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14-16世紀藏文史籍之王統歷史書寫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啟示】
羅宏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藏關系史。
摘要： 王統歷史的記載，最早見於P.T.1286和P.T.1287號吐蕃敦煌寫卷。後弘期早期成書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屢屢出現對青藏高原周邊地域的零散敘述。從十四世紀中葉【紅史】作者廣采漢、蒙古等地的文獻資料，開創性地將漢、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區域或族群的王統歷史納入書寫範疇，並且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編纂體例。這一書寫傳統被後世成書的【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諸多藏文史籍繼承和發揚，影響深遠。
十四至十六世紀藏文史籍中關於各地王統的歷史書寫體現出藏族史家們對於元代以來漢、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體性關照，透露出濃厚的多民族史觀。這一史學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實際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統一多民族王朝國家建立之後，藏族匯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藏族史家們在思想觀念層面如何看待和處理國家、區域和民族關系的問題。透過對元朝統治合法性的相關論述，史家們事實上建構起了一種漢、藏、蒙古等人群和區域的共同體認識，使得元朝治下各區域和人群之間的關系，在藏族思想認識上得到了妥善的處理。這一點對於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頗具啟示意義。
關鍵詞： 藏文史籍；【紅史】；王統史；民族史觀；共同體意識
十四世紀以來，藏族史學的發展在前代的基礎上不斷繼承和創新。王統史的書寫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這一時期的藏文史籍中開始大量出現有關各地王統的歷史敘事。蔡巴·貢噶多吉所著的【紅史】作為其中的典型代表，開創了藏文史籍中多民族、多地區王統歷史的書寫和編纂傳統。其文本體例、內容及撰述思想對後世【雅隆尊者教法史】【漢藏史集】等史書的寫作影響深遠。這一時期王統歷史的編纂，有其獨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反映出藏族史學思想的深刻變化，對元代以後藏族史學的發展和中國民族關系的闡述有著重要價值和意義。
目前學界關於【紅史】等史書不乏專門的研究，對藏族史籍中王統歷史的內容多以考辨為主，缺乏從史學史的角度對這一時期王統史整體的寫作、撰述思想進行系統的討論。本文透過對藏文史籍中有關青藏高原及周邊王統及相關歷史的敘事進行系統的梳理，從藏族史學發展的角度討論14-16世紀形成的王統敘事傳統，探究藏族史家們寫作的思想和目的，呈現這一敘事傳統之於歷史及當下的意義。
一、後弘期早期藏文史籍對青藏高原周邊地域的敘述
藏文史籍對周邊地區的歷史敘述在後弘期早期的文獻中已有所體現。在11-12世紀的一些假托吐蕃時期成書的伏藏文獻或藏文手抄本中，時常出現關於青藏高原周邊地區名稱和地域的描述，比較有代表的如【柱間史】【韋協】等。【柱間史】相傳為阿底峽大師於1049年取自拉薩大昭寺立柱之下。該書記述的主要內容為松贊幹布在位時期的相關事跡。書中多稱吐蕃為「雪域之地」，對吐蕃由聶赤贊普至松贊幹布的王統世系做了記載。在論及吐蕃迎娶赤尊和文成二位公主，及佛教的傳播情況時，該書多次提及天竺、漢地、尼泊爾等地網域名稱稱。
不僅如此，在敘述吐蕃婚使在長安晉見唐朝皇帝的情形時，書中還列舉了來自天竺、大食、霍爾、沖木格薩爾等與吐蕃競爭的各路請婚使團，並以唐皇上、皇後、皇太子、公主的名義將這些地方的特點一一道出，稱天竺佛法昌盛，大食「遍地都是奇珍異寶」，霍爾兵強國盛，沖木格薩爾王威武英俊、文武兼備。後世學者多把這一故事情節與P.T.958號敦煌藏文寫本、【五部遺教】【漢藏史集】等資料中的相關記載做對比，將這種地域上以吐蕃為中心的四方國王的論述稱之為「四天子理論」。
【韋協】一書原始寫本大概成書於8世紀末，系統記述了佛教傳入藏地的早期歷史。從10世紀到14世紀開始，不斷有人對其母本進行覆寫。目前已知的比較早的寫本是巴桑旺堆先生譯註的11世紀手抄本。該書在提及吞米·桑布熱赴天竺之事，迎娶赤尊公主、文成公主，佛教在吐蕃的傳播時，同樣也涉及天竺、尼泊爾、漢地的相關情況。
稍晚，13世紀成書的一些藏文文獻對青藏高原周邊地域也有零星的敘述。如八思巴【彰所知論】卷上【情世界品】中就曾提及天竺、迦濕彌羅、勒國、龜茲、捏巴辣、震旦、大理、西夏等地方的名稱，並且對吐蕃、蒙古的王統做了簡要的羅列。劄巴•孟蘭洛卓的【奈巴教法史】第一品中則詳細列出了自聶赤贊普至朗達瑪的王統。在涉及吐蕃佛教弘傳的相關情況時，亦提及天竺、漢土、吐火羅、於闐、霍爾等地方。
綜觀早期藏文史籍對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域的歷史敘述，可以發現以下一些特點：第一，這類記載在地域上存在明顯的以吐蕃為中心的傾向。自6世紀吐蕃王朝建立以來，藏文文獻的關註點一直放在對青藏高原本土的論述上。後弘期早期文獻關於周邊地域的記載是以吐蕃為中心記述在地域上的一種延伸。第二，這一時期的資料對吐蕃王統的記述較多。這種記述當是吐蕃時期以來贊普世系書寫傳統的一種繼承。敦煌出土的吐蕃藏文寫卷中即有專門的【贊普傳記】，其體例類似漢地的紀傳體史書。
另外，除【彰所知論】簡要羅列蒙古王統世系，其余史書對周邊地區的記載基本與王統無涉。第三，史籍雖多提及青藏高原毗鄰地方的名稱，但篇幅並不多，且其中多荒誕式的記述，存在大量失實的成分，如吐蕃請婚使在長安鬥智鬥勇的各種情節。這些內容很大程度上是藏人對於周邊地域的一種想象。第四，從史學發展方面來看，這一時期對周邊地域的記載十分零散，並沒有形成專門的論述體系。
這些現象的產生，一方面與6世紀以來青藏高原政治和宗教發展的歷史狀況，及其對外的互動和聯系是相適應的，另一方面這一時期藏地史學尚處於探索和發展階段，其對於各地區的記述在體例和編纂上雖不成熟，但有吐蕃和蒙古王統作為參照，已經為後世周邊王統歷史的書寫萌生出了某種可能。
二、【紅史】及後世藏文史籍王統歷史的編纂
【紅史】始撰於1346年，成書於1363年。作者為元末蔡巴萬戶長，噶舉派僧人，藏族著名史學家貢噶多吉。該書有別於以往單純的王統史和教法史著作，是一部結合了二者的綜合性史書，記載了自世界形成以來至14世紀的歷史，內容涉及印度、漢地、西夏、蒙古、吐蕃的王統，以及薩迦、噶當、噶舉各派的傳承。學界對此書頗為重視。周潤年先生從所涉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的內容、史料來源、修史範式等方面對該書的整體價值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從藏族史學的發展行程來看，【紅史】在史學體例和編纂上已經非常成熟，遠遠超越前代，其最突出的一大貢獻當推對青藏高原周邊各地王統歷史書寫傳統的開創。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就文本體例而言，【紅史】在開篇按照佛教宇宙觀講述完世界的形成與教法最初的緣起和傳承之後，在其後的第三至九章，即分章節對印度、漢地、西夏、蒙古、吐蕃等地的王統世系及相關歷史展開專門的論述。所舉各王統史內容各自獨立成篇、條理清晰、邏輯分明，已形成較為完備的史學編纂體例。
第二，以地域而論，【紅史】王統史部份所涉地區和人群十分廣泛，且記述的內容又有側重。與此前成書的藏文文獻詳述吐蕃王統，而甚少涉及其它地方的做法對比，【紅史】系統梳理了印度、漢地、西夏、蒙古、吐蕃地方的王統，地域範圍廣闊。【紅史】此舉無疑具有極大的開創性，同時也反映出作者貢噶多吉對於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的一種整體性關照。該書在結構布局方面將印度、漢地、西夏、蒙古王統置於前，吐蕃置於後；內容篇幅上，以198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東嘎·洛桑赤列先生藏文校註本為例，有關漢地的章節占據了13頁多，其次為吐蕃王統，約8頁。蒙古、西夏的內容則各占2到3頁不等。可以看出，貢噶多吉筆下的王統敘述，漢地所費筆墨最多。吐蕃雖仍占很大的比重，但已不再是論述的重心。
第三，從內容來看，【紅史】在對各地王統譜系和相關史實的梳理過程中，特別註重西藏與內地關系的記述。作者在論述完漢地自周至唐的歷史之後，即以專門的章節講述藏譯漢文史料中唐蕃關系史方面的內容，對唐蕃之間和親、交戰、會盟等史實都進行了記載。此外，作者在書中對漢地佛教、歷算、醫藥等文化因素傳入吐蕃，南宋末代皇帝趙昺被送往薩迦寺出家等內地與西藏之間互動交往的歷史也有許多展現。
第四，【紅史】的寫作廣泛參閱了當時的漢文和蒙古文獻的藏文譯本，所記史實真實性較高。這一點已為大多數學者所認可。元代大量漢文、蒙古文史籍的內容被譯為藏文。貢噶多吉在論述漢地王統時，兩次提及采用了「贊巴拉多室利袞閱讀漢文古籍後在拉薩大昭寺寫成」的文書。其對唐蕃歷史的記述則直接參考了當時藏譯唐書【吐蕃傳】的內容，記載蒙古王統時對元代宮廷史籍【脫蔔赤顏】（即【蒙古秘史】）等資料做了一定的抄錄。所記西夏王統則是「依據西夏禪師喜饒益希所說」。
有學者對【紅史】的資料來源進行了史源學的分析，認為貢噶多吉對上述地方王統的記載，有些並非直接來自於漢地正史，但兩者很可能擁有共同的史源，一些部份也多采自中原民間傳說故事。作者在使用這些資料時非常謹慎，「反映了其對非藏文史料使用時既有開放性又堅持不盲從的原則性」。貢噶多吉這種廣征博引的做法以及嚴謹的治史態度，使得【紅史】所述各地王統歷史較之前的藏文史著真實性更高。
【紅史】的出現「標誌著藏族歷史編纂學已達到了一個新時代」，其對於內地各政權王統脈絡和相關歷史的撰述對後世藏文史籍無疑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一書寫傳統在後來成書的【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統記】【漢藏史集】【青史】【新紅史】【賢者喜宴】等史著中繼續得到傳承和發揚。【雅隆尊者教法史】作於明初，作者為出身吐蕃王族雅隆支系的釋迦仁欽德。該書「寫的主要是佛教概要」，王統歷史則分四個部份，詳述了漢地、木雅、吐蕃、蒙古的王統和歷史。其中有關漢地的歷史被分為了「漢地五王朝」和「蕃唐交往及甥舅史」兩個章節。
木雅王統則置於漢地歷史之後，而未被冠以專門的標題。【西藏王統記】定稿於1388年，作者為曾任薩迦仁欽崗拉章主持及薩迦大寺座主的索南堅贊。該書主要內容在於集中展現吐蕃王朝各時期政治和佛教歷史狀況，僅在第三章以簡略的篇幅介紹了漢地、木雅、蒙古王統和佛法在各地傳播的歷史。【漢藏史集】的作者為後藏學者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該書完成於1434年，分兩個部份，其中上篇在第9至12章節分別講述了於闐、漢地、木雅和吐蕃的王統歷史。蒙古王統則置於第22章節。值得註意的是，元、明兩朝的歷史在漢地和蒙古王統兩部份都有涉及。【青史】的作者為噶舉派著名學者、轉譯家管·宣奴貝。
該書作於1476-1478年間，以編年體的形式對佛教在藏地傳播的歷史脈絡和各教派傳承發展狀況進行了考察，其中第一章「教法來源、歷代王朝世系及前弘期佛教」中分「吐蕃王統世系階段」和「藏漢霍爾王世系」兩部份，詳細講述了吐蕃、漢地、蒙古各代王統世系的傳承歷史。【新紅史】成書於1538年，作者為格魯派第十五世甘丹赤巴班欽·索南査巴。該書對吐蕃、漢地、西夏、蒙古王統的介紹較為簡要，另外較之以往的史籍增補了傳說中古印度香跋拉王統部份。【賢者喜宴】完成於1564年，作者是是噶瑪噶舉派高僧巴臥·祖拉陳哇。該書分為五大部份，其中第三部份中的第二節是對吐蕃王統的敘述，第四部份則記載了於闐、漢地前期、木雅、蒙古及漢地後期的王統歷史，篇幅和內容較之前的史書更為豐富。
綜合來看，十四世紀以來成書的其它藏文史籍中有關王統歷史的記載，基本遵循了【紅史】所開創的王統史書寫和編纂的傳統，而略有所發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文本的體例安排上，除【青史】不敘木雅王統外，其余史書對漢地、蒙古、吐蕃、木雅都有專門的記載。【賢者喜宴】還單獨增加了於闐王統史的內容。第二，在文獻來源上，後世史書或與【紅史】有共同的史料來源，或直接受到【紅史】的影響。
如【雅隆尊者教法史】【漢藏史集】在敘述唐蕃歷史時均參考了前代藏譯唐書【吐蕃傳】的記載，對木雅歷史的記述也多根據喜饒益西之說。【青史】中的漢地王統歷史部份則直接是「據人之主貢噶多吉所著史書抄錄」而來。第三，就所論地域而言，後世史書王統敘事的主要內容依舊是吐蕃、漢地、西夏、蒙古等，與【紅史】基本一致，而略有增減，體現出對於元代以來統治地域的一種全域觀。第四，與【紅史】不同的一點是，後世藏文史著對各個地方的排序稍有變化，內容上則均以吐蕃王統和歷史為論述重點，如【賢者喜宴】對吐蕃歷史的記載在篇幅和內容上就遠遠超出其它地方。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藏地本位意識的上升。
三、關於十四世紀以來王統史書寫的幾點認識
史書的編纂是一定時期政治和社會文化思潮的反映。史學思想的轉變往往受到特定時代整體文化觀念的深刻影響。十四世紀以來包括【紅史】等藏文史籍中形成並不斷完善的對漢、吐蕃、西夏、蒙古等地方和人群的王統史書寫傳統，無疑是元明時期青藏高原和內地政治文化轉型的一種縮影和思想呈現。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紅史】及後世藏文史籍中的王統史書寫和編纂傳統的形成和發展，有其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張雲先生曾經從元代大一統王朝背景下漢藏之間的交往互動和兩地史學的發展狀況等視角，對元明之際為什麽會出現【紅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漢藏史集】這樣有影響的史學著這一問題進行過討論。這些思考對於探討王統史書寫傳統的形成和發展也頗具參考價值。公元九到十世紀以後，吐蕃王朝走向崩潰，內地則經歷了五代十國、兩宋及遼、金、西夏三百多年的分裂狀態。分裂多由民族因素所致。這一背景為藏族史家的寫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同時也是王統史中漢地、吐蕃、西夏各篇結構劃分的依據。
元代多民族王朝國家的建立，實作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的大組合。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彜先生曾經指出：「元代是民族重新組合的大時代，其深度和廣度超過隋唐。」元朝的統一對藏文史書中王統史編纂的影響大致有以下幾點：
其一，西藏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管轄，藏族匯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在這一形勢下，藏族史家們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地域、民族與周邊的關系。王統史的書寫，除了吐蕃外，他民族的歷史也自然受到關註。
其二，元代西藏各教派與蒙古上層政治力量的結合十分緊密，並且透過後者的扶持壯大自身實力。這使得寫作史書的藏族高僧大德在教法史之外，不得不考慮現實政治的影響。因此，早期藏文史籍中王統史成為了連線政治的一個最好的史學體裁。藏族史家們透過王統史的寫作，為元朝政權和統治的合法性背書。這為藏文史書的寫作提供了新的創作路徑，也為史學思想的轉變註入了新的靈魂。
其三，元朝的統一使得西藏地方與內地的交流日益密切，加速了王朝國家內部人員往來和知識互動。這一時期許多藏族人士前往內地。釋迦仁欽德的的父親紮巴仁欽曾隨卓袞·曲吉傑波赴京晉謁忽必烈。貢噶多吉任萬戶長時，也曾於泰定元年（1324年）朝見元帝也孫鐵木兒。與此同時，元代【脫蔔赤顏】諸多蒙古文、漢文文獻被轉譯為藏文，豐富了藏族學者的知識儲備。人員的往來和各語種書籍的轉譯，為王統史的書寫開拓了視野，擴充套件了史料的來源。
元末經歷了短暫的割據之後，明朝的建立使得統一王朝國家得以繼續和鞏固。藏族史書中各地王統歷史的敘事也隨之加入了明朝的內容。這一史學傳統在元代的基礎上繼續延續。
第二，多民族史觀在藏文史籍有關王統歷史的編纂中得到了突出的體現。【紅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賢者喜宴】等書的作者在各地王統歷史的撰述中，旁征博引，對不同民族的史料一視同仁地加以利用；在論述過程中多線並重，較為完整地呈現了漢、蒙古、吐蕃、西夏、於闐等多民族、多地區王統傳承的歷史面貌，體現出寬廣博大的多民族情懷。
第三，十四世紀以來藏文史籍中王統敘事的背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整體性關照，其意在於塑造元朝王統和政權的合法性，從而事實上建立起了統一王朝國家之下漢、藏、蒙古、木雅、於闐等人群和區域的共同體認識。【紅史】及後世成書的藏文史籍在涉及王統時，均廣泛搜羅青藏高原及周邊各地的歷史並加以系統論述。對此有學者認為，【紅史】作者「將當時所能了解的‘世界’進行了專門的敘述，除了西藏衛藏歷史外，還有阿裏、印度、漢地、西夏、蒙古等地的王統歷史」，使得【紅史】在史學史意義上帶有「世界史」的筆法。
事實上，受佛教宇宙觀的影響，【紅史】及後世成書的藏文史籍論及王統，一般將印度王統置於前。這是藏傳佛教高僧寫作時的一種慣常做法。而除印度外，這一時期藏文史籍作者們筆下的漢、藏、蒙古、西夏等地方，在當時均為元代中央政權所統治區域。因此，【紅史】及後世史書所論地域主要還是以元朝統轄的各人群及對應地區為參考的，反映出藏族史家們對元以來漢、藏、蒙古等人群共同生活地域的一種整體性認同。
此外我們還註意到，在漢、木雅等各篇王統史的文末，史家們無一例外都會強調這些區域的王統傳承最後歸屬於元朝。西藏地方因吐蕃王朝以後王統斷裂，元朝與其統屬關系的建立則在後面教法史薩迦世系部份得到展現。這一寫法的意味非常明顯，即著力構建元朝在各王統傳承序列中的合法地位。這同時也是藏族史家們書寫其它王統的理由之所在。以此為基礎，透過對元朝及其統治確立前各區域王統歷史的梳理，藏地史家們事實上建立起了漢、藏、蒙古、木雅、於闐等人群和區域的共同體認識。明代以後成書的【西藏王統記】【青史】等藏文史籍中，作者們往往將漢、蒙王統置於同一標題和章節一並進行論述，以明朝接續蒙古王統的正統地位，使得統一王朝國家之下各人群和區域共同體的觀念繼續延續和發展。
第四，以【紅史】為代表的十四世紀以後成書的藏文史籍中關於各地王統歷史的敘事，及其體現出的多民族史觀與人群、區域的共同體認識，是元代以來藏族史家們就如何看待和處理國家、區域、民族關系等問題，在思想觀念層面的一種回應。元作為蒙古人主導的統一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如何確立，統治區域內復雜的民族關系如何協調，不僅是作為統治民族的蒙古，同時也是藏、漢等民族需要共同面對和處理的重要問題。僅從史學思想層面而言，元代早期漢文史書的編纂因受漢族儒士夷夏之辨觀念的影響，曾有過激烈的正統之爭。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宋、遼、金的歷史地位問題上。元中期以後，上述思想才逐步發生轉變。漢地史學家和思想家們開始以務實的態度和較為平等的原則來看待各民族的歷史地位和關系，並且透過多民族史觀的引入，逐步消解傳統的夷夏觀念和中原正統論的影響，為元朝政權和統治的合法性等問題掃清了文化上的障礙，同時也加深了漢族士人對於統一多民族王朝國家的認識。
十四世紀以來的藏族史家們以早期藏文史籍中的吐蕃王統史的書寫體例為參照，將其借用和擴充套件到對包括青藏高原在內的元朝統轄區域內各地王統的論述中，透過對各自世系傳承、興衰成敗，以及最後盡歸於元朝的歷史脈絡的系統性考察，使得元朝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各區域和人群之間的關系，在藏族思想認識上得到了妥善的處理，顯示出高超的文化智慧。這一點對於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特別是如何從藏文化的角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頗具啟示意義。
【註】文章原載於【中國藏學，2023年第1期。為方便手機閱讀，註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齊雲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