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核潛艇研制工作的匯報。當周總理在幾十位領導的陪同下，走進會議大廳時，大聲地詢問道：
「彭士祿來了沒有？」
「在！」這位名叫彭士祿的科學家，立即恭恭敬敬地站了起來。
周總理慈祥地看著他，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後轉頭問葉劍英元帥：「你認識他嗎？這就是彭湃同誌的兒子。」
「記住，你姓彭，是海豐人，永遠不要改姓換名！」
「有的同誌喜歡說滿足的話，我們不愛聽。就是要想一想意外事情，要有步驟，要積極穩妥。」在會議的討論中，周總理發現有個別同誌，在談吐中流露出自滿的情緒，意味深長地對彭士祿說道。
自從父親彭湃犧牲後，彭士祿就一直受到周總理夫婦的關照，聽到周總理對自己的叮囑，彭士祿點了點頭。當時核潛艇的研制已經到了關鍵階段，一旦哪個環節出了差錯，試驗就要出問題。
匯報結束之後，周總理特意握著彭士祿的手說：「 小彭，記住，你姓彭，是海豐人，永遠不要改姓換名！ 」
1929年彭湃犧牲的時候，彭士祿僅僅只有4歲，而在一年以前，他的母親已經被反動派殺害。
當時反動派到處搜捕彭士祿，為避免國民黨「斬草除根」，地下黨和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把他從一家轉移到另一家，有時甚至幾天就要換一個人家。從小到大，彭士祿不知換了多少人家，認了多少爹媽兄弟姐妹。
可以說，彭士祿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長大的。 最後他被寄養在紅軍哥哥陳永俊家，管陳永俊的母親叫「姑媽」，家裏還有一位比他大幾歲的姐姐，幾個人相依為命。
1933年，由於叛徒的出賣，還不滿8歲的彭士祿，和「姑媽」一起被抓進了監獄。敵人對「姑媽」進行嚴刑拷打，讓她承認彭士祿就是彭湃的兒子，但「姑媽」寧死不供。
後來彭士祿被轉移到汕頭，鐵窗外就是大海，寒風夾雜著海浪聲，更顯得陰森恐怖。當時敵人給彭士祿拍了照，並刊登在報紙上，旁邊寫著「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師捕獲」。
其實當時敵人並不敢肯定，彭士祿就是彭湃的兒子。幾個月之後，調查不清的敵人將彭士祿列為「不歸良民」，轉押至廣州感化院進行「感化」，一年多時間後，彭士祿成了四處流浪的「乞丐」。
自從彭士祿被捕的訊息被刊登後，地下黨組織和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尋找他的下落。終於在1936年夏天找到了他，並將他帶到了香港。當時彭士祿已經12歲，他倍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
1940年，彭士祿接到通知，組織上要送他到延安去。幾天之後，彭士祿被接到桂林，和十幾名烈士的遺孤和革命同誌的親屬，會合在一起，等待一同前往延安。
當周總理透過地下黨得知彭士祿的下落，專門派龍飛虎將彭士祿和其他烈士遺孤，一同接到重慶。
在曾家巖中共代表團駐地，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總理和鄧穎超。當時周總理留著絡腮胡子，穿著皮夾克，見到彭士祿後打量了好一會兒，拉著他的手語氣凝重地說道：
「終於找到你了，你長得很多地方像你父親。你知道嗎，15年前我到廣州，是你父親接我的。你父親讓我睡他的床，你父親很會開玩笑。」
說著周總理的眼眶中已經泛起了淚花，彭士祿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父親的形象。
隨後周總理摸著彭士祿的頭，叮囑他說，到了延安，要好好學習，努力參加革命鬥爭。
不愛說話的彭士祿，一個勁兒地向周總理夫婦點頭。
在重慶停留的日子裏，周總理和鄧穎超細致入微地照料彭士祿，一有空閑，周總理就和彭士祿聊天，給他講他父親彭湃過去的故事，言語中不時流露出對彭湃的敬佩之情。
1940年冬天，在周總理的親自安排下，龍飛虎將彭士祿和其他的烈士遺孤，護送到了延安。
彭士祿朝思暮想的願望終於實作了，他終於能安心讀書了。
初到延安，彭士祿被分配到青年幹部學校的兒童劇團學習和工作，延安大學成立之後，他又被安排在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
1942年，彭士祿趁著中央醫院到延安大學要工作人員的機會，堅決要求到中央醫院當護士。他工作積極，甚至連星期天都不休息，由於勞累過度，得了肺病，時常吐血，但仍堅持工作。
正因為如此，他榮獲「模範護士」的光榮稱號，後來組織下令，才將他調回延安大學繼續學習。
由於之前唯讀過兩年書，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學習，因此學起來非常吃力。性格倔強的彭士祿經過努力，在期末考試中獲得了「優秀」的評語，並被選為小組組長。
在每天的勞動生產中，一般同學能夠紡毛線二三兩，彭士祿對紡車經過改造，裝上了加速輪，半天就能紡半斤毛線，三架紡車一起轉，一周就能紡8斤線。
當時有規定，誰的衣服單薄，就先給誰織毛衣。在彭士祿的帶領下，那一年小組裏的每個人都穿上了毛衣，戴上了毛手套，穿上了毛襪子。
由於學習、勞動突出，彭士祿被選為模範學生，而他帶領的小組，也成為樣樣爭先，團結友愛的代表，事跡被刊登在【解放日報】上，掀起了一陣向他們學習的熱潮。
後來彭士祿申請入黨，由於表現突出，被破例免去預備期，一入黨就是正式黨員。
「當然願意，只要祖國需要！」
1951年7月，彭士祿奉命進京，參加赴蘇留學的考試，以優異的成績入選。臨行前，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了這批留學生，對他們寄予厚望。
剛開始彭士祿所學的是化工機械專業，1956年還榮獲了「優秀化工機械師」的稱號。就在他準備回國一展抱負的時候，美國人將造出的核潛艇，悄悄推下了深海。
陳賡在存取蘇聯期間，將彭士祿和其他幾位同學找到大使館，傳達了周總理的意見，讓一批中國留學生改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當問到剛畢業的彭士祿願不願意改行時，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道：
「當然願意，只要祖國需要！」
1958年彭士祿學成回國，在他回國兩個月後，聶榮臻向中央遞交了研制導彈核潛艇的報告，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簽閱了這個報告，從此，這項意義深遠的科研專案，悄悄拉開了序幕。
作為核動力設計小組成員之一，彭士祿和同事們「紮根」在圖書館、檔案室，帶著饅頭和鹹菜，每天從開館一直待到閉館。大家都是第一次搞核潛艇設計，兩眼一抹黑，不知該從何下手。
恰好負責設計的同誌看到一個美國核潛艇的模型，就把它買了回來。這個玩具模型起到了一定的啟發作用。經過三個月的攻關，終於提出了幾個設計方案，邁出了核潛艇研制的第一步。
在基地，彭士祿有個雅號叫「彭拍板」，別人不敢否定的權威數據，他敢否定；別人不敢修改的設計，他敢修改。
但旁人不知道的是，在每一次拍板前，彭士祿不知道要做多少調查研究，度過多少不眠之夜。由於當時研究室只有計算尺和老式的手搖電腦，彭士祿把掌心磨出了泡，蹭破了皮，硬是算出了幾十萬個數據。
1969年模式堆主廠房落成，彭士祿帶著安裝隊伍，親自在現場指揮。就在所有的核燃料元件盒安裝到位時，有人對他提出質疑，認為他搞的模式堆根本發不出功率。
當時正在為模式堆啟動準備的彭士祿，突然接到電話通知，他趕忙驅車到幾十裏外的軍管會主任辦公室，在會上，他拿出一連串的數據，說明模式堆不僅能達到滿功率，而且能達到120%的功率：
「大家知道，火柴可能點燃白酒，無論如何也不能點燃啤酒。反應堆用的核燃料是低濃鈾，也就是‘啤酒’，即使控制失靈，也不會像原子彈那樣爆炸。」
正是在彭士祿的「拍板」下，核潛艇所用的核反應堆才獲得了成功。
在北京參加完會議當晚，周總理特地派專機，將彭士祿等人送回了基地，並叮囑試驗開始後，電話路線必須保持暢通。三天之後，新中國第一個核潛艇模擬堆開始升壓升溫，與此同時，遠在北京的周總理，也通宵達旦守在電話機旁。
隨著一排排訊號燈的閃爍，一個個儀表指標的震顫，彭士祿坐在總控制室裏，死死地盯著每一個細微的變化。
周總理每隔一段時間，就打電話詢問彭士祿試驗情況，當試驗進行到第二次升溫升壓時，周總理冷靜指示，加強現場檢查，必須全力以赴，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參數！
眼看著離合器寬大的輪盤越轉越快，指揮長聲音顫抖地宣布：「主機達到滿功率轉數！」
一時間基地變成了歡樂的海洋，彭士祿和戰友們，在這一天開創了中國核能利用的新紀元。
最關鍵的問題解決了，核潛艇的研制速度逐步加快。僅僅一年的時間，新中國自主研制的核潛艇，駛入了波浪滔滔的大海，彭士祿作為總設計師，隨潛水艇出海試航。
這艘被命名為「長征一號」的核潛艇，1974年8月1日，正式被編入人民海軍的序列。朱德隨後在蕭勁光的陪同下，登上「長征一號」檢閱。朱德問蕭勁光：「這是我們自己研制建造的嗎？」
「是的，總司令，沒有一個零件是進口的。」蕭勁光興奮地回答道。
朱德揚起手臂，向浮出水面的核潛艇致意，蕭勁光隨後向他介紹了在場的彭士祿等專家，朱德一一和他們握手表示致意，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謝謝你們，我代表人民解放軍，感謝你們為建設強大海軍所做的貢獻！ 」
盡管彭士祿在新中國核潛艇的研制上，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上世紀80年代前，他的名字卻並不為人所熟知。 當他走上全國科學大會的領獎台時，國內外的同行和新聞記者才如夢初醒。
當1987年彭士祿被列入【世界名人錄】，並詳述了他在核領域傑出的成就時，彭士祿身上的故事，才一點一點被人們挖了出來。
「就像兩顆彗星不相遇，你們的真神沒出來。」
就在彭士祿領導的試驗成功的同時，研制核電站的設想也被提上了日程。將核能服務於社會，是彭士祿這一代核動力學家的心願，周總理和科技領域的領導人，排除各種幹擾，批準核電站方案開始設計。
雖然周總理日理萬機，但仍抽時間聽取核電站工程籌備的匯報。對於「核電站排出的廢料怎麽處理？」「會不會影響子孫後代？」這一類問題尤為關心，彭士祿匯報說，廢水經過處理後大部份回收，廢渣埋在深山中，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周總理聽完後點了點頭，再三叮囑，核電站一定要以不汙染國土、不危害人民為原則，要想到21世紀的事。
當時核電站籌備處提出兩種技術方案，熔鹽堆和壓水堆，熔鹽堆方案得到大部份人的支持。在方案討論會上，彭士祿力排眾議，列舉出熔鹽堆的種種難點，陳述了壓水堆的種種易處，最終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透過。
後來的秦山核電站，正是采用了彭士祿支持的壓水堆方案，此後中國絕大多數核電站，都采用了壓水堆的方案。彭士祿由此成為中國核電事業的標桿人物。
秦山核電站開始修建後，廣東省也提出發展核電的構想。花甲之年的彭士祿，帶著10名技術骨幹來到廣東。對廣東省初步選定的四個地點考察之後，拍板將核電站地點選在大亞灣。
當年彭士祿帶領十大專家大幹大亞灣，一時間被傳為美談。一百多名工程師，放棄了大城市優越的工作條件，放棄了舒適的生活環境，豪情滿誌地奮戰在荒山野灘。彭士祿幽默地鼓勵大家說：「我們要當三年和尚。」
在大亞灣這個平台上，一百多名工程師大展拳腳，得到了鍛煉，大部份人後來成為中國核電事業的風雲人物，彭士祿也成為了造就中國核電第一代精英的引領人。
1986年，彭士祿調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擔任總工程師，負責秦山二期的籌建工作。當時決定引進國外的核電站，與德國談了一年多沒有談成，彭士祿覺得依靠外國不是辦法，就寫信給中央，提出「以我為主，中外合作」建設核電站。
因為那時中國沒有能力搞100萬千瓦級的核電站，在彭士祿的建議下，中央同意中國自主設計建設60萬千瓦級的秦山二期核電站。
選定核電站的位置後，彭士祿堅持首先建立董事會制度，參考大亞灣的運作模式，實作由原型堆到商業堆的重大跨越。 為了籌措資金，他帶著一班人馬，在一個星期跑遍了三個省一個市，請他們一起來投資。
後來核電秦山聯營有限公司成立，彭士祿被任命為秦山二期董事長，他親自領導計算了核電站的主要參數和技術、經濟數據，編制的「一級進度表」，得到了美國專家的極大贊賞。
彭士祿還親自計算出秦山二期一級主參數100多個，而且只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全部都是利用晚上時間完成的。
從核潛艇到核電站，彭士祿幹的都是墾荒的工作，靠著他「不做則已，一做到底」的性格，克服了重重難關，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曾經「美國核潛艇之父」裏科弗到中國存取，會見了中國很多核動力方面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但卻沒機會見到正在領導修建核電站的彭士祿，臨別前他不無遺憾地說：
「就像兩顆彗星不相遇，你們的真神沒出來。」
1994年，彭士祿當選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2017年，彭士祿榮獲何梁何利基金最高獎，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獎金是100萬港幣。當時女兒問他，這些獎金該如何處理，彭士祿表示，把獎金捐給組織，設立一個人才獎勵基金，但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彭士祿的自述中，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有幸參加了中國核潛艇研制的全過程，被擡上‘總師’的寶座。中國核潛艇研制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沒什麽‘之父’之說，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