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慶齡女士為孫中山先生的妻子，被後人譽為「國母」、革命家，她親自參與締造新中國，晚年出任國家名譽主席。
然而，宋慶齡曾在1927年、1953年、1957年三次到訪蘇聯。
除1927年第一次到訪蘇聯，受到不平等對待外，余下兩次的宋慶齡皆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到訪，先後與朱可夫、史太林會面。
1953年1月，宋慶齡與郭沫若等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代表在克里姆林宮與史太林見面。
幾人相互寒暄後，史太林突然說了這麽一句：「宋女士，我們要25年才能見一面。」
史太林的這番話，令陪同的郭沫若大吃一驚。
因為按照史太林所說，宋慶齡於1927年第一次到訪蘇聯時，他們兩人肯定見過一面。
那既然二人曾經見過一面，為何沒有留下正式存取記錄？
以及宋慶齡第一次出訪蘇聯時為何受到不平等對待？
她與史太林之間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糾葛恩怨嗎？
一、宋慶齡與「第三黨」遭到史太林的厭煩
毫無疑問，根據如今諸多史料來看，宋慶齡女士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實擁躉，更與共產國際，或者說史太林、加利寧等蘇共領導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共兩黨出現分裂。
宋慶齡與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包括民主革命家譚平山等人開始醞釀組建「第三黨」。
什麽是「第三黨」？就是介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政黨。
始終保持中立，雙方誰都不依靠。
「第三黨」所貫徹的道路主要是「工農政策」，特別是「土地革命政策」，即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譚平山是最早提出組建「第三黨」的同誌，他是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的中共代表。
在他的提議下，張國燾、鄧演達、宋慶齡、彭澤明、章伯鈞等人都支持組建「第三黨」。
為何譚平山提出組建「第三黨」，會有這麽多人選擇支持呢？
其實與孫中山先生也有一定關聯。
1925年，孫中山去世前為了順延革命，他立下三份遺囑，其中有一份是【致蘇聯遺書】。
這份遺囑的大致內容是：孫中山希望蘇聯政府能在自己去世後主動提攜國民黨，或其他中國黨派。
拯救受苦受難的全中國人民，攜手取得勝利。
譚平山、宋慶齡等人就拿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作為「第三黨」的鮮明旗幟。
加上當時青年毛澤東所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生動全面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讓不少國民黨左派人士覺得毛澤東提出的工作方針值得效仿。
何況蔣介石於1927年發動反革命政變，血洗國民黨左派和大批共產黨員，聯合國民黨右派、地主等資產階級，投入西方國家懷抱。
因此，有相當一部份人決心改革國民黨原有的「土地革命路線」方向，他們才會紛紛支持組建「第三黨」。
最終目的是等到「第三黨」真正強大起來後，就可以與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分庭抗禮，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鹿死誰手還真不好說。
宋慶齡女士非常痛恨蔣介石背叛孫中山「聯俄」的政策，對「分共」「反共」同樣不滿。
在他的號召下，譚平山、鄧演達等人加快了組建「第三黨」的步伐，繼續領導國民革命。
既然要幹件大事，「第三黨」的組織者必須要到莫斯科尋求史太林與共產國際的幫助。
1927年6月底，鄧演達先離開武漢，經香港前往蘇聯。
1927年7月初，譚平山分別與施復亮、陳公博等人討論組黨。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也於7月17日離開武漢回蘇聯。
1927年9月，宋慶齡與陳友人及其女兒到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方面熱烈歡迎。
相關文獻對其記載的是：宋慶齡女士之所以離開中國前往蘇聯，完全是因為受到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迫害，不得已才開始了逃亡生活。
因本篇文章只著重介紹宋慶齡與史太林的恩怨，故不著重討論其他方面的事情。
宋慶齡抵達蘇聯初期，史太林親自批示：給她（宋慶齡）和同行者提供相關費用。
命令蘇共中央的葉努基澤：為宋慶齡一行人安排活動。
因為當時的史太林還不清楚宋慶齡、鄧演達等人突然到訪莫斯科有何真實目的。
這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還是盡最大可能讓中國國民黨實行革命化和民主化，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組建政府。
在這兩個黨派中間，史太林迫切希望引進一些「新生力量」。
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似乎就是一股極其強力的「新生力量」，用來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進行平衡。
史太林沒有想到的是，宋慶齡、陳友仁、鄧演達在莫斯科共同商討的是：成立一個區別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臨時組織革命領導機關。
這是獨立的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團體，可以與共產國際合作，也可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但絕對不能投靠哪一方，始終保持自我工作路線。
1927年11月，【莫斯科宣言】發表，受到世人關註。
宣言向全世界人公開了南京武漢的偽黨部中央罪過，不承認其作用。
高舉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旗幟，要臨時行使革命領導職能。
此時的史太林才預感到：宋慶齡到訪莫斯科，或許不是尋求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幫助，應當另有所圖。
當時的共產國際彌漫著「左」傾盲動路線錯誤。對待任何問題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敢積極去面對。
甚至對提出解決辦法的人進行打壓。
而且當時的共產國際已經策劃在中國組建立蘇維埃政權。
史太林於1927年10月，就派人在廣東組織蘇維埃，口號就是「一切政權歸農會和農村」。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提出了與俄國十月革命一樣的口號。
可惜的是，廣州起義結束後，廣州蘇維埃政權僅存在兩天就消失，許多參加起義者，如張國燾、葉挺、陳獨秀逃亡至香港。
其中大部份人也在尋求不同於中國共產黨之外的另一條道路。
史太林把自己盲目組建蘇維埃政權的錯誤，一股腦地推到了陳獨秀，和當時中國共產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
一連串的突發情況，使得史太林覺得自己有必要好好審視一下混亂的中國形勢。
恰在此時，向忠發於1928年2月，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送出報告說：中國共產黨正在分裂，被開除出黨的譚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邊，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
向忠發這份報告雖沒有明確提及「第三黨」，但史太林腦子一轉就想明白了：宋慶齡等人慌慌張張跑到莫斯科，肯定為此事而來，這些人恐怕要組建新的政黨。
新的政黨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反對共產國際，犯了極其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錯誤。
史太林與共產國際肯定會支持他的無產階級戰友，即中國共產黨。
他不僅親自過問此事，立馬主持召開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除中國共產黨之外，在中國土地上組建的「第三黨」「工農黨」，都是用來削弱工農力量，屬於反抗革命的鬥爭；
甚至是統治階級的奸細。
鑒於這種情況，宋慶齡女士在莫斯科的地位急轉直下。
1928年3月22日，史太林再次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就宋慶齡提到的組建「第三黨」的相關提案作出具體指示。
史太林甚至用到了「改造」「右」傾主義錯誤等極為嚴厲的措辭。
另一位共產國際領導米夫，則主張利用宋慶齡向南京、武漢和馮玉祥分別施加壓力，讓他們恢復與蘇聯的關系。
還讓宋慶齡大義滅親，揭露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包括胡漢民等人所有「反蘇言論」。
讓母子或父兄以革命的名義徹底斷絕關系，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效應。
結果很明顯，宋慶齡、鄧演達等人組建「第三黨」的想法，首先在史太林和蘇聯和共產國際那裏就行不通。
他們之前的努力已經被釜底抽薪，甚至共產國際早就為宋慶齡布下監視密網。
1928年4月25日，布哈林、史太林、伏羅希洛夫收到鄧演達送出的一份重要檔。
他們幾乎沒怎麽細看，就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態度，力勸這幾位中國人回國參加革命運動。
這個時候，尚未完全建立的「第三黨」與共產國際合作已化為泡影。
宋慶齡也意識到史太林根本不想幫助自己，她不想在莫斯科多待下去，請自己的母親寄點錢來，去找已經抵達德國的鄧演達。
二、史太林與宋慶齡的第一次見面，為何沒有見諸正式記錄？
1928年5月初，宋慶齡從莫斯科移居德國柏林前夕，史太林曾會見過她。
相關史料對於二人此次會見的情形是這樣描述的：陳友仁陪同宋慶齡到克里姆林宮與史太林會見。
宋慶齡還是想做最後努力，希望史太林與共產國際幫助自己組建「第三黨」。
史太林則明確希望宋慶齡等人早日回到中國，繼續領導中國革命。
至於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如何支援中國革命的問題，尚有待研究。他今後會派信使和代表去中國聯系指導相關工作。
二人談了一個半小時，史太林反復說著「車軲轆話」，沒有任何營養。
宋慶齡認識到史太林這是在搪塞敷衍自己，決心離開蘇聯。
我們且不討論史太林對待宋慶齡的態度。
有一點很奇怪，按說史太林是在克里姆林宮接見宋慶齡，屬於正式的外交訪談，肯定會記錄在資料上。
但是，查閱檔案等相關資料卻發現，從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末，史太林沒有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宋慶齡的相關記錄。
登記簿上也沒有宋慶齡和陳友仁的名字。
事實上，關於此次二人會見的地點，史太林在1953年1月，他與宋慶齡第二次見面時明確說過：「我們當時是在加利寧同誌的家裏見面。」
史太林記憶力一向出眾，他本人說的話是相當具有可信度的。
所以就很好理解了，史太林沒有透過正式外交的途徑，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宋慶齡，而是安排在了一位同誌的家裏，進行一場私下見面的會談。
畢竟，共產國際包括史太林本人早就明確表態過不會支持宋慶齡組建「第三黨」。
這種話題不適合在克里姆林宮討論，萬一傳出去對中國革命乃至共產國際有負面影響。
倒不如選擇一個「秘密空間」，史太林把這件事情搪塞過去就算了結，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不管是在克里姆林宮，還是別的同誌家裏，此次會見的結果肯定是不好的。
結束了與史太林的談話後，宋慶齡很快就離開了蘇聯移居柏林。
1929年夏，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
期間，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向法國巡捕房控告她家中裝有秘密電台。
1931年夏，因母親病逝，宋慶齡回國途經莫斯科時，有資料記載，她曾獨自一人與蘇聯領導人舉行過秘密會談，其內容和相關細節一直未曾公布。
宋慶齡回國後與蘇聯紅軍總參謀佐爾格配合營救被捕入獄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牛蘭和其夫人。
1936年，共產國際中國組的電台就設在宋慶齡的朋友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家裏。
由此可見，即使史太林與宋慶齡有過一些恩怨糾葛，但宋慶齡與共產國際一直保持親密聯系。
不然的話，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時，就不會自稱是「代表共產國際」。
這就說明她與共產國際有某種特殊的關系；或者說宋女士肩負某種重要使命。
1936年6月，宋慶齡幫助美國醫生馬海德，記者艾德加·斯諾沖破種種阻礙，秘密到達陜北蘇區。
斯諾透過親身經歷以及詢問毛澤東，寫出了風傳世界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
馬海德醫生留在陜北，為紅軍服務。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
宋慶齡是在12月13日清晨聽說了相關情況，她擔心張學良、楊虎城殺害蔣介石，引起國共內戰，在心裏產生了去西安勸誡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的想法。
隨後，史太林出於某種考慮，讓宋慶齡把嚴厲斥責中共中央支持「西安事變」的電報轉交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
預感事關重大，從1936年12月13日晚上開始，宋慶齡女士謹言慎行，不輕易公開表態，轉而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主張。
我們不清楚這一時期的宋慶齡的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根據現有公開資料和相關當事人的回憶錄，不難發現，宋慶齡肯定與共產國際包括史太林有聯絡方式。
在互相聯絡的時候，宋慶齡態度發生急轉，必定與來自蘇聯的回應有密切關系。
說白了，宋慶齡認為共產國際包括史太林等人都靠不住的，反倒一心一意拯救全中國的，還得是中國共產黨。
既然看清了事情的本質，宋慶齡女士本著國家民族大義，全身心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主張與革命行動。
三、史太林與宋慶齡再次會面，二人似乎已經釋然
1949年12月，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乘坐飛機敗退台灣。
宋慶齡胞妹宋美齡從美國飛往台灣，繼續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養尊處優。
稍早前，中央委托鄧穎超赴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
1949年9月，宋慶齡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孫中山留下的「正統國民黨」政權，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新中國8個參政的民主黨派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積極投入到婦女、兒童的相關工作中。
1951年，她獲得「史太林國際和平獎」，後來擔任中蘇友協總會會長。
1952年12月，宋慶齡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
宋慶齡擔任團長，郭沫若先生為副團長。
代表團先到莫斯科，再從莫斯科轉機維也納，共分兩批出發。
宋慶齡與郭沫若先乘蘇聯軍用專機出發，大部份人乘坐火車緊隨其後。
1952年12月12日，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開幕，宋慶齡被推選為會議執行主席。
為期一周的會議結束後，應蘇聯對外友好協會邀請，宋慶齡與中國代表團返回莫斯科，正式存取蘇聯。
此時的宋慶齡身份已經不再是某個黨派的領袖，而是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與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
時隔20多年到訪莫斯科，再一次受到高規格的接待。
為了熱烈歡迎宋慶齡、郭沫若一行，蘇聯方面特意舉行了數場歡迎活動。
宋慶齡與郭沫若不顧舟車勞頓，參加了數場歡迎晚會。
期間，他們還抽出時間拜謁列寧陵墓。
此次行程時間充裕，宋慶齡向蘇聯人員提出要見見老朋友。
蘇聯工作人員聽到宋慶齡的請求後不敢怠慢，立馬報告給上級領導。
宋慶齡當時向蘇方提出希望拜訪加利寧的夫人和鮑羅廷夫人。
此時的宋慶齡還不清楚，因史太林與加利寧意見不合，她要見的加利寧夫人正在被流放，根本不可能會出現在莫斯科。
既然無法拜訪老友，那麽宋慶齡就故地重遊，她遊覽了加利寧同誌曾經住過的別墅。
快要回國之前，宋慶齡為史太林準備一件禮物——一套藍色絲綢的衣褲，她向警衛人員詢問史太林穿衣尺寸。
出於安全考慮，工作人員沒有告訴宋慶齡史太林的身高、體重。
宋慶齡的一番好意被拒絕了，只得作罷。
不過，史太林還是在1953年1月13日晚間會見了宋慶齡和郭沫若。
當時的史太林身體狀況不太好，這是他逝世之前最後一次會見中國客人。
這一次史太林與宋慶齡的會面氣氛，與25年前大不相同。
二人相互寒暄之後分別落座，史太林向宋慶齡詳細詢問了中國當時的農民、婦女、知識分子情況，宋慶齡和郭沫若一一進行回答。
在談話的最後，二人回憶起了1928年的首次對話。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談及往事，這兩位飽經滄桑的老者相視一笑，一切盡在無言中。
結束談話前，史太林體貼地讓工作人員給宋慶齡回國的專列上掛載一節專用車廂。
1月14日，宋慶齡乘坐火車離開莫斯科回國，不到兩個月後，史太林因病去世。
1957年11月初，毛主席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
宋慶齡為副團長，團員包括彭德懷、李先念、鄧小平、郭沫若等人。
這是宋慶齡第三次訪蘇。除了與代表團共同參加歡迎大會和相關慶祝活動外，宋慶齡還是希望能見一見加利寧夫人和鮑羅廷夫人。
這次蘇聯方面圓了宋慶齡的請求。
在1957年11月16日，蘇中友好協會宴會開始前，宋慶齡在接待室裏終於見到了闊別30年的兩位好友。
三位女士久別重逢，彼此都有說不完的話。
因時間有限，幾人互相留下聯系方式，一直保持著通訊，時常互致問候。
對於此次訪蘇，宋慶齡最大的收獲就是與好友再次重逢，並取得聯系。
1957年之後，中蘇關系漸漸惡化。
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與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與蘇聯幾乎成為了老死不相往來的仇敵。
宋慶齡一直堅持自己支持共產黨的主張，她再也沒有存取蘇聯。
結語
不可否認，史太林與共產國際出於自身的目的，對待宋慶齡提出的組建「第三黨」的想法表示了明確的拒絕。 但這不影響宋慶齡在20世紀30~40年代與共產國際的合作。 毛主席就曾說過：「宋先生（毛主席一直稱呼宋慶齡為宋先生）完全聽從共產黨的安排，在人民中享有巨大威望。」為了支持中國革命，宋慶齡一介女流奔走於世界各國，彰顯她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奔走，呼號探索改革的足跡。 宋慶齡不僅守護了丈夫孫中山的政治路線，還透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 正因為宋慶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提供巨大幫助，她才能得到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致欽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