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在崩潰混亂中走向滅亡。這種崩潰呈現出中國歷史上一個關鍵的問題：舊王朝何以衰落，新王朝如何興起。尋找「強」帝王和「弱」帝王之間的差異是非常流行的做法。為了避免只看到事件的偶然性，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歷史。因此需要中斷一下歷史敘述，以說明這個問題。
中國的經濟命脈一直依賴土地所有制。谷物已成為衡量財富的標準；征稅的能力是衡量國家權力的標準；儲糧是衡量軍隊駐紮和作戰能力的標準。事實上，國家征稅與地主收租之間一直存在沖突。當經濟困難時，不管是地租還是賦稅，這些富余糧食並未分配給實際種地的農民。當國家強盛時，可以透過阻止地主收取過多租金的方式，按需征收賦稅。當地主勢力強大時，他們能夠反抗或逃避國家的權力，立於農民和政府之間，將農田收成以地租的形式轉變為私人財富。
這種極其重要的財富有一種特殊的形式的沖突，往往因為地主收租和政府征稅通常是同一人在執行。中國的經濟活動需要大量記賬。灌溉在中國農業中的重要性與此密切相關。正如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其他州（灌溉占有重要地位）的美國人都很清楚的那樣，灌溉農業意味著擁有水比擁有土地更為重要。灌溉需要精心計算，復雜賬目記錄著誰有權在何時何地使用多少水。當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土地稅收時，納稅清冊和地租清冊都與這些記錄密切相關。
中國文化最顯著的一個事實是漢字書寫的復雜性和艱難性。漢字書寫（正如埃及文字）或許從很早時就故意設計得很復雜。因為人們依靠文字書寫守護著財富和權力的「秘密」，控制著水資源和租稅的分配。即使這種觀點可能是一種猜測，但是我們至少知道，漢字書寫是非常難的，在中國接受良好的教育比在任何西方文化當中都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因此，中國閑適地主家的兒子比貧窮佃農的兒子更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記賬的能力不僅對地主有利，而且也是充當政府稅吏的重要資格。
因此，地主的兒子不僅可以繼承家產，也比普通人更容易晉升至官府高位。這種情況司空見慣。大多數高官都出身於地主家庭。他們不向富有地主征收附加稅，反而任由地主向農民轉嫁重稅以保全自身財富。這個過程很容易操作，而且經常把農民從貧困推向更貧困，最後達到不堪忍受的赤貧。這就解釋了為何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行程中會周期性地出現同樣的現象：一個「興盛」的國家，一個文明、優雅、奢華的朝廷，全國各地有許多富裕和書香門第的家庭，若幹年後，一場農民起義爆發，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極度混亂局面。許多武士和冒險者在起義中崛起，他們用劍奪取了政權，而不是依賴中國經典中所宣揚的文明和哲學。然而，一旦這些人掌握了權力，他們也需要穩定的收入以維持政權。士大夫保存了舊政府的行政簿冊，而軍閥能夠成功地招攬士大夫為自己效勞，由此一來，他就最有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穩定王朝。由此，舊的迴圈再次復始。儒官不可避免又是地主出身的士大夫。他們在為新王朝服務的同時，為自己及其繼承人也建立了一份地產。在221年漢朝滅亡前後的混亂年代，我們還發現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中國皇帝試圖對既是其仆人又是競爭對手的地主保持優勢，力圖設計出一系列社會、政治和經濟相結合的制度。宦官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地主家庭易於透過代際傳承增強實力。而宦官則無法組建家庭，他首先是皇帝的奴仆，不僅能在宮廷裏伺候皇帝，而且也能在朝廷中為他服務。然而，沒有任何一種手段可以確保長期壟斷權力。宦官在中國歷史上形象邪惡。雖然他們不是政府敗壞的唯一原因，但是每當政府因為其他因素開始崩潰時，他們總是處於最糟糕的狀態。每當地方豪強的權勢增大時，他們就會冒著被朝廷查究和懲處的風險，盡可能多地從稅收源頭截取田地收入，阻止稅收到達都城。相應地，如果皇帝性格懦弱、優柔寡斷，或者身邊圍繞著腐敗的官吏和宮中侍從，地方豪強會感到安全許多。因此，朝廷中那些易被金錢腐蝕的人便成為其天然盟友，相較於國家穩定，他們更關心地方財富與權力。當這類聯盟出現，新帝雖繼位，但尚未能維護個人權威或執掌國家權力細節時，很顯然，這是所有熱衷於追逐權力的人最好的時機。如何才能延長他們的有利時期呢？若新皇帝已成年，明顯的手段就是讓他陶醉於某些個人方面的新權力，如此他就永遠不會開始真正掌握實權的艱巨工作。如果他沈溺於驕奢淫逸的生活，那真正的權力就會一直被那些懂得如何去使用它的人所把持。官員只需阿諛奉承皇帝，為其提供取樂所需的一切，從而隨心所欲地對國內其他各地恣意勒索。宦官比任何人更有機會以此方法來腐蝕皇帝，因為他們與皇帝和後宮嬪妃密切接觸。
如果新皇帝還是名幼童，那他被腐蝕的範圍更廣、時間更久。當皇帝還未成年時，攝政者能以其名義為所欲為。腐敗到了極致——這時，宦官是邪惡的便捷工具——如果小皇帝過早地墮落，即使等他長大成人，也永遠不會變得英明果決。或者，他在親政之前就被害死，另一個嬰兒被選擇繼位，因此攝政時期便得以延長。
這些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歷史是一幅豐滿的畫卷，其中不僅有雄才大略、富有遠見和具備英雄氣概的人物，也有自私自利、大逆不道、陰暗卑鄙的人物，這一歷史事實警醒我們，對於幅員遼闊、文化豐富、精力無限、具有創造潛力的中華民族歷史，應該謹防利用個別人物對其片面解讀的做法。這種研究方法讓太多的中國歷史學家和史籍註釋家持有偏見，尤其對西方學生有特殊的吸重力，後者正在中國卷帙浩繁的編年史中選擇自己的解釋路徑。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國歷史，有必要將各時期的重要人物與其所處時代的自然背景聯系起來，其中包括地理、構成自然單元的主要區域、商道和交通路線。如此，我們很快就會發現，王朝的興衰並不僅僅是好政府與壞政府的交替。這種交替只是另一個甚至更大過程中的一個過程，即中國文化的發展和中國人向外遷徙的過程。中國人及其文化總有越界向外的傾向。在北方的蒙古地區和西域，強悍的遊牧民族受到中原文化，甚至中原政治思想的影響；但由於他們以遊牧為生，而不依賴於農耕，因此他們與中原人不同，他們也無法完全合為一個整體。即使西域有許多綠洲使得可能建立富裕的農業社區，但是，綠洲之間的沙漠也導致農業社會不可能像中原那樣大量合並。
中原人在南方開拓並傳播文化。在這裏，他們發現許多小塊肥沃而尚未開發的平原，還有山丘、叢林和湖泊。這裏的居民後來被稱為「土著部落」。中原人作為一群富有冒險精神的人闖入其中，為其集體組織帶來了更為高超的政治技巧。最終，他們在「土著部落」所在地定居下來，打敗反抗之人，並逐漸將其「改變」以接受中原人的生活方式。
本文摘自【拉鐵摩爾中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