書】中均未有明確的記載，只能從散見各書的有關將軍的記錄中加以考證。
【後漢書·百官誌】記載：「將軍，不常置。本註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
劉昭補註引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前、後、左、右，皆金紫，位次上卿。」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文獻得出結論，車騎將軍在西漢諸將軍中的地位僅次於大將軍和驃騎將軍。文獻中的‘位次’不應理解為‘之下’，應為‘地位相當’的意思，也就是地位與三公相當，可見車騎將軍的地位非常顯赫。」閆華軍說。
關於「車騎將軍」這一職官的具體職能，【史記】【漢書】均未有明確記載。按照劉昭補註引蔡質【漢儀】中「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的說法，車騎將軍的主要職責應為執掌四夷屯警、京師兵衛，處置征伐背叛等軍事行動。此外，車騎將軍的職責中，還有負責重要的迎來送往禮制性活動、出使宣詔、薦舉官吏等。
閆華軍向記者介紹了西漢時期文獻可考的22位歷任車騎將軍。他們當中有功臣，有功臣、元老之後，也有佞臣、帝師、外戚。
漢景帝時期的車騎將軍
西漢車騎將軍的設定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高祖時期，多為戰時領軍打仗的將帥，不是固定官職，沒有幕府，主要由軍功卓著的將領擔任；第二階段為文帝、景帝、武帝時期，車騎將軍成為固定官職，有幕府，主要由親信之臣，或因軍功而起的外戚擔任；第三階段為昭帝之後，車騎將軍幾乎都冠以大司馬之號，開始處於輔政之要位，幾乎無所不統，主要以外戚擔任。
歷史上，漢景帝時期有文獻記載的車騎將軍只有一位，便是周亞夫。【史記·周亞夫傳】中提到：「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周亞夫是西漢時期傑出的軍事家。其父周勃（漢初大將）病逝後，其兄周勝之襲爵。漢文帝後元二年，文帝劉恒念及周勃功高於國，且周亞夫非常有才華，便封周亞夫為條侯。周亞夫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帝的「顧命之臣」，【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的記載。
漢景帝三年，吳王劉濞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的諸侯王發動武裝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周亞夫領命後，對當時的軍事形勢進行了認真細致的分析，擬定了一個初步的作戰方略，即「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這一方針得到了景帝的肯定。平叛戰爭的勝利使西漢王朝度過了一次嚴重的危機，景帝抓住有利時機，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諸侯王國的辦法。從此以後，諸侯王再也無力與中央對抗，中央集權得到了極大加強。由於平叛之功，周亞夫先後被任命為車騎將軍、中尉、太尉、垂相等職，為鞏固西漢王朝統治作出重要貢獻。
那麽漢景帝陽陵從葬坑出土的「車騎將軍」金印是否屬於周亞夫呢？閆華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首先，周亞夫在政治生涯後期不再受到景帝信任，景帝以周亞夫的兒子私買皇家葬器為借口，將周亞夫下獄，周亞夫傲然不食，五日而亡。其次，這枚「車騎將軍」金印在漢陽陵從葬坑出土，與兩漢公印的正常尺寸偏差過大，應是與隨葬縮小的陶俑、車馬相適應的結果。綜合推斷，此類公印應是專門為隨葬制作的明器。
古人事死如事生，尤其是帝王，生前享用的一切也要被復制到另一個世界裏。漢景帝陽陵的一條條從葬坑，似乎應該是代表著生前保障皇帝起居和政府運轉的各類官署機構，這裏面當然也少不了負責安全護衛的軍隊。在出土這件「車騎將軍」金印的坑裏，還分布著鎧甲俑。他們在「車騎將軍」的統率下展示著皇室的威嚴，守護著皇帝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