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早在初創時期，就註重做情報工作。南昌起義後，由於起義軍在南下廣東時未註意對沿途敵情的偵察，致使部隊遭到國民黨軍圍攻。鑒於這一教訓，朱德、毛澤東上井岡山後在軍中設立特務隊，專事敵情偵察搜集工作。但受客觀條件限制，這種情報工作的方式還比較原始。後來，隨著部隊的發展，各項條件的改善，加之戰爭規模擴大對情報保障要求的提高，中央紅軍的情報工作在戰爭實踐中獲得了迅速發展，並在歷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嚴密的組織機構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共中央被迫遷往武漢。5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軍事部下設特務科，負責中央機關保衛工作。7月，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宣布「分共」，中共中央被迫轉移至上海租界內。11月，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會議關於調整中央組織機構的決議，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分為特一科(總務科)、特二科(情報科)、特三科(行動科)、特四科(交通科)四部份。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負責指揮，在搜集情報、打擊敵特、懲治叛徒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這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建立情報機構上的成功實踐，對各地紅軍具有極大的示範效應。
1930年是中央紅軍發展歷程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紅軍正規兵團—紅三、紅一軍團及紅一方面軍相繼組建，作戰方式也開始從遊擊戰向運動戰轉變，為即將到來的以反「圍剿」為主要形式、以國民黨軍主力為主要對手的大規模作戰準備了條件。為適應形勢發展，同年8月，中央軍委（193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軍事部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合並，成立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在參謀部下設諜報科、交通科，負責有關國民黨軍情報的搜集傳遞工作。然而，在上海的中央機關與江西蘇區相距千裏，加之兩地此時尚未建立無線電聯系，靠人工傳遞的辦法難以實作重大情報的及時互通共享，因此加強蘇區紅軍自身情報機構的建設顯得尤其重要。
1931年1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鎮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蘇區中央局軍委）亦於同時成立，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蘇區中央局軍委成立後，隨即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將紅一方面軍機關改為軍委機關。因此為加強蘇區紅軍的情報工作，在軍委總參謀部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下設諜報科，作為專門負責此項工作的業務領導機構，另有第一次反「圍剿」後剛剛成立、負有對國民黨軍電台偵聽功能的無線電隊；5月，無線電隊擴編為無線電大隊；9月，無線電大隊進一步發展擴大為無線電總隊，隊長是人民軍隊通訊兵事業的重要創始人王錚，政治委員是翁瑛，下設專門從事監聽偵收工作的偵察台。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革軍委）成立，諜報科改稱偵察科，並將無線電總隊偵察台的業務和器材劃歸其下。1932年2月，根據中革軍委新頒布的編制表，軍委總參謀部偵察科改為情報局，即第二局，故稱軍委二局，下設偵察、諜報、管理三科，專做敵情偵察工作。1933年5月，中革軍委總司令部（1932年12月，中革軍委決定統一全軍各部門名稱和各級職務人員稱謂。據此，中革軍委總參謀部改稱中革軍委總司令部）從前方回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總司令部第二局負責情報工作，又稱後方二局，局長由中共情報戰線著名的「龍潭三傑」之一錢壯飛擔任；以原總司令部的部份人員在前方另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紅一方面軍司令部，下設第一（作戰）、第二（情報）、第三（管理）局和通訊主任，第二局又稱前方二局，局長為曾希聖；同時，為克服部隊獲取情報「依賴白區和邊區的黨的秘密工作」和「依賴上級」的問題，加強對部隊偵察工作的領導和指導，在主管作戰的第一局下設偵察科，並在團以上各級司令部機關設立偵察科，下轄偵察員或偵察隊。經過此次整編，中央紅軍初步建立起了從總部機關到作戰部隊的情報工作系統。
1934年初，紅軍總部機關與中革軍委機關合並。與此同時，前方二局與後方二局合並成為新的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第二局，局長為曾希聖，副局長為錢壯飛，下設專職破譯的第一科、負責偵收的第二科、進行校譯的第三科和做諜報工作的第四科，負責向軍委總部首長提供戰略層面的情報；偵察科仍設在第一局，負責指導部隊偵察工作和對各級上報的情報進行匯總。除司令部系統外，政治部系統做兵運工作的敵軍工作部門和負責鋤奸防特的保衛工作部門，也兼有搜集掌握敵人內部情報的責任。這樣，經過不斷調整充實，中央紅軍形成了體系完備、組織嚴密、職責明確的情報工作機構。
強大的偵察能力
除了依靠根據地人民群眾報告敵情這一渠道外，中央紅軍獲取情報還有諜報偵察、部隊偵察、有線竊聽和無線電偵聽破譯等多種途徑。諜報偵察、部隊偵察屬於傳統偵察手段，有線竊聽和無線電偵聽破譯則是近代以來才在軍隊中出現的技術偵察手段。
作為古已有之的偵察方式，諜報偵察、部隊偵察在中央紅軍情報工作中依然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這裏除了技術偵察裝備不足的客觀因素外，還因為諜報偵察、部隊偵察有其自身特有的優勢：一是更加準確可靠，比如打入敵人內部高層的諜報偵察，往往能夠獲得其他途徑無法得到的核心機密；二是更加詳細具體，比如戰鬥發起前，除了上級下發的總體敵情通報外，一線部隊還需派出偵察人員搞清當面的地形、敵情，才能更有針對性地部署兵力。據當時在紅軍總部工作的呂黎平回憶，偵察的方式主要是「派人偽裝到敵人陣營中去，獲得敵人情況；捕捉俘虜，審問敵情；搜集檔、報紙，分析敵人行蹤；從起義、俘虜過來人員中了解敵人情況；在敵、友軍駐地居民中進行調查獲取敵人訊息等」。實際上，中央紅軍一直十分重視這些傳統偵察手段，除前文已述的建立從總部到團一級部隊偵察工作的領導機關和偵察力量外，1933年6月，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和參謀長葉劍英還聯名釋出了【健全紅軍的偵察工作】的訓令，指出「偵察工作是組織戰鬥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長下定決心的基點，是完滿作戰計劃的主因，是戰鬥過程復雜環境中達到機動的先決條件。它能使戰略更加巧妙，使紅軍的戰鬥力更加發揚。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這裏強調的偵察工作主要是指諜報偵察和部隊偵察，因為無線電偵聽破譯在當時尚屬核心機密，知情範圍僅限於總部機關的少數高級領導人。
與諜報偵察、部隊偵察相比，技術偵察特別是無線電偵聽破譯在那個年代算是「高科技」，也是中央紅軍情報工作體系中最神秘、最精彩的部份。19世紀末，無線電技術面世。20世紀初，主要已開發國家開始將無線電發報技術和摩爾斯電碼用於軍事資訊傳遞，建立無線電通訊。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新的軍事情報技術：即無線電偵聽、偵收和密碼破譯。
一開始，國民黨軍雖然在無線電通訊中采取了加密措施，但由於其內部派系林立，各派為相互防範往往另行自編密本，導致難以實行統一的機要密碼制度，加之軍紀不嚴，管理混亂，通訊人員思想麻痹，經常在電報聯絡中用明碼直接呼叫，這就為紅軍進行無線電偵聽創造了機會。據人民軍隊通訊兵事業另一重要創始人劉寅回憶：「白軍由於根本沒有想到紅軍中會有無線電台，所以他們在無線電通訊中毫無顧忌地無所不談，每到一個新的駐地，就要相互詢問：‘QRC？’（你們駐在何處？）‘QRC……’（我們駐在……）白軍調動之前，我們經常可以收到他們彼此之間這樣的電訊：‘請將電報發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發。’‘請即停止聯系，我們立即出發，X小時後再見。’」「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有時加點英文。他們在通話中什麽都談，部隊行動到什麽地方，都互相告訴。」
後來，由於國民黨軍在歷次「圍剿」中有不少電台被繳獲，技術人員被俘虜，特別是寧都起義後原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攜帶電台加入紅軍，因此國民黨軍開始重視無線電通訊保密，普遍采用了密碼通訊。在以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等為代表的「紅色聽風者」的不懈努力下，軍委二局很快摸清了國民黨軍的編碼規律，開始不斷破譯密碼。此後，意識到通訊泄密的國民黨軍雖然不斷更換密本，加大編碼難度，但始終擺脫不了被軍委二局破譯的命運。據統計，從具備破譯能力開始，到1934年7月，軍委二局共破譯國民黨軍各類密碼本400余本，其中包括一部份高度復雜的特別密碼本，曾希聖也因此被稱為能夠讀懂「天書」的人。長征開始後，隨著中央紅軍頻繁的行軍戰鬥，軍委二局對國民黨軍密碼的破譯也達到一個高潮，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100%。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結束長征，軍委二局共破譯國民黨軍各類密碼860多種。
這樣，國民黨軍在中央紅軍面前就成了透明的「玻璃人」，幾乎無密可言。對此，劉伯承元帥曾有形象比喻，他說：「我們和蔣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裏押寶，看得準，贏得了。」關於軍委二局的破譯能力，可從一個例子中窺見一斑。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西安見到了國民黨軍將領李默庵，於是就隨口念出這位他當年的黃埔學生作過的一首詩，其中有兩句「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始幹」。李默庵聞之大驚失色，因為這首詩是1933年他參與「圍剿」中央蘇區時，目睹第五十二、五十九師被紅軍殲滅，兩位同僚一死一俘後的感懷之作，並用師部電台透過密碼電報發給了在上海的夫人，以表達自己那時的心境，此後從未示於他人。周恩來如實相告，是紅軍截獲了這份電報並破譯出來的。得知這一真相後，李默庵除了震驚外，可能更多的是惆悵與失落吧。
特殊的功勛業績
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窯洞中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有一段關於情報工作重要性的精彩論述：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作為一位剛剛經歷長征，將中央紅軍帶出險境、絕境的軍事統帥，毛澤東是有感而發，是對中央紅軍歷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經驗教訓的高度總結概括。
為謀取情報優勢，戰鬥在這條戰線上的紅色情報人員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和犧牲：身處龍潭虎穴的諜報人員，與敵人鬥智鬥勇，冒著隨時被殺頭的危險將一份份情報源源不斷送出；軍委二局的技偵人員，為隨時掌握國民黨軍情況，長年值守在機房，終日與枯燥的數碼程式碼打交道，為破譯敵軍密碼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可以說，出色的情報工作，是中央紅軍打破國民黨軍「圍剿」、取得偉大長征勝利的重要因素。關於情報工作的重要作用，可透過幾例加以說明。
第二次反「圍剿」開始後，紅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計劃先打國民黨軍第五路軍王金鈺部，但該敵一直龜縮在堡壘工事中，難以攻擊。紅軍在隱蔽待機20多天後，透過無線電偵聽，從該路敵軍公秉藩師電台與後方留守機構的對話中，得知該師即將離開富田向東固發起進攻。於是，紅軍在東固地區設伏，一舉殲滅了公秉藩部第二十八師，取得了首戰勝利。此後在準確情報的支援下，紅軍從西向東橫掃，連打四個勝仗，長驅七百裏，殲敵三萬余人，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老紅軍郭化若說：「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我們用無線電台偵聽，對敵人情況了如指掌，有了主動權，仗打得更順利。」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紅軍利用繳獲的敵軍密碼本，由無線電技術人員曹丹輝截獲並轉譯出國民黨軍即將發動第三次「圍剿」的重要情報，從而為紅軍主力從閩西千裏回師、做好反「圍剿」準備贏得了寶貴時間。
第四次反「圍剿」中，中央紅軍利用曾希聖領導的軍委二局提供的國民黨軍部署調動情報，先後在東陂、黃陂、草台崗等地區設伏，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全部、2個師大部，其中包括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的起家部隊第十一師，徹底打破了「圍剿」。為表彰軍委二局的特殊貢獻，在1933年建軍節到來之際，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決定授予曾希聖二等紅星獎章，授予曹祥仁、鄒畢兆等人三等紅星獎章。
第五次反「圍剿」後期，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為其制定了旨在徹底消滅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調集重兵和大量裝備，采用逐步推進、四面合攏的辦法，在瑞金周圍構築數十道由碉堡和鐵絲網組成的封鎖線，先抑留紅軍於圈內，進而一舉聚殲。獲取這一絕密情報後，中共地下黨員、諜報人員項與年歷經千難萬險將情報送到周恩來手中，從而促使中央紅軍在敵人形成合圍之前踏上了長征之路。
長征開始後，中央紅軍先後突破四道封鎖線，雖遭受重大損失，但仍按照原定計劃，沿湘黔邊北上與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但蔣介石早就在沿途布置重兵，張網等待。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占領地處湘黔桂交界處的湖南小城通道，當天深夜，軍委二局截獲破譯了國民黨軍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建緒調動兵力堵截圍殲紅軍的絕密情報。第二天，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在嚴峻的敵情面前，毛澤東放棄北上、進軍貴州的正確主張得到了采納，使中央紅軍免去了覆滅之險。
四渡赤水期間，重回軍隊領導崗位的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在幾十萬國民黨軍圍追堵截下，在川黔滇交界地帶的崇山峻嶺和江河激流間，來回穿梭，反復調動打擊敵人，直至取道雲南北渡金沙江，徹底跳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圈。這一切，都離不開軍委二局準確有力的情報支持。第四次渡赤水後，甚至發生了軍委二局利用「掌握敵之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將兩部主力調開」，為中央紅軍南渡烏江爭取時間的神奇故事。毛澤東後來多次稱贊軍委二局是「好的二局」，並說「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