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的法國，由於吃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和殖民地政策的紅利，整個法國社會快速發展，處於一種朝氣蓬勃的氛圍之下。第三共和國的將士們在地球的另一端開疆拓土，無數旅行者和小說家長途跋涉歸來，帶回了大量外國的資訊，刊登在巴黎等各大城市的報紙之上。
從塞納河畔到山區小鎮，從上流社會到底層農夫，無一不在交流這些新鮮的有趣的訊息。不少青年紛紛加入軍隊，出海遠航，想要前往遙遠的非洲，中東和印度。人們都想去親眼見識一下法軍征服的土地，去感受那些神秘國度的風土人情，這在當時被視為一種莫大的榮耀。而我們故事的主人公貝熙業也是其中的一員。
一、勵誌去往遠方的法國醫生
貝熙業，1872年出生於法國中部山區的小城夏爾市。他的祖父是一名泥瓦匠，他的父親是一位鄉村教師。可能是受父親的熏陶，小貝熙業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異，並且順利考上了波爾多海軍醫學院。
在取得外科醫學博士學位之後，他加入了軍隊，並主動要求成為海外殖民軍的一員。最後，貝熙業實作了自己的夢想，變成了法軍塞內加爾殖民軍的一名軍醫官。在非洲服役期間，貝熙業並不像他的同僚們那樣去戰鬥，而是選擇了努力救死扶傷。
除了工作以外，他最喜歡的就是冒險與狩獵。貝熙業的父親就非常熱愛打獵，在父親從小的的耳濡目染之下，貝熙業也沈迷於狩獵這項運動之中。正好塞內加爾擁有廣域遼闊的草原，有大量的野生動物，貝熙業就深深愛上了這座草原。
後來，由於軍隊調動，貝熙業輾轉去過印度，在印度當過幾年的醫學院教授與校長。
後來又前往越南西貢任職。1903年，由於中亞和印度等地爆發了流行性傳染病，貝熙業就自告奮勇前往疫區調查行醫。在他的努力下，這次大規模流行病也終於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從波斯灣到阿富汗，都留有貝熙業的足跡，在這些地方的遊歷的經歷，助長了他那顆熱愛冒險的心。
1912年，年近四十，事業小成的貝熙業向上級打報告辭職，他還是不願享受在巴黎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他在心裏暗暗下決定，要前往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度——中國。
他無法預料到的是，這一去便是42年，他成為了中國的大恩人，他的名字也將在中國這個國家被人們廣為傳頌。
雖然說法國是一個老牌殖民國家，開始殖民已經二百多年了，但此時法國的在華勢力實在是很薄弱，遠遠不如英美這樣的殖民同行，甚至連剛剛開始殖民戰略的歐陸死對頭德國也不如。
以至於貝熙業漂洋過海來到天津的法國總領事館後，發現這裏軍銜最高的人，竟然就是自己這位剛來的中校軍醫官。
為此，領事館內的法軍還組織了一場閱兵，請這位「長官」來檢閱他們。一名軍醫居然是閱兵首長，這在今天我們看了無疑是有些啼笑皆非的。
二、無償醫治中國病人
貝熙業來到中國後，首先受聘於天津的北洋海軍醫學堂。這是一所洋務運動時期，李鴻章創辦的醫學院。貝熙業在這所學校呆的時間並不長，因為就在幾個月之後，法國公使館的醫師不幸去世了，由於這位醫師還兼任袁世凱的醫療顧問，袁世凱就對繼任者就特別上心，主動與法方溝通，把在北洋系軍醫學院任職的貝熙業請了過來。這樣，貝熙業也就順利當上了法國公使館醫師兼任袁大統領的醫療顧問。
近代以來，北京一直是中國的一個政治中心。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紛紛登上這個舞台，猶如走馬燈一般。貝熙業作為一名優秀的大夫，自然少不了接觸這些京城裏的大人物。
貝熙業原本以為，袁世凱聘用他是為了在中國醫療衛生建設方面請他出謀劃策，但萬萬沒想到袁世凱只是把他當做個人身體的保健大夫，還是擺在面子上充數的那種。所以貝熙業把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了管理聖妙思醫院上，當時達官顯貴們紛紛找貝熙業大夫看病，在京圈貴人裏，貝熙業大夫的名氣也就慢慢傳開了。但是透過陸陸續續的交往與應酬，貝熙業也逐漸看清了這些呼風喚雨者的本質，唯逐利耳。
再加上當時北洋政權的腐敗無能，高高在上的掌權者沒有絲毫的民主經驗與民主意向。總統，內閣，參眾兩院更是矛盾重重，政令不通，辦事腐敗，派系鬥爭愈演愈烈，於是，本來就不熱衷於政治的貝熙業，開始愈發遠離那些紛亂復雜的各方勢力。在給大人物治病之余，他開始把精力轉移到了中下層的老百姓身上。
面對這些前來問疾的貧苦村民，貝熙業產生了深深的同情之感。出於醫生的人道主義精神，他在治療這些弱勢群體的時候，通常只收取一點象征性的報酬，對於赤貧者則常常是分文不收。
後來醫院另外一個醫生朱廣相的後人面對采訪也吐露：「我聽我父親說過，醫院裏面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窮人也可以來看病，即便沒有錢，貝熙業醫生也會直接免除醫藥費。」
當時貝熙業的私人住所——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也成了貝熙業問診看病的地方。
貝熙業大夫的司機的兒子回憶道：「門口擱著兩條大板凳，來了以後，都坐板凳上，一邊是抱孩子的，另一邊不抱孩子的，抱孩子的優先。但是這樣一來二去，富人們失去了特權，也需要排隊，漸漸地，貝熙業的醫院就只有窮人來看病了。」
其實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病情都算不得什麽疑難絕癥。但是舊中國的醫療手段十分落後，窮苦人家得了病，哪能看得起昂貴的西醫。即便是看中醫，去藥鋪抓藥時都會有些囊中羞澀，大多數都只能靠一些土辦法來治療，更有很多窮人選擇硬扛。
這位洋大夫不僅帶來先進的現代醫療技術，還免費給窮人看病。中國人自然對他感激不盡。而在貝熙業看來，治病救人是他天經地義的本分，相較於跟那些大人物高談闊論，他更沈醉於這種醫生的救人本質之中。
1923年，貝熙業的原配夫人病故之後，他就準備搬家。他在北京西山的溫泉鎮附近再建造一座住宅，這座三層樓的石頭別墅也保留到了今天，現稱為「貝家花園」。貝家花園建成的時候，周圍的村民們都敲鑼打鼓趕來慶賀，仿佛這是他們自己的節日一樣。可見貝熙業大夫的好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貝熙業深受感動，決定回報村民。他把一樓大廳改成候診室，二樓為診室，三樓當做藥房，免費給周圍的村民提供醫療服務。
七八十年後的今天，在貝家花園周圍，我們還是能找到三十多位當年去找貝熙業大夫看病的村民或村民後人，在他們的口述中，我們了解到了當年貝熙業大夫行醫的一些過程。
根據北京城郊溫泉鎮的農婦趙余氏回憶，當年她的母親得了哮喘病，怎麽治也治不好，父親聽說有位洋大夫醫術高超，本來想把老伴送去治療，但病人身體太過虛弱難以承受長途顛簸。趙余氏的父親就厚著臉皮，請貝熙業上門來治療。
貝熙業欣然前往，前後去了兩三次，終於治好了趙余氏母親的哮喘病，並且沒有收取一分錢的報酬，一家子十分感激。
還有老農胡寶善，他小時候患了腿疾，發炎流膿不止，最後請來了貝大夫進行手術。據胡寶善回憶，「先是用一種藥水在右腿腫脹處反復塗抹，然後用手術刀順著小腿切開，膿血立馬流了出來，貝大夫接著沖洗傷口，再把醫用紗布小心翼翼地塞進切開的口子裏，外面還要再蓋一條紗布。貝大夫還叮囑每天都會來換藥，就這樣一連四天，病情終於好轉。」小時候做手術留下的疤痕至今仍留在胡寶善的腿上。
貝熙業大夫的善舉讓溫泉鎮當地人頗為感動，為了表示感激之情，當地一所中學裏的師生共同捐錢，為貝熙業的「貝家花園」打造了一個小橋，並在橋的欄桿處刻上了四個字——貝大夫橋，以此來紀念貝熙業的功勞。
三、幫助周恩來留學法國，兩人成為密友
一戰結束後，法國雖然是戰勝國，攫取了不少戰敗國的利益。但是深感自己的國力被嚴重消耗，大不如從前。於是，出於提升在華政治話語權的目的，法國政府與當時的北洋政府溝通之後，承諾將幫助中國培養留學人才，推動中國經濟科學發展，宣傳法蘭西文化，並且主動退還了部份庚子賠款，用於補貼中國赴法留學生的活動。再加上此時國內也開始流行「學習救國」的主張，於是，貝熙業也在一些中法好友的鼓動下，參與推進了「赴法留學運動」這一行程。
法國政府先是免費提供了500張上海到法國的船票，貝熙業和好友鐸爾孟，李石曾等人又相繼奔走，遊說法國輪船公司再提供一批半價船票。之後，貝熙業的中法好友們前往法國，為赴法留學生安排住宿與勤工儉學，而貝熙業則留在北京，幫助赴法留學生申請半價船票，並給他們進行體檢，經過貝熙業之手送往法國的這些留學生，共17批次約兩千人，其中有不少我們後人熟知的名字，周恩來，陳毅，何長工，向警予，李立三，李維漢等等。這些優秀的赴法留學生，為日後的中國人民民族解放和新中國建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1920年，出發前，年輕的周恩來扶在船上的欄桿上，望著眼前的中國，依依不舍，輪船慢慢開走，他也離中國越來越遠，但是他必須要忍住對祖國的思念，因為他要留學救國。周恩來這一行人，無不感謝貝熙業的無私幫助，他是中國的大恩人。
四、一位堅定的國際主義戰士
伴隨著盧溝橋畔的一聲炮響，日寇悍然發動了七七事變，中國軍民也掀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抗戰爆發伊始，在平津等地抗戰的是國軍29軍的將士們，此時，貝熙業就開始組織法國使館醫院的醫療力量，率領一大批法國的，以及其他各國自願前來的醫官和護士，加入了中國紅十字會北平分會，為抗戰中受傷的中國官兵提供醫療支持。很快，北平城裏的紅十字會醫院開始擠滿了負傷的抗戰將士。
日軍鐵蹄兇悍，攻勢淩厲，很快侵占了北平天津等地，潰散的軍隊和逃難的百姓遭到了沈重的打擊，貝熙業也從醫院的手術中抽出身來，跟隨一名法軍駐華武官驅車前往宛平前線，當他看到一路上的敗兵與難民，看到炮火轟過滿目瘡痍的土地，不由得大動憐憫之情，開始救助起了難民和傷兵。
國民黨軍隊抵擋不住日軍的攻勢，從北平天津等地撤退之後。
挺近敵後的八路軍120師的鄧華，宋時輪等部，很快在平西（北平西部山區）地區組織起了抗日武裝，深入農村和山區，領導人民繼續堅持抗戰，與日偽軍進行鬥爭。當時，八路軍的物質條件可謂是貧乏至極，步槍只能做到三五人合用一支，子彈也少得可憐。除了槍炮彈藥之外，最為缺乏的便是醫療物資。加之1938年末開始，日軍對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物質和經濟封鎖，讓根據地缺醫少藥的情況雪上加霜。
不少戰士在戰鬥過程中，僅僅是被彈殼燙傷或者被彈片劃破皮這樣的小傷，卻因為艱苦的戰場條件和落後的醫療手段，最終不幸傷口感染，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傷亡。
為此，八路軍委托北平的地下情報員黃浩，請他聯系貝熙業，詢問是否能幫忙往平西根據地運送一些藥物和醫療器械。
貝熙業聽聞聯絡員的來意之後，想起了當年在宛平城下的無助，當年他拼命地救援傷兵和逃難百姓，卻發現傷者越來越多。他一個人再怎麽拼命，又如何救得了千千萬萬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人呢？
他不知道什麽道路能救中國人，但他有一種感覺，這群不怕吃苦的共產黨員或許真的能拯救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也是由於這樣的思考，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八路軍聯絡員的請求。
最開始的時候，日偽軍搜查不嚴，貝熙業便讓司機開車帶著他，運用自己法國人身份的掩護，闖過日偽軍的層層關卡，大量運送進口西藥。由於當時貝熙業的汽車擁有使館牌照，所以一路上比較輕松。可以很順利地把藥品從使館醫院運到貝家花園，再由共產黨運到根據地。
貝熙業司機的後代回憶道：「我爸開車之前，總偷偷背著一個書包，那書包任何人都不能碰，爸爸一開車，準備出去，我媽就問父親又上哪去？父親就用手筆畫個八字，我以為弄錢去呢，後來長大了我才知道，父親這一比劃意思就是八路軍，他要為八路軍秘密送藥。」
1939年，另一位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來到冀中根據地醫院視察，發現根據地的醫院裏居然有來自德國拜耳藥業（世界頂級制藥公司）的西藥時，不由得十分震撼。當八路軍醫護人員告訴他這些藥出自貝熙業之手，經過地下黨層層秘密運輸而來後，白求恩不由得對這位法國同行豎起了大拇指，贊嘆道，「真了不起！」
後來，德國在歐陸戰場閃擊法國，日本也在太平洋戰場和西方列強撕破臉皮，貝熙業的白人面孔與法籍身份也就變得不好使了。汽車太招搖，貝熙業就親自蹬著單車，分批少量的往平西抗日根據地運輸藥品。
今天從北京市區到西山這條路，已經成為了北京單車愛好者的經典騎行路線之一，即使有平坦的瀝青路面和專業的運動單車，年輕人騎上一圈也經常累的氣喘籲籲。
而在七八十年前，貝熙業騎著簡陋的車子，行駛在坑坑窪窪的石子路上，還要載著幾十斤的藥物，這是何等的艱苦，要知道，此時他已經年近古稀了。
除了往根據地送藥之外，貝熙業的家也成了地下黨進行聯絡和情報傳遞的交通站之一。「貝家花園」的看房人王嶽川就是地下黨交通員。
距離貝家花園一百來米的小山包上就是地下交通站，貝熙業大夫甚至還給了交通員一面法國國旗，用以充當掩護。貝熙業也在這個「交通站」裏為八路軍地下黨傷員進行手術。如果說為中國老百姓治病是出於人道主義理念，出於同情使然，那自願冒著生命危險為八路軍傷員手術，為情報員提供掩護，這無疑是一種高尚的國際主義情操了。
貝熙業大夫的所作所為，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國愛國者的行為」。
1945年，法國被反法西斯盟軍解放，維希法國政權不復存在，新成立的政權加入同盟國對日本宣戰。貝熙業這位法國人也就變成了「敵對國」的公民。受到了嚴密的監視，甚至一度被送進了集中營，秘密運輸線也就此中斷。但是好在日寇沒能蹦噠太久，幾個月後便宣布投降。
四，偉大的光輝
伴隨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新中國隨之建立，貝熙業也垂垂老矣，開始準備安享晚年了。
然而由於國際關系的變化，貝熙業不得不離開他熱愛的第二故鄉。1954年，貝熙業在中國新婚妻子吳似丹的陪伴下告別中國，坐上了開往法國的輪船。42年前，還算壯年的貝熙業踏上了這片土地，當他離開時已經84歲。
貝熙業從來沒有加入過法國共產黨，更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甚至他本人做過殖民軍的軍官。但是，這並不影響他散發出國際共產主義的光芒。他和白求恩一樣，都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自我解放做出突出貢獻的，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在幾十年的無私幫助下，周恩來和貝熙業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評價一個人，不能只看他的身份，更要看他的這一生都做了什麽。在貝熙業大夫給周總理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四十多年的中國生活：
「幾十年的生活，我早就把中國當做第二祖國，把中國人當成我的朋友，作為一個從法國來的客人，我覺得我已經為中國做了很多事情。我的財富都在中國，我的情感更是在中國。所以我希望與愛我的妻子一起度過接下來的日子，不願意離開中國。
當中國抵抗外國侵略的時候，我們團結一致，我冒著生命危險，騎著單車穿過日軍的檢查站，給八路軍戰士提供藥品，晚上秘密給他們手術，並把他們藏在鄉間的房子裏休養生息。
我冒著極大的危險，把城裏的情報人員轉移出去，雖然我每天都在危險的邊緣，但是我所做的都是一位中國愛國者的行為。除此之外，我也履行了一位醫生最基本的職責，救死扶傷。」
回到法國後，貝熙業攜妻子返回家鄉，在那裏度過了人生中的最後幾個歲月。這最後的幾年裏，貝熙業總是拿家鄉夏爾市奧維涅小鎮的農民，和北平城郊的農民做對比，貝熙業大夫認為，他們同樣的勤勞，同樣的熱情友善。或許在貝熙業大夫心裏，中國才是他的家鄉。
如今雖然身處和平年代，但醫生的作用越發重要。救死扶傷永遠是一項神聖的工作，向貝熙業這樣的偉大醫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