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階段一8月底以後： — 1900年綏遠地區教案經過（下）
——兼及相關史料的準確運用問題
薄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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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4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國聯軍攻下北京。9月5日，慈禧在西逃途中釋出命令，要求官兵對義和團嚴行查辦。這樣，清朝對義和團的態度從「招撫」轉到「鎮壓」，全國義和團運動很快失敗。
從1900年8月底以後，綏遠各地的義和團運動也同樣遭到中外聯合力量的鎮壓，轉入低潮，清政府開始著手處理教案。1900年冬，清政府專門在山西成立辦理教案的洋務總局，下設口外七廳洋務分局，專門負責七廳教案，各蒙旗的教案責成綏遠城將軍查辦。在這樣的形勢下，大規模的反教活動不見了，但是，仍有個別地區的義和團繼續堅持反教鬥爭。
1901年6月6日(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山西巡撫岑春煊奏報理藩院，請求理藩院嚴禁蒙古兵民仇教。奏折中這樣記載：「法使函稱：有大員劉某在山西北境及蒙古地方，張貼驅逐西人告示，該處擾亂不息，地方官推諉不理。又準來電：據比使函稱，綏遠城二十四頃地地方，尚有匪徒聚眾，請妥為保護。
又準來咨：據比使照稱，寧條梁附近之小橋畔地方，有鄂爾多斯盟鄂拓(托)克、烏生(審)、劄薩克等旗擬再攻擊教堂，教民均被擾害，困苦難狀」等等。1901年6月8日，山西巡撫岑春煊奏報：「訪查得莎拉齊一帶，有假冒董營差官，招勇制械，聲言殺教情事」。
1902年2月16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比利時承辦教案委員林輔臣更是在呈文中指出，四子王旗一直有義和團在活動等事情。直到1903年年初，還有山西巡撫趙爾巽奏報有「拳匪」密謀反教的事情。這些情況充分說明，全國義和團運動失敗後，綏遠地區的義和團運動仍然堅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它的影響是廣泛的。
筆者在考察教案經過時，發現有的論著存在一些錯誤，略舉幾例：其一相關時間問題。如香火地教堂何濟世神父、弓溝堰教堂馬賴得神父被義和團殺死的日期。正確時間應該是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換算成公歷為1900年8月14日。一些論文和書籍將這一時間寫為1900年7月20日。
又如伊盟鄂托克旗、烏審旗、劄薩克旗的蒙古兵聯合起來於1900年8月9日(農歷七月十五日)攻打小橋畔教堂，8月14日(農歷七月二十日)用土炮攻擊教堂，9月2日(農歷八月九日)教民和教士被迫而出。而有的論文直接記述為1900年7月15日、7月20日、8月9日。
分析錯誤出現的原因，主要在於沒有全面、認真分析史料，對史料中所記載的時間不考辨陰陽歷，也不進行陰陽歷的換算就直接參照到自己的文章中。我們可以考察一下與教案有關的史料，其中如【拳禍記】、【綏遠通誌稿】、【光緒朝朱批奏折】、【義和團檔案史料】、【清末教案】等這些史籍和資料組譯，都是按照陰歷的時間來編排和記述，而另有個別如常非所寫的【天主教綏遠地區傳教簡史】一書，是按照陽歷的時間來寫的。
因此，在利用史料時，首先要對此進行了解和分析，嚴格按照史學論文的參照規範，不可陰、陽歷混亂。
其二，一些論文和誌書認為寧遠廳的主官稱作「同知」，這樣稱呼顯然與史料不符。【綏遠通誌稿】一書中有明確記載，寧遠廳設立於乾隆十五年，主官稱作「通判」。到1903年改為「同知」，寧遠廳的主官。在1900年時應該稱作「通判」。
其三，關於弓溝堰教堂馬賴得神父的國籍。有的論著則認為是荷蘭籍。據【拳禍記】所載「教案中被害的神父有荷國杜、孟二教士，比國何、馬、羅三教士」，顯然其中的馬教士就是指馬賴得神父，據此可知該神父是比利時籍，這一點在【綏遠通誌稿】中也有清楚的記載。
其四，還要考慮到史料的局限性。關於二十四頃地教案爆發的日期。一直以來在教會的相關記載中都認為是1900年7月20日，大多數學者都沿用了這種說法。而我們在清宮檔案山西巡撫毓賢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的奏折中看到對此案的記載卻是「六月二十三日」，即陽歷7月19日。是教會方面的記載正確還是清朝官員說的可靠，這在米辰峰的論文【從二十四頃地教案日期的分歧看教會史料的局限】中已經有了詳細的論證。「筆者同意該論文的觀點，即應是陽歷7月19日。
由此我們可得到一個啟示，即在利用史料時一定要盡可能全面掌握史料，深入分析史料所提供的資訊及其可靠性，還要考慮到史料局限性這樣才有助於澄清一些歷史問題。
參見【拳禍記】下冊243頁，書中記載：「七月二十日將兩座教堂的何神父和馬神父以‘教民謀反’為由傳到歸化城道署。當兩位神父走進廳署大門時，被義和團民殺死。」書中的七月二十日實為陽歷8月14日。【蒙古族通史】一書中所述香火地教堂何濟世神父、弓溝堰教堂馬賴得神父被義和團殺死的日期是1900年7月20日，顯然與史料不符。
參見【拳禍記】下冊259-261頁，書中記載伊盟鄂托克旗、烏審旗、劄薩克旗的蒙古兵聯合起來於1900年8月9(農歷七月十五日)攻打小橋畔教堂，8月14日(農歷七月二十日)用土炮攻擊教堂，9月2日(農歷八月九日)教民和教士被迫而出，而非【蒙古族通史】中所述的1900年7月15日、7月20日和8月9日。
【內蒙古地區的義和團運動新探】一文，大量參照了【天主教綏遠教區傳教簡史】一書的史料，該書是按照陽歷所述，而作者忽略了這一點，造成文章在時間上比較混亂。
引【涼城縣誌】和【蒙古族通史】等書將寧遠廳主官寫為「廳屬同知」，有明顯錯誤。正確記載可參見【綏遠通誌稿】卷840。
【蒙古族通史】第201頁。
【綏遠通誌稿】卷83記載「比國教士馬賴得、何濟世即日使出境東去…橫遭栽殺。」也印證該神父國籍應該是比利時籍。
米辰峰【從二十四頃地教案日期的分歧看教會史料的局限】，【清史研究】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