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室貴族被分封到全國各地，並長期定居下來。他們的生活開銷完全依賴於地方稅收，這樣一來，宗藩問題就逐漸演變為了影響地方社會的重要議題。明朝初期確立的皇室供養制度，雖然初衷良好，但長遠來看，卻給明朝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埋下了不小的難題。到了嘉靖年間，由於皇室成員數量激增，各地官府紛紛陷入了「宗祿困境」，這個問題難以解決，讓政府倍感壓力。山西的皇室貴族狀況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反映出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明朝中後期，地方官府與宗藩集團成員之間，因「宗祿」問題長期陷入了相互拖欠與追討的復雜糾葛中。這種圍繞著「宗祿」的紛爭，不僅是財政領域的一大難題，還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深刻矛盾與危機，成為了財政危機與社會動蕩的重要催化劑和直觀體現。
明朝到了中後期，面臨的「宗祿難題」其實源於開國之初就確立的皇族供養體系。按照這套規矩，皇族成員不能走科舉之路，也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樣從事工農商賈，他們的生活完全依賴於朝廷和地方官府發放的俸祿和糧食。回想洪武皇帝在位時，親王們初次受封，那待遇可真是優厚，封祿的種類繁多，數量也相當可觀。
在明朝洪武九年的春天，具體是二月的一個丙戌日，朝廷正式確定了每年賜予各親王和公主的供養標準。這其中的細節包括：親王每年可以領取到五萬石大米，兩萬五千貫的鈔票，還有四十匹錦緞，三百匹的絲織品，紗和羅各一百匹，絹布更是多達五百匹。此外，他們還會得到冬夏兩季各一千匹的布匹，二千兩的棉花，二百引的鹽和一千斤的茶葉。就連馬匹的草料，每月也都有五十匹的份額。這樣豐厚的賞賜，簡直就像是要把世間的財富都聚集到朱家的子孫名下一樣，真是令人咋舌！
在公元1395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八年，那年的閏九月庚寅日，朱元璋面對著兒孫滿堂卻國庫緊張的局面，不得不再次調整了皇族成員的俸祿分配規則。他設定了新的標準，讓每位親王每年能得到一萬石大米作為俸祿，郡王則是二千石，鎮國將軍為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而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則依次遞減，分別是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至於公主及其夫婿，也就是附馬，他們共享二千石的大米。郡主和她們的儀賓則得到八百石，縣主和儀賓六百石，再往下的郡君、縣君、鄉君及她們的儀賓，分別享有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的俸祿。這樣的安排，既體現了皇家的尊榮，也兼顧了朝廷的財政狀況。
按照明代著名學者王世貞的估算，當時每位皇族成員每年平均可獲得的俸祿糧食大約是五百石。也就是說，如果每位皇族成員都能得到這份標準的俸祿，那麽如果皇族成員總數達到一萬人，那麽朝廷每年就需要額外支出五百萬石的糧食作為他們的俸祿。這樣的估算既貼近了當時的生活實際，也清晰地表達了原文中的核心觀點。
和明朝初期設定的官員年度俸祿來對比，正一品的高官只能獲得九百石的俸祿，到了正二品就降到了六百石，再往下看，正七品的官員則只有八十石。這樣算下來，平均每個姓朱的皇族成員，他們的待遇其實都相當於從二品的高官了。
明朝設立的宗祿供養體系，確立了宗室人口與所需供養之間的明確聯系。簡單來說，每當一位朱姓皇族後代被冊封，地方財政就得額外負擔起一份祿米的開銷。日子一長，明朝各地的藩王府及其相關人口迅速膨脹，直接導致了對宗祿的需求急劇上升。在這其中，山西的宗室人口增長速度尤為顯著，所以相應的祿米需求也攀升得最快，遠超其他省份的藩王府。
在明朝的洪武和永樂時期，朱元璋的三位皇子——晉王朱棡、代王朱桂和沈王朱模，他們各自在今天的山西省地盤上設立了王府，形成了三個重要的藩王體系，這些體系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山西的三顆明珠」。特別是朱棡，作為朱元璋的第三個兒子，他在洪武三年的四月，也就是1370年的時候，被正式冊封為晉王。而在洪武十一年的時候，也就是1378年，他正式入駐了太原府，這個地方現在就是我們所說的太原市。
晉王和秦王等親王因為受封較早，勢力強大，他們的俸祿數額一直以來都相當可觀。最初，他們的俸祿定為五萬石糧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數額發生了變動。先是被調整為一萬石，接著又進一步縮減到了九千石。值得註意的是，這些親王們所領取的俸祿，全都是實實在在的祿米，沒有任何折扣或替代品。
朱元璋的第十二個兒子朱桂，在1392年被授予代王的稱號，並在大同府（現今的大同市）建立了自己的王府。起初，他的俸祿是兩千石糧食，但後來增長到了六千石，其中包括了一半的米和一半的鈔票。而朱元璋的第二十一個兒子朱模，則在1391年被封為沈王。到了1408年，他前往潞州（之後改名為潞安府，即現在的長治市）上任。沈王最初的俸祿是三千石，但在永樂年間，這個數碼翻了幾倍，達到了一萬石。其中，有六千石是實物糧食，而剩下的四千石則是折合成鈔票來支付的。
隨著宗室成員的增加，他們所享有的宗祿也隨之增長，這無疑給宗藩所在地區的民眾帶來了更重的賦稅負擔。要知道，每個地區每年征收的賦稅量通常都是設定好的，有一定的上限。然而，宗祿的快速增長就像一塊巨石，壓在了地方財政的肩上，讓其喘不過氣來。這種由宗祿增長帶來的地方財政困境，在山西地區尤為明顯，且很早就顯現了出來。比如，在弘治七年（也就是1494年），山西巡撫張敷華就向朝廷提出了一個請求，他希望增加解池鹽課的稅收，用來填補宗室歲祿的不足。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宗室成員越來越多，而山西地區又連續幾年遭遇災荒，糧食收成不好，導致用來支付宗室祿米的糧食嚴重不足。
慶成王府的生育記錄一直居高不下，堪稱驚人。據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的奏報，那時慶成王已經有了九十四個子女，還有一百六十三位孫子，整個郡王家族的祿糧開支竟然高達十萬石以上，真是讓人咋舌。
隨著糧食需求量的日益攀升，經濟較為拮據的地區正面臨著愈發嚴峻的挑戰。其中，山西的塞上大同府（現今的山西大同市）成為了供需矛盾最為尖銳的焦點。代王家族的年俸均源自大同府周邊州縣的供應。然而，由於該地區的自然條件限制，代王府邸的成員們本就生活在經濟困境之中。「畢竟代王府地處偏遠貧困之地，宗室成員們難以自給自足，他們的生活困苦程度，確實與其他王府有所不同。」
然而，代王府系人口增長依然相當驚人，如至弘治年間，代王府一系已生子五百七十余人，女三百余人，由此給當地軍民帶來負擔非常沈重。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庚戌，給事中王蓋所在奏言中稱：「大同一城，郡王、將軍、儀賓等有始居其半，其軍民遂至無所容，糧儲亦幾於盡。宜擇近便州縣以處郡王、將軍、儀賓及其親屬。不然，亦當增大同糧額並展其城池，請行巡撫、巡按等官勘處奏聞。」
這座城市中，竟然有一半的地方被皇族宗親占據，使得當地的軍民找不到棲身之所。就比如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九月，大同的巡撫楊誌學在上報朝廷的奏章中提到：「代王府的宗室成員數量眾多，以至於大同府每年固定的稅收收入都難以滿足他們的俸祿需求，很多宗室成員都因此陷入了困境。」因此，他請求將大同府官庫中儲存的官店銀以及山西布政司的鹽稅收入劃撥出來，用於支付這些宗室的俸祿。到了弘治、正德年間，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大同地區征收的稅賦已經遠遠無法滿足代王府所需的俸祿糧食，只能依賴其他財政收入來填補這個缺口。也就是說，代王府的俸祿糧食需求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地稅收所規定的標準（通常被稱為「歲派」或「歲額」），必須透過其他財政手段來進行調劑，這正是「宗祿困境」在初期所表現出來的特征。
到了弘治、正德時期，雖然「宗祿困境」只是局部現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嘉靖初年，這個困境已經蔓延到了全國範圍。在那些有宗室成員分封的地方，大多數地區都陷入了難以全額支付宗室成員祿糧的困境，而且這個數碼差距之大，令人咋舌。面對這樣嚴峻的局面，不少朝廷中的官員都深感憂慮，他們的擔憂之情溢於言表，無法掩飾。
這段文字詳細描繪了「宗祿困境」帶來的種種嚴峻挑戰，用貼近生活的語言來說，就是皇室宗親的俸祿問題引發了連串的危機。回想嘉靖八年（152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翰林大學士霍韜上書陳述道：「太祖皇帝初定江山時，分封親屬，賜予不同的俸祿，本意是讓子孫後代都能安享太平盛世。然而，歷經一百六十年的歲月，宗室成員日益增多，原有的俸祿制度已難以支撐。從將軍到中尉，甚至更低階別的宗室成員，紛紛上書請求增加俸祿。······要知道，國家的土地稅收並不能無限增長，而宗室的後代卻像樹枝一樣越分越多，俸祿的供應自然就跟不上了。······以前，一個郡的稅收足以供養一位親王，如今卻要養活成百上千的宗室成員，這怎能不導致俸祿短缺呢？······稅收收入是有限的，但宗室成員需要的俸祿卻是源源不斷的，照這樣下去，再過幾十年，我們該如何妥善解決這一難題呢？」而在全國各省中，山西的俸祿供求矛盾尤為尖銳，因此，明朝的官員們在討論「宗祿困境」時，經常以山西的宗室為例進行說明。
再以嘉靖八年六月癸酉日為例，霍韜等人熱議全國藩府人口激增的現象時，特別以山西藩府作為典型來說明：「回溯洪武初年，山西僅有晉府一位王爺，每年俸祿不過一萬石米。然而時至今日，加上郡王、鎮國將軍、奉國將軍、各級將軍及中尉等，人數已多達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年需祿米竟高達八十七萬余石，這數碼竟是初年的八十七倍之多。再查山西的土地狀況，初時有四十一萬頃良田，到弘治十五年時，已縮減至三十八萬頃，少了三萬頃。一邊是祿米從一萬石暴漲到八十七萬石，另一邊是土地從四十一萬頃縮水到三十八萬頃，這就是山西的現狀。由此觀之，全國的情況亦可推知一二。」
比如說，在嘉靖十三年（也就是1534年）的九月份，有位叫管懷理的戶科都給事中和其他幾位官員，他們聯名上書提到：「最近，咱們那些皇親國戚們紛紛跑到京城來，要求增加俸祿和糧食補助，這種行為顯然是違反了規定，理應受到嚴厲批評。但咱們仔細看了他們的申訴材料，發現他們大多是因為生活困難，比如饑餓寒冷、婚喪嫁娶都辦不起，實在是窮得沒轍了。再一查全國的糧食收入情況，每年都不夠分。就拿山西的晉、代、沈三個府來說吧，每年需要的俸祿和糧食加起來有九十五萬六千多，但每年實際分到的只有八十四萬二千多石，這一個省的情況就足以反映全國了。再這麽下去，宗室成員越來越多，需要的俸祿和糧食也越來越多，他們窮得都快揭不開鍋了，咱們怎麽能眼睜睜看著他們受苦受難，而不去想辦法解決呢？」
嘉靖皇帝在位的第三十二個年頭，也就是公元1553年的初冬時節，歐陽鐸再次上書皇帝，深情而急切地反映了皇室宗親數量激增所帶來的沈重負擔。他提到：「想當年永樂年間，雖然增封了親王、郡王、將軍等四十一位男性成員，以及二十八位女性成員，總數達一百二十七人，看似不少，但那時朝廷已難以全額支付他們的俸祿，像是沈府，實際只得到了六千石的糧食作為俸祿。然而時至今日，情況已大不相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等男性宗親竟多達九千八百二十八人，女性宗親也有九千七百八十三人，總計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這數碼比明朝初建時膨脹了一百五十倍之多。更令人憂慮的是，民間的稅收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時有減少，這使得朝廷未來的財政狀況堪憂，即便是現在，也已顯得捉襟見肘。就拿山西和河南兩省來說吧，山西一省留存下來的糧食和麥子總共才一百五十二萬石，而皇室宗親的俸祿需求卻高達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留存的糧食雖然也有八十四萬三千石，但同樣無法滿足宗室一百九十二萬石的祿米需求。這兩省的糧食，即便是在沒有自然災害、全部收成完好的情況下，也僅僅只能勉強支付宗室祿米的一半，更何況還要從中撥出官吏的薪俸、軍士的糧餉，這怎能不讓人感到為難和焦慮呢？」
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深秋時節，禦史林潤再次呈上了一份詳盡的奏章，聚焦宗藩制度的困境，其內容核心觀點與早年的歐陽鐸奏折不謀而合，參照的數據也是大同小異。他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今朝廷面臨的最大難題，莫過於宗藩之累。······國家每年運往京城的糧食有四百萬石，而各王府的俸祿米糧竟高達八百五十三萬石，幾乎是京糧的兩倍。舉個例子，山西地方留存的糧食僅有一百五十二萬石，但宗室俸祿卻需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也是，留存米糧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竟達一百九十二萬石。即便這兩省的全部糧食都用來支付，也僅能滿足宗室祿米的一半不到。更何況，官員的薪俸、軍隊的糧餉還都指望著這些糧食呢！」這份奏章因其分析的全面與透徹，後來被諸如李春芳的【宗藩條例】、龍文彬的【明會要】等多部史書參照。不過，考慮到它比歐陽鐸的奏疏晚了近十年，因此其中提到的數據，我們大致可以推斷，應是以嘉靖三十二年為基準的。
明朝時期，皇族成員的俸祿和糧食主要依靠各地繳納的稅款來支撐。不過，這些稅款的數量是固定的，有一定的上限，所以並不是無限的。隨著時間推移，皇族人口不斷增加，他們對俸祿和糧食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大。終於有一天，這個需求可能會超出當地百姓和地方政府所能承受的範圍，也就是稅款的總額。這種時候，我們就會說遇到了「皇族供養難題」。當然，要確定是否真的遇到了這個難題，我們還需要一個比較公正、客觀的標準來進行判斷。
在明朝時期，眾多大臣針對「宗祿困境」這一問題，提出了多種評判依據，但其中一些並不完全精準，或難以直接對應現實情況。比如，霍韜試圖透過比較宗室俸祿與土地數量的增減來闡述問題，這種聯系雖然緊密，但直觀性不足，讓人難以一眼看穿其中的邏輯關系。另外，還有不少大臣在奏章中頻繁提及，將每年從各地運往京城的龐大漕糧總量（也就是四百萬石）與宗室俸祿的總額作對比，然而，這樣的比較方式在說服力上顯得有些薄弱，難以讓人完全信服。
在明代眾多官員的奏章中，歐陽鐸的言辭切中要害，極具說服力。確實，各地方官府征收的稅收數額，是評估皇室俸祿供給狀況的關鍵指標，也直接關系到「宗祿難題」是否存在。明朝時期，全國及各省的稅收都有著相對穩定的額度（參考表一）。整個明朝期間，山西省的稅收收入並未見顯著增長，反而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滑趨勢，真可謂是「只減不增」。
在地方稅收的分配中，我們可以將其細化為起運、內撥以及實際留存等幾個部份。真正落到地方官府手中，能夠自由支配的，便是那經過層層篩選後剩余的實際留存部份。這部份資金，對於支付官吏俸祿、軍隊糧餉以及官員的祿米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來源。根據歐陽鐸和林潤的奏章記錄，山西地區每年實際留存下來的稅額達到了驚人的152萬石，這無疑是一個關乎地方財政穩定與運轉的關鍵數碼。
根據【萬歷會計錄】第七卷所記載的數據，在明朝萬歷六年（即1578年），山西地區的夏季稅收中，小麥的總量大約是591951石，但實際留存下來用於儲備的僅有443610石左右。至於秋季的糧食稅收，總數約為1722851石米，但實際保存下來的只有998484石米，兩者合計留存了1442094石糧食。與嘉靖年間相比，這一留存數量減少了大約8萬石。與此同時，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山西地區皇室宗親對祿糧的需求卻在急劇增加。為了更直觀地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明朝宗藩數量最為詳盡的記錄之一——王世貞在【弇山堂別集】中參照的隆慶初年【玉牒】統計數據。這一對比鮮明地揭示了，盡管稅收與留存糧食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但宗藩的祿糧需求卻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
基於給出的宗藩成員數量和祿糧分配的常規標準，我們可以粗略估算出山西地區宗藩所需的祿糧總量高達4763620石，這幾乎是山西地方稅收留存（約152萬石）的三倍以上（詳見表二數據）。參考【萬歷會計錄】第三十二卷所記錄的各個王府「年度開支估算」，山西三大主要王府的冊封成員總數約為7058人，他們每年所需的祿米（包括實物和折算部份）總計4637618石，這同樣遠遠超過了當時地方稅收留存（1442094石）的三倍之多。
從現有的資料看來，從弘治初期到萬歷初年這段時間裏，山西地區每年對祿糧的需求增長情況一直在波動。具體來說，從弘治八年到嘉靖八年的這三十四年間，祿糧的需求年均增長是3.6‰，比較平穩。但到了嘉靖八年到嘉靖十三年的短短五年裏，這個增長率就猛增到了19.0‰。而最讓人驚訝的是，從嘉靖十三年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的這十九年，祿糧的需求增長率竟然達到了驚人的64.2%，增長速度之快，真是讓人咋舌。
這段時間，山西的祿糧需求可謂是急劇攀升，仿佛坐上了火箭一般，迅速穿過了那個重要的門檻——152萬石大關（具體可見表四）。咱們來算筆賬，按照每年平均64.2%的增長速度往回推，從嘉靖十三年算起，嘿，不到八年光景，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那會兒，山西的祿糧需求就已經噌噌噌地超過了那個152萬石的大關。更關鍵的是，當宗室成員們的祿糧需求和當地官府能留下的稅收收入打成平手時，那就說明啊，山西這地界兒已經深深地陷入了「宗祿危機」的泥潭，而且啊，這危機還到了難以自拔的地步。
大約在嘉靖二十年左右，山西地區普遍遭遇了難以擺脫的「宗祿危機」，這種困境逐漸顯現並變得根深蒂固。事實上，問題的苗頭可能還要更早，比如嘉靖初年時，霍韜的奏章就揭示了山西地區王府的祿糧拖欠問題已相當嚴重，累計金額高達1478852石，這數額驚人，幾乎等同於山西地區一年稅收中留存的全部二稅了。
嘉靖朝末年，山西布政使王宗沐呈交了一份名為【山西災荒實情疏】的報告，其中詳述：「經臣核查，本省原定稅糧總額高達二百二十八萬七千余石，其中，大同地區分攤約五十萬石，宣府地區則承擔一十七萬石，而三關之地（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則需三十三萬石。此外，各王府及宗室成員的祿糧開支高達八十五萬石，且這還未包括額外征收的腳價及馬草費用。宣府、大同及三關之地，百姓深知其重要性，即便生活困苦至極，也不敢稍有懈怠。然而，王府宗室的祿糧數額逐年增加，而實際解送的糧食卻跟不上，即便所有應繳盡繳，仍難以滿足需求，導致宗室成員連續多年未能按時領取祿糧，自三十九年夏季起的祿糧，至今尚未補發，去年因饑荒與疫病而逝去的宗室成員，已近二百之眾。」若從原額中減去宣、大、三關每年所需之數，剩余的便是山西省實際留存的稅糧，大約為一百三十萬石左右。然而，在這之中，硬性撥給王府的祿糧僅八十五萬石，與宗室成員實際應得的數額相比，差距已相當之大。
在嘉靖末年與萬歷初年之際，山西王府的祿米需求急劇攀升，遠遠超過了每年分配的額度，其數量之多，幾乎相當於山西本省稅糧儲備的好幾倍。這時候，這些巨額的祿米需求，在現實中已難以得到有效滿足，顯得頗為空洞無力。與此類似，放眼全國，自明朝初期起，以糧食為主的稅收就陷入了停滯甚至減少的困境，這種趨勢到了明朝後期，自然而然地引發了財政困難和物資供應的緊張局面。
在明朝嘉靖二年，也就是1523年那會兒，禦史黎貫向朝廷進言，說起了稅收的事兒。他提到，早年間咱們國家夏秋兩季收的稅，麥子有四百七十多萬石，但現在少了九萬；大米則是二千四百七十多萬石，現在也少了二百五十多萬石。可看看現在，皇親國戚越來越多，官吏隊伍龐大，宮裏的太監也是人滿為患，軍隊士兵還在不斷擴招，這些開銷全都要從稅收裏來。稅收收入一天天減少，可支出的費用卻是一天比一天多。所以啊，宗室俸祿的急劇增加，無疑給明朝後期的財政和物資供應帶來了沈重的壓力，成了加劇危機的關鍵一環。
在明隆慶五年的六月丁未日，栗永祿、楊家相及張國彥等幾位重臣聯名上疏，其言甚切：「放眼天下，回想我大明開國之初，親王、郡王及將軍的數量不過區區四十九位；而今，據【皇室譜牒】所載，已有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之多，每年所耗祿米高達八百七十余萬石，這還不包括郡縣之主及他們的配偶所需。與開國時相比，這已是翻了數百倍了。而國家每年從各地征收上來的賦稅，勉強能湊齊四百萬之數，用於京師各項開支已是捉襟見肘，更遑論宗室所需之祿米，幾乎是其兩倍之多。這意味著，即便將全國一年的稅收全部用盡，也僅能滿足宗室開支的一半而已。」在此全國財政困頓之際，山西的宗室更是難以指望從其他省份獲得任何形式的援助或支持。
面對宗祿匱乏的困境，山西的各級官員們也曾想盡辦法進行緩解，但終究如同用杯水去救車薪之火，收效甚微。由於鹽政是山西地方官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因此，利用鹽稅收入來填補宗祿的缺口，便成了一種常見的變通方法。人們常說：「山西地小民窮，開支大稅負重，官員的俸祿和糧食常常供不應求，多虧了鹽稅收入來補貼。」在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頻繁看到官府用鹽稅來抵充宗祿的例子。比如嘉靖十四年（1535年）三月庚寅，就曾有記載說：「因為山西的宗祿不足，朝廷下令將河東運司的鹽引拿出來，招引商人購買，並動用相關部門的官銀一同抵補，但這一做法並不作為常規制度。」
在明朝隆慶二年的六月甲申日，山西的樂昌王充熏上奏朝廷，表達了他的困境：「我們府上的俸祿和糧食欠款堆積如山，已經貧困到難以維持的地步。我懇請朝廷能從兩淮地區那些未能及時售出的鹽引中，撥出一些來救急，幫助我們度過難關。」戶部的官員們經過一番商議後，提出了他們的建議：「國家的鹽引主要是用來支援邊疆的，這一點早已明確，並且多次重申過，宗親藩王們不應再為此事上奏請求。不過，我們可以考慮從代州的鹽庫中借出一些儲備的鹽銀來應急。」穆宗皇帝聽後，便下旨批準撥給樂昌王府一萬兩白銀。但不得不提的是，這些為了緩解困境而采取的調劑措施，其實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許多地方上的官員都對此表示了不滿和反對。比如，到了萬歷四十七年的正月壬寅日，山西的巡按禦史王遠宜又在奏章中直言不諱地說：「將藩王的鹽引改為銀兩支付，這種做法已經極為不妥，實在是不值得效仿的。」
實際上，在供需極度不平衡的表象之下，還潛藏著更為錯綜復雜的難題。大量資料確鑿表明，王府中不乏那些既未獲得正式命名，也未受到冊封的宗室後裔。而請求賜名，往往是獲取冊封與俸祿的首要條件，未能成功請名的宗室後代自然無法領取到作為生活來源的祿米。比如，正德十一年（即1516年）三月癸卯，負責山西宗室事務調查的蔣貴等太監在上報中這樣寫道：「按照老規矩，宗室子弟到了十五歲就該安排婚事並受封，相關部門也會按時發放祿米。但近年來，許多到了婚配和受封年齡的宗室子弟，非得向郡王送禮才能辦成事，而且官府也趁機索要好處，結果導致許多女孩過了三十歲，男孩過了二十歲還未成婚，怨恨與日俱增，嚴重有傷風化。這不僅僅發生在慶成王府，山西、河南等地的許多王府都存在類似問題。」
有些郡王竟然會故意刁難自己家族成員申請封號的事情，就像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八月辛酉那天，隰川王朱俊栢就因為阻止了自己家族裏130多位子女的封號和名字申請，結果被削減了俸祿作為懲罰。這還不是頭一遭，他之前就因為拖延這類事情被罰過了。再來看，就算這些申請封號和名字的文書能順利送到朝廷，可因為人口激增，事情多得跟山一樣，這些文書往往就積壓在那裏，遲遲得不到處理，自然也就沒法及時給這些宗室後代封號和發俸祿了。不過，話說回來，要是這些沒有正式封號和俸祿的宗室後代都能得到應有的待遇，那明朝各地的糧食和財政壓力，可就得大到讓人咋舌了。
在隆慶皇帝初登大寶之時，起鳴曾上疏陳述朝廷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是邊疆防務，二是宗親藩鎮的管理。相較之下，宗親藩鎮的問題更為棘手復雜。據最新的皇室族譜【玉牒】所載，包括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及那些尚未賜名或未受封號的宗親，還有庶民身份的族人，總數竟高達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這還不包括郡縣主君及其配偶在內。與開國之初的分封數量相比，簡直是增長了成千上萬倍。每年為這些宗親支付的祿米高達八百六十多萬石，而國家的漕運收入僅四百萬石，根本無法滿足需求，甚至還要超出數倍之多。······朝廷對於宗室的管理，關鍵在於確保他們的名分、封號和婚禮都能按時無誤地進行。然而，根據【玉牒】的記錄，從將軍級別以下，竟有八千八百多人尚未賜名，五千二百多人仍待冊封，這個數碼真是觸目驚心。
何起鳴給出的數碼挺有意思，他特地把那些還沒有名字和封號的宗室成員數量也列了出來。這麽一算，在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個宗室成員裏頭，竟然有一萬四千多個都是還沒名沒分的，這數量都快趕上總數的一半了。這些還沒名沒分的宗室成員，現在可還領著不到祿糧呢。要是哪天他們都被正式封了號，開始領祿糧，那明朝的地方官府每年得支付的祿糧可就不止八百六十多萬石那麽簡單了，得是個天文數碼啊。
明朝的官府已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但糟糕的情況似乎還在不斷惡化，每一次新的宗室成員被冊封，就意味著國家需要多承擔一份祿米的開銷，這樣的負擔逐年累積，似乎永遠沒有盡頭。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那麽國家、百姓和宗室都會深受其害，沒有一個能夠幸免。現在，國家方面正為如何滿足這些龐大的開支而苦惱不已，同時還要擔心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變故。而宗室成員們則因為祿糧的不足而生活困頓，他們的艱難處境實在令人同情。整個國家上下，無論是官府還是百姓，都因為這個問題而陷入了困境。這並非沒有原因，主要是因為國家在賞賜方面缺乏節制，導致財政緊張，無法繼續提供足夠的支持；同時，對宗室成員的束縛又過於嚴厲，使得他們難以找到自謀生路的方法。
在山西這片土地上，從嘉靖朝初年起，直到嘉靖中期，大約就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後），宗室的祿米需求突然間像潮水般上漲，遠遠超出了地方每年固定的宗祿撥款，甚至逼近並超過了支撐山西軍事和政治運作所需的全部稅收余額。不幸的是，這個時候，明朝的中央財政和周邊省份都顯得力不從心，無法提供足夠的援助或調劑。於是，宗室聚集的地方政府，因為宗室人口的急劇膨脹，逐漸陷入了「祿米短缺」的困境，這個困境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幾乎無法扭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