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民（1920～1995），1920年11月12生於哈爾濱市，原籍江蘇川沙（今屬上海）。
1932年，入蘇州東吳大學附中，畢業後入東吳大學化學系，後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
在大二時，投筆從軍擔任譯員，隨遠征軍在緬甸、昆明任美軍聯絡員。抗戰勝利後返校繼續學業，1947年畢業。
1949年到台灣後，成為台灣外國文學研究專家。1995年8月19日病逝於台北。
朱立民口述：
抗戰開始以來，隨著戰事的進展，美國顧問團來的人逐漸多了，訓練國軍需要轉譯員。
當時，我進入中央大學第一年第一學期，快接近期末考時，軍委會外事局正式行文給學校，鼓勵有興趣的學生去考外事局的譯員。
我們中央大學有十七八個人去應考，我是其中之一，還有好幾個華僑學生，通通都考取了，當上了譯員，人家都稱我們轉譯官，好像在政府做事就一定是官。
考取後，我們都很高興，也就沒心念書了，而且，我們報到的日期就在大考之前，剛好不用考試，可以早點去報到。
在局裏受了兩三天的職前訓練，就被派到昆明去。那時，昆明有一個步兵訓練中心，叫步校，一個炮兵訓練中心，叫炮校，而我被派到步校。
當轉譯官非常順利，我們第一批招考的譯員英文程度都很好，雖然我一年級還沒念完，有的則是三四年級的，而且，回國念書的僑生很多英文程度都很好，中英轉譯本身一點問題都沒有，問題在於我們不懂軍事術語。
後來，由美國軍官和中國軍官在中間替我們協調，一兩個星期下來，我們很快就學會了常用術語。
擔任轉譯隊隊長的是一位軍校畢業、英文很好的周少校，美方單位主管是阿姆斯將軍。後來，周少校要跟阿姆斯將軍一起調走，就向上面推薦要我接任轉譯隊隊長之職，我就接了下來。
剛去時，大家都是上尉官階，我升了隊長就變成少校，緊接著，很多人也升了少校，變成了資深的轉譯官。
由於美國的顧問軍官和士兵越來越多，訓練的範圍也越來越廣，除了國內的之外，還有印度的，所以需要的轉譯官越來越多。
昆明訓練中心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政府沒有辦法，就征調大學畢業生，不管什麽系畢業的都征調，連英文最差的中文系也被征調，他們到底怎麽轉譯的，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中文系出身的也的確做過轉譯官。
轉譯官的事情很雜，不一定是去上課，英文差一點也不一定不行，總是有事給你做就是了。我們曾經負責好幾班的轉譯官訓練，因此，後來我們也變成了教官。
我去當轉譯官，哥哥、姐姐都不贊成，他們認為，我應該把大學念完再去。後來證明，如果那個時候不去，後來也會被征調。
後來征調的，開始時也是給上尉的官階。這些人有一部份後來喪失了生命，因為他們受訓後，就被派到前線去了。從師部一直派到團部、營部或連部，派到連部的就非常危險了。
我認識的有幾個就是在前線，他們不是在作戰，而是幫美國軍官跟中國部隊聯絡，炮火是不長眼睛的，身在前線很容易被波及。
我們訓練的內容很多，有的教如何使用新式武器，有的講將來到印度或緬甸時應該怎麽打叢林戰，有的講理論方面，有的則是實際操作。
我軍士兵的紀律和學習能力都很好，而且，美國軍官的訓練方法設想都很周到。受訓都要考試，他們知道，很多受訓的中國士兵根本不認識字，於是，就把這些士兵分成兩組：
不識字有不識字的考試方法，用問答及實際操作；識字的除了實際操作之外，再加上書面考試。
說實話，不是每個士兵都有機會受訓，來受訓的人都是經過挑選的，文化程度較好，腦筋也比較靈活。一次訓練好像兩三個月，但也要看課程而定。
另外，中國長官來視察的時候，我們要把他的演講轉譯成英文，美方當然也要說幾句客套話，我們再把這些話譯成中文。
轉譯美軍的話非常容易，替中國軍官轉譯就非常困難。那時，中國的高級軍官也有的不識字，是靠經驗、戰功升上來的。
我轉譯的大都是最高級的長官，像西南幹訓團的教育長梁華盛，這批人的知識很好，講話也有內容，但是，也跟張道藩向我們訓話的情形一樣，非常啰唆，一講就講兩個鐘頭。
在外國人面前，他們當然不好意思講那麽多，但是，他們喜歡說中國的固有道德，什麽信義和平啦，孔夫子說什麽啦等等，我們非常煩惱。
他們演講，只有幾個人能上去轉譯，要怎麽辦？如果忠實地照翻，我們也翻不來，因為，他們講起話來沒有邏輯，我們英文程度也沒高到能隨時將話翻得非常漂亮自然。於是，我們幾個人商量，決定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
他們的話我們句句都聽得懂，但是不要每句都翻，等他講了一段話後，司儀請他暫停，我們心中已經組織好了，幾句話就應付過去。
後來，有些長官就問我：「朱轉譯官，我剛才講了很多，你怎麽那麽快就把它翻完了？」這種趣事也偶爾發生。
我們在昆明步兵訓練中心時，一度接受美方的資助。我記得，因為我們待遇很差，曾經向政府反映薪水不夠用，希望政府給一點津貼，當時甚至要罷譯。
有一個外事局的辦事處聽到這訊息，就找隊長來商量：「千萬不能罷譯！」
美方怕事情擴大，也知道我們待遇不好，就選了幾個工作特別勤奮、成績非常好的轉譯官商量，美方說：
「必要時，你們可以脫離外事局，由我們來付薪水，替我們做同樣的事。」
於是，我們就拿了幾個月的美金津貼，當時，也沒想到這是不合法的。後來上面知道了。說不可以這樣做，只好算了，但也沒有受到處罰。
我在昆明服務了大概十個月，那裏訓練中心的中國長官是趙家驤，就是後來「八二三」金門炮戰中死去的副指揮官。
趙家驤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以轉譯官的立場來說，他是最理想的長官，因為他講話非常有分寸、有組織，想都不用想，就可以轉譯出來，外國人也最喜歡跟他打交道。
他沒有留過學，可是，對外國人的心理有研究，知道如何跟外國人來往，所以，我們做他的轉譯官非常的輕松。
他的中國文學底子非常好，會寫詩，我們都稱他為儒將，他太太的弟弟跟我們在中央大學是同學。
趙家驤很了解青年的心態，常找我們到他家去聊天，不分階級，有幾次，不但找我們聊天喝茶，還請我們吃飯，對於提高我們的士氣非常有用。
有一次，在他家吃飯，我上了一個大當。我是不吃狗肉的，可大家事先都不講明，他們都吃了之後也叫我吃，我就吃了，也沒有覺得有什麽特別，事後，他們才告訴我那是狗肉，那時的感覺好像是比較熱一點。
到了周末，訓練中心就撥一兩輛卡車，載我們進城看看電影，吃個飯，也有人去看女朋友，或者遊山玩水等，禮拜六只有半天，禮拜天可以出去一整天。
至於夥食問題則很傷腦筋，因為要我們自己來辦，凡是廣東人或廣東籍的華僑同學辦夥食的話，就一天到晚吃牛雜，我實在吃不下，只好花錢到外面的攤子吃。
說起看電影，那時候昆明城裏也有幾家電影院，最苦惱的就是人很多，買不到電影票。
我們最氣的就是空軍單位在昆明的人很多，航校也在昆明，他們也是周末出來玩。他們如果想看那一部電影，而且人數很多的話，我們就很難買到票，因為，他們就用兩個大個子擡著一個人，像飛機一樣，從人群中沖過去，沖到售票口去買票。
我們毫無辦法，打也打不過他們，這種情形也不常有，只是看過這樣的情形，都是敢怒不敢言。當時，到底看了些什麽電影，現在也沒什麽印象。
昆明很熱鬧，城外的名勝很多，氣候也很好。周末如果我們不出來的話，就跑到附近的山上去，帶個毯子躺在山上，在溫和的陽光下睡覺，很舒服的。
當時，西南聯也在昆明，我有幾個老朋友在那兒念書，大家時有來往。我是教會中學畢業的，在那裏念書不一定要信教，只是覺得每個禮拜天去做個禮拜，也很有意思。
既然不能每個禮拜天都找個地方玩，就利用禮拜天的上午到教堂裏做禮拜，或者加入唱詩班。
我在昆明就遇到一位同學，他拖我入唱詩班，所以，我有一個時期每個禮拜天都去唱詩。沒有幾首聖詩是我會唱的，只是跟著他們唱，反正跟著起哄就是了。
唱詩班裏有好多女孩子，這也是我們加入唱詩班的原因之一，借這個機會去接近她們，有時候，運氣好的話，可以約好下午見面吃個飯、看個電影等等。
我們附屬的單位都是美軍直屬機構，只有昆明步兵訓練中心是一個教育機關，有中國軍官，也有美國軍官，但是，中心的行政是美國人負責，所以管行政的全是美國人，而受訓的全是中國人。
我們只有上課的時候，才跟受訓的人接觸，平常沒有什麽接觸。要接觸最多的只有趙家驤將軍，而他令我們佩服得不得了。
那時，我們都覺得，如果中國的軍人都像他這樣的話，我們早就強起來了。
昆明步兵訓練中心上課時，分成不同班次，譬如說上叢林戰，我們就在野外上課，很少在教室裏。
訓練士兵多半是實際操作，教士兵如何使用迫擊炮、機關槍、步槍、手槍等各種新運到的武器。
那時，中國軍隊雖然有很精良的武器，但是只有某種部隊才有這種裝備，很多部隊的裝備非常差，有些部隊甚至連機關槍可能都沒見過，所以，抗戰時每支部隊的武器，都非常不整齊。
當時，常常有美國來的明星或演藝人員來勞軍，像鮑伯·霍柏，我們當然沒接待過鮑伯·霍柏，他不會到我們這個小單位來。
別的演藝人員倒是來過，他們也歡迎同單位受訓的中國人參加，但不會給中國人安排特別的座位，好像擺明了這是給美軍看的表演，我們只是客人而已。
這件事情，使得中方很不滿，因為每次有京戲來表演，我們都把前面最好的位子留給美國軍官及士兵。問題是美國人不喜歡京戲，也不領情。
我做了隊長之後，想辦法讓單位給中國轉譯官的福利改善一點。以前，周末派車子去昆明，都是派很爛的貨車，我去了之後，頭兩個禮拜安排很漂亮的新貨車，後來，維持不下去，他們說排程有困難。
有的時候，也有進城去玩的美國軍人，看見我們的車停在那兒，不但上了車，而且要坐在司機旁邊那個最好的位子。
有一次，我就上去跟那些美國軍人交涉，有一個就說：「這是美軍的車子，我是美國軍人，有權坐在這兒。」
我也不能跟他硬來，就說：「請你把你的名字告訴我。」他說：「好。」我說：「我明天要把這件事向司令官的參謀報告。」他說：「你去報告好了。」
我報告之後，由於沒有把他的名字搞清楚，他們一查沒有這個人，就不了了之。
美國軍官的素質還不錯，有些士兵說話比較粗魯。有一個年輕少尉剛剛到中國，什麽都不懂，就對我說：
「朱先生，我想你們轉譯官應該以‘Sir’（長官）稱呼我們。」
我說：「你知道嗎？我們都有上尉或少校的官階。你們才應該以‘長官’來稱呼我們。」
我這樣一說，他也就沒話講了。
1943年，我們在昆明的十個月（或是一年）之間，中國方面的長官趙家驤被美方邀請到印度去參觀國軍在那邊訓練的情形，他因為不懂英文，就找我陪他去。
於是，我們搭美軍的飛機到加爾各答，後來，還到其他地區參觀。
那時，印度還是英國屬地，英國的風氣很盛，我們住在最好的賓館，一天要吃五頓飯。
起床之前，是床上早餐，梳洗完畢下樓是正式早餐，中午有中餐，下午有下午茶，晚上是晚餐。
所有的侍者都是印度人，黑黑的，穿著白制服，頭巾上都有亮晶晶的飾品，腰帶是金色的，一雙腳卻是光著的，黑得發亮，對比非常有趣。
在那裏，任何時候你留在旅館都不得不開啟窗戶，因為沒有冷氣，熱得不得了，只有靠風扇。可是，一開啟窗子，就什麽聲音都進來了。
最難受的，就是外面有人在唱歌，印度歌淒涼無比，好像在呻吟。當然，可能也是我們藝術欣賞程度不夠，不是所有的歌都這樣，但是，我們聽到的好像都是非常非常淒慘的歌。
我們一出大門，往往就會被一群乞丐包圍，膽子大的還抱住你的兩條腿，不給錢就不放人。不過，他們對英國人就不敢，英國軍官有鞭子，會打人。
乞丐一看，就知道你是哪一國人，對美國人及中國人都是用這種方法，他們知道，這兩國人不會打人，而且一定會給錢。
有時候，給了錢就散開了，然而另一群又上來，所以，上街也是麻煩。不過，也不是每次都會遇到這種情形。
後來，緬甸前線需要轉譯官，我們又被調到前線去，我被調到緬甸，就是史迪威下的命令。
當時，我們已經有好幾個師進去緬甸了，曾經救過被圍的英軍，由於八莫還有殘余的日本兵，史迪威要我們中國軍隊負責消滅他們。
載著我們幾個轉譯官的飛機在八莫降落，沒有機場，只有跑道，日軍打過來的炮彈落在我們飛機附近，我們就趕快下飛機跑到掩體後面，後來，中國軍隊大概一個月之內就把日本人解決了。
在那個月裏頭，史迪威曾經親自到我們營地視察，下達作戰命令，我就是轉譯官。當時，我很緊張，因為從沒有轉譯過作戰命令，結果一看很簡單，就是哪一個部隊明天什麽時候開始向哪方面作戰，如此而已。
史迪威在前線研究作戰計劃 圖片來自網絡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時，中國方面有四個師長聆聽這個作戰命令，美軍方面則有當地的司令，還有參謀長，我轉譯之後，就散了，彼此也不商量，好像各做各的。
我就留下來跟那四個師長聊天。非常可惜的是，那時我沒有記日記，認識那麽多位軍人，結果一個都不記得，只認識趙家驤。
其中一位師長好像是用四川話或湖南話對我說：「朱轉譯官，你對他們比較了解，他們怎麽都要吃過早點以後才開戰，都是八點開戰，這明明要我們吃完了早點才開戰，哪有這種事啊！」
第二天，他們果然沒有按照命令指定的時間進攻，而是拖到第二天的半夜才開戰，結果把剩余的日本人消滅了。
他們向美方報告的時候，美方也沒有話講，因為雖然他們沒有按照命令時間開戰，但是任務畢竟完成了。
那次作戰，還抓到一部份俘虜，其他日本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自殺了。不過，所有被日本征調的隨營妓女——就是慰安婦都還在，大概有十幾個。
由於有溝通上的困難，就調了幾個日裔美國人來轉譯。當時，有很多在美國的日本人都已經被關起來了，也有被美國征調出來服務的，他們不打仗，而是做轉譯或別的工作。
他們用日本話審問那些被俘虜的日本兵及營妓，我們才知道，那些營妓都是北韓人。
由於我們的階層太低了，關於史迪威的一切只是聽聞而已，我個人倒是確定了一件事。
好多人說他的中文好，其實，他的中文很爛，只是能聽懂而已，說話都說不清楚，只有簡單的事情可以用中文表達。
我看得出這個人的脾氣很壞，很不耐煩，有點獨斷獨行的傾向，在我看見史迪威的場合中，他與中國高級軍官的來往，沒有什麽值得提的事情。
在緬甸，我們也有休假的時候，假期大概是一個禮拜，休假的目的地一定是加爾各答——要離開叢林，就只有到都市去玩，因為，我們在緬甸都住在叢林裏，睡行軍床。
從緬甸到加爾各答，坐飛機要好幾個鐘頭，而且一定得坐飛機，陸路沒辦法。
因為我們屬於軍委會外事局，拿的是中國政府的錢，不是拿美方的錢。在緬甸時，待遇比較高一點，是以盧比計算，而且，在緬甸工作，根本沒有花錢的地方，所以，一到加爾各答買起東西來就像瘋子一樣。
那時，我買了很多書，我們在緬甸的待遇，比國內的轉譯官要好很多。國內的轉譯官給上尉或少校階級，並不是因為你有上尉或少校的資格，而是，因為以少尉或中尉的軍階敘薪錢太少了，為了想辦法多給你一點錢，才給較高的軍階。
盡管如此，還是不夠用，到緬甸後就好多了。
轉譯官當中，有很多都是成熟的男人，甚至有些是有家眷的，也有單身或比較單純的大學生，任何一個這樣的團體，總有人要找女人。
他們到了加爾各答，這方面就很容易解決。可是我們幾個不敢去，就在旅館的咖啡館聊天，或者上街走走，等他們回來，聽他們講經驗。
他們去的一定是專幹那一行的地方。對幹這一行的女人而言，根本就不把這當一回事。
她們不會把感情融入，因為人太多了，有美國人、英國人、中國人，還有當地的印度人，都需要排隊，而且，每個人只有幾分鐘，如果慢一點，她還會催你。
那有什麽意思呢？找高級的要多花錢，他們又舍不得花，所以，後來就不去了。
在同搭飛機或同住旅館時，我曾看到國軍各部隊到加爾各答辦事的軍需官，手上金戒指一大堆。
他們沒有辦法用別的方法來存錢，就買金戒指。他們中間有油水可撈，在加爾各答把事情辦完了，能揩的油揩了，就買金戒指或金塊回去，一看就知道有問題，這些人都在發國難財。
有一次，我陪美方一位維塞爾將軍到緬甸視察，那位將軍要去視察一間離前線不遠的野戰醫院。
緬甸中國遠征軍野戰醫院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因為接近前線，他想先到前線去看一看，所謂前線就是連部，前面幾百米就是敵人了。
我身上帶了一把碳烯槍。我當轉譯官也很久了，但是，連敵人都沒看過。那天大霧迷茫，什麽都看不見，只知道敵軍就在前面兩三百米的地方，我就拿槍往那方向開了幾槍，算是「出了任務」。
這件事，其實還有兩點值得一談。第一，這位美國長官是位準將，肩上掛了一顆星，他明明知道要視察的野戰醫院接近前線，如果有太陽的話，他肩上的星會閃光，這樣就會被敵人發現。
也許他有先見之明，知道會有大霧，不會發生什麽事故。也許他沒經驗，因為，他是直接從美國調來的，在美國是一個裝甲師的副師長，沒有作戰經驗。
第二，我們到野戰醫院之前，醫院派了一個少校軍官來接我們，在吉普車上，他就問美國長官：「將軍，你要走捷徑，還是走正路？」當然是越快越好。
結果，那軍官就帶我們沖進湖裏，就往湖裏頭走，醫院就在湖的對面。這位維塞爾將軍比我還高一個頭，但水都到他胸前了，他就回過頭說：
「我們非涉水穿過這個湖不可嗎？非這樣不可嗎？」
「不，長官！但這是捷徑。」
這話把他氣壞了，我是更緊張了，因為，我不會遊泳。
最後我們折了回來，另外繞路去，真是莫名其妙。可見，在美國軍隊裏頭，也有對長官的話，不加分析就執行的現象。
最快的路要穿過一個湖，都快淹死了，怎麽會叫作捷徑呢？實在是莫名其妙。
八莫之戰勝利之後，緬甸的局勢逐漸平靜，同時，聽說德國在歐洲已經投降，所以，大家認為日本人投降的日子也不遠了。
這時候，逐漸有轉譯官開始辭職回國，預備回去念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走新開的八莫—昆明公路，走過很多山才回到雲南的，每個車隊都是幾十輛卡車，由一個美國軍官帶隊，有一個中國轉譯官陪著他坐第一輛車。
我不曉得自己是第幾個梯次的。準備回國的轉譯官中，有很多人也動腦筋想發一筆小財，有的帶香煙以及美軍軍官供應處裏可以買到的東西，如咖啡、做冰淇淋的奶粉等，這些東西，到雲南都可以賣到好價錢。
還有人帶軍火，美國士兵對自己的手槍、步槍等都很隨便，好像沒有稽核一樣，想賣就賣了。
我們就買啊！我也買了一支手槍，後來想想不好，萬一落到土匪手裏就糟了。我這人還很天真，賺錢居然還要想到別的問題。
於是，我就把它賣掉，買了大批香煙帶上吉普車，準備帶回昆明去，誰知道，到了昆明就被熟朋友一搶而光。
我是在昆明當轉譯官時學壞的，又喝酒又抽煙，美軍軍官供應處裏什麽牌子的香煙都有，在緬甸還有英國煙。
我就每一種煙買一罐（那時是罐裝），擺在自己的桌上，一會兒抽這支，一會兒抽那支，這樣一抽也抽了四五十年了，剛開始，只是為了好玩而已。
那時候有幾個會打撲克的轉譯官賺了不少錢，美國人打撲克，精的人很少，有很多很笨，我們隨便弄一弄，就賺好多錢。
回來之後，我馬上就把辭職的事辦好，然後回重慶念書。我以前二年級的學分根本沒有念滿，不過政府有一個辦法：
凡是在抗戰時期做過轉譯官或是從軍的學生，回到大學念書，如果共同必修科沒有念完的話，可以全免。
這樣一來，很多課程我就不必念了。所以，我在中央大學念書，算算在沙坪壩一年，回到南京復校兩年，三年就把外文系必修的課程都念完，然後就畢業了。
這就是為什麽我的畢業成績單上，只有108個學分。就因為只有108個學分，1954年，我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所時，有幾個學校認為我還沒有畢業，要我補修大學學分。
我兩年內把三年的課程念完，其實都安排得很好，沒有什麽困難。唯一的麻煩是法文。
那時，規定第二外國語要念三年，我只有兩年，只好先念一年法文，第二、三年的法文同時念，這都是變通。
當時可以辦得到，現在不可能辦到了，現在的教育部，什麽事都管得很厲害很清楚。
我在四川時，從來沒有覺得有隔閡。也許是因為語言上的關系，雖然我不能講很土的四川話，但也學會了他們說的那一套，而且，我說國語他們也聽得懂，因此沒有感覺到四川人有排外的心理或舉動。
說實話，抗戰時期，很多有權有勢的人，生活其實過得很舒服。有一次，美國記者來存取，當時財政部長孔祥熙就招待美國記者吃美式早餐，有雞蛋、熏肉、果汁等，跟普通美國早餐完全一樣，這在當時的重慶算是很奢侈的。
記者就故意問：「現在你們抗戰，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請問部長，您的早餐是不是每天都是這個樣子？」
這也是人家在外國報紙上看到後，告訴我的，他如何答復我不知道，我想一定是很尷尬。
當時，我們的確聽到好多傳聞，說重慶有錢有勢的人如何享受。重慶買不到的東西，可以從香港空運進來，像上海的大閘蟹。
如果說像蔣夫人帶點私人東西，我想是很普通的事，一定是有的。就像現在美國總統的幕僚長，把空軍飛機當作私人飛機一樣。
有權勢的人，隨便揩揩油覺得無所謂，這種事，不講出來就無所謂，講出來就變成醜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