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擔保地下黨清白，軍統內審仍發現其為間諜，戴笠信譽掃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決定新四軍集中力量穩據山東，策應奪取東北，而上海則由國民黨接管。
此時，軍統特務開始在上海進行「肅奸」活動，在審問漢奸的過程中，軍統特務發現了一條驚人的線索。
在軍統內部，有一條重要的線索，經過審問後，發現了一個地下黨員，而這個人就是上海站的上校組長李時雨。這個訊息引起了軍法處處長沈維翰的重視，他立即向戴笠發去密電，希望能盡快采取行動。
然而，戴笠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李時雨只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不可能是共產黨，並且他在軍統內部表現出色，不同意逮捕他。
那麽，李時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能讓戴笠如此信任呢？
1930年，李時雨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成為了一名才華橫溢的學生。彼時的他專註於學術研究，未涉足任何政治組織。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李時雨深感國破家亡的現實，他明白唯有跟隨共產黨的步伐，才能拯救國家。
於是，他加入了青年團，並隨後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法學院畢業後，李時雨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打入東北軍，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他被法學院地下黨張敬載介紹給了時任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的張學孟。令人驚訝的是，兩人竟是老鄉和校友，因此李時雨被留下了。
1934年，李時雨與孫靜雲相識並結為夫婦。由於工作原因，他們聚少離多。後來，孫靜雲也加入了共產黨，成為了一名革命工作者。
1935年，蔣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在張學孟的介紹下，李時雨擔任了「剿總」第四處的中尉辦事員，從此開始了他的危險潛伏生涯。
當時，李時雨是黨特派做東北軍工作的，直接受周恩來領導。他需要完成兩項任務：了解東北軍的情況以及宣傳共產黨的思想，鼓勵東北軍打回東北。
然而，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在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被蔣介石無端扣押，東北軍群龍無首，高層領導人之間主張不一，矛盾重重。
不久後，東北軍進行改編，大部份官員都被裁掉，李時雨也是其中之一。
在組織的安排下，李時雨抵達了天津，經老同學介紹，他結識了何松亭，何松亭負責天津的秘密情報工作，因此李時雨決定留在天津。
1937年，天津成立了一個治安維持會，該會由日本扶持，吳光弼擔任總務科長。他曾在「剿總」辦公室工作，和李時雨有過交集。
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找到了吳光弼，希望他能給自己介紹一份工作。因為李時雨是學法律的，吳光弼便安排他在天津高等法院擔任檢察官。
為了便於工作，李時雨從日本特務機關獲取了幾張通行證，這使得他能夠自由地往返京津兩地，為中國共產黨傳遞重要的情報資訊。
不久後，何松亭交給李時雨兩個任務：一是找到一部電台並將其運送到北京；二是營救共產黨員馮驥，並告誡他：「務必謹慎行事，切勿暴露身份！
」整裝的電台是軍事禁品，市面上無法購買，因此李時雨決定組裝一部電台。他了解到，可以從外國人開設的電料行購買到所需的材料配件，因此他經常出入那裏。
經過半個月的時間，電台配件和馬達購買齊全。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配件運出天津呢？
李時雨居住在英租界的達文裏路，附近有日軍設立的檢查站，過往的人都要進行全身檢查，重點檢查可疑的大物件。
李時雨絞盡腦汁，想到了一個辦法，首先搞到一輛能透過日軍檢查的車，車越貴越好，他想到了高等法院院長菲爾特的臥車，但是院長的專車豈是輕易能搞到呢？
就在這時，李時雨突然接到妻子孫靜雲的電話，她要去北京，希望李時雨接站，這時，李時雨心中一亮，頓時有了主意。
晚上，李時雨提著厚禮來到了院長家，院長對李時雨這位法學院的高材生非常欣賞，無事不登三寶殿，直接問他有什麽事兒。
李時雨有些不好意思，說出自己要借車接妻子，院長看出他愛慕虛榮的心裏，於是同意把車借給他。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接下來就是想辦法如何透過日軍的檢查站。
李時雨準備了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裝的是一台縫紉機，另一個箱子裝電台的材料，首先將裝有縫紉機的箱子放在別處。
第二天清早，李時雨將那個箱子搬到了車上，經過日軍檢查站時，他主動要求日軍檢查，日軍看到這輛車，心想車主人的身份一定不簡單，開啟箱子，看到裏面是一台縫紉機，就放行了。
之後，李時雨乘車來到自己的住處，他安排司機吃早餐，趁這段時間，李時雨以最快的速度將箱子搬下車，換上裝有電台材料的箱子。
等司機用餐結束後，他們乘車又路過日軍檢查站。日軍看到是剛才檢查過的箱子，就沒有再次檢查，快速讓他們透過了。
轎車一路開到了廊坊，李時雨將箱子交給接頭的地下黨員，然後乘車去接妻子孫靜雲，完成了第一個任務。
第二個任務是解救共產黨員馮驥。在天津淪陷前，馮驥因為被認為是共產黨而被關押在天津監獄。李時雨，作為法院的檢察官，有許可權檢視各個庭的案卷。
有一次，他趁書記員外出的時候，偷偷地找到了馮驥的案卷，並全部拿走。幾天後，他又來到這裏，要求檢視馮驥的案卷。
但是書記員找了好幾次，都沒有找到，開始慌張起來。這時，李時雨故意責備了他，並提醒他：「是不是在上次的爆炸中被毀掉了？
」因為在日軍攻占天津期間，法院被炸過一次。書記員趕緊順著台階，點了點頭說有可能是這樣。接著，李時雨提出了要到監獄檢查，每個囚室都看了一遍，然後說要單獨審問幾個犯人。
在審問到馮驥的時候，他偷偷地給了馮驥一張紙條，告訴他關於他的案卷已經被毀掉，讓他不要承認自己是共產黨，而是說自己是因為和別人打架，被誣陷入獄的。
在法院的庭審中，因為沒有充足的證據，無法對馮驥定罪，最後他被無罪釋放。就這樣，李時雨成功地完成了組織交給他的兩個任務。
1939年8月，汪精衛叛變，試圖在各地網羅代表，建立偽政府。此時，汪精衛派朱晶華等三人來到天津，向李時雨發出邀請。
朱晶華對李時雨的年輕才俊十分欣賞，認為他是難得的人才，希望他能成為代表。然而，李時雨卻對此感到擔憂，他表示自己並非國民黨，不知道如何參加「六大」代表。
朱晶華拍著胸脯保證，他們並不關心李時雨是否是國民黨，只要他願意，就能成為代表。他建議李時雨在介紹中說，自己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期間，由他介紹加入國民黨。
李時雨對此感到猶豫，因為他已經在平津建立了良好的基礎，對於獨自闖入敵營，他感到不安。李時雨向何松亭匯報了此事，何松亭認為這是一個打入汪偽政府的絕佳機會，鼓勵李時雨勇敢地接受邀請。
李時雨在何松亭的鼓勵下，信心滿滿地接受了北方國民黨代表的職務。會議在上海的極斯菲爾路76號舉行，一群漢奸賣國賊登台露面，汪精衛擔任「國府」主席，陳公博則成為立法院院長兼上海市市長。
李時雨被任命為立法委員和法制委員。在會議期間，他詳細記錄了會議的內容，並在會議結束後立即向北方分局社會部報告，為黨組織提供了汪偽政府的第一手情報，他的出色表現得到了組織的贊揚。
在1940年，李時雨來到了南京上任，他開始在陳公博的領導下工作。在第一次例會上，委員們在關於立法程式中產生了分歧，這時，李時雨作為法學院的畢業生，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他口才流暢，觀點明確，一針見血，因此得到了陳公博的賞識。
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裏，李時雨就成功地在偽立法院開創了新的局面，並成為了陳公博的親信。陳公博的秘書曾評價他為人敦厚誠實，法學根底深厚，是一個有才華和能力的青年。
李時雨憑借立法院院長的信任和賞識，為他的地下活動提供了可靠的掩護。他的「官運亨通」，職務節節攀升，與汪偽政府的高層領導建立了聯系，頻繁出入上層人士的社交場合，擴大了自己的人脈。
同時，李時雨還不斷為黨組織收集有價值的情報。1942年，他接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在這期間，日軍開始對新四軍進行「清剿」，汪偽政府讓李時雨負責「清鄉」人員的監督和督察。
李時雨成功地將日寇的「掃蕩」計劃及時且準確地傳遞給新四軍，為新四軍的撤離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使日軍的清鄉計劃以失敗告終。
日本人訓斥了陳公博，而陳公博則將參謀長和團長一頓臭罵，絲毫沒有懷疑李時雨。陳公博永遠不會想到，泄密的人就是他最信任的「親信」。
1941年，陳公博擔任上海偽政府市長兼上海保安司令，委任李時雨為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的職務。李時雨趁機安排了幾名地下黨員，為收集和傳遞情報提供便利。
他的妻子孫靜雲也來到了上海，負責內勤和情報交換工作，盡管行事謹慎，還是引起了日本憲兵隊的註意。一天夜裏，日本憲兵隊闖進了李時雨家中，將他的妻子孫靜雲帶走。
其實，日本人已經對李時雨產生懷疑，因為他是汪偽政府的「紅人」，不方便對他動手，想透過孫靜雲搞清楚他的身份。
日本憲兵隊對孫靜雲用盡酷刑，對她進行逼供，孫靜雲強忍劇痛，未吐露半句實情。最後，陳公博出面，親自求情，日本人才放人。
這件事之後，也成為了軍統特務審查時，被懷疑是共產黨的把柄。
1944年，汪精衛病逝，汪偽政府內部產生動蕩，政府主席一職競爭激烈。最終，陳公博成功上位，擔任代理政府主席。
未能如願的周佛海則被迫接受了上海市長兼警察局局長的職位。陳公博赴南京就任後，決定將李時雨任命為司法行政部次長。
然而，周佛海堅決反對，陳公博只好妥協，留下李時雨。此時，李時雨手中握有實權，各方勢力爭相拉攏，為獲取情報提供了便利。
考慮到安全，組織對李時雨的情報網十分重視。為了減少他的接觸面，決定由中共華局直接領導，派遣社會部副部長張執一作為新四軍代表，協助李時雨的工作。
張執一向李時雨介紹了當前新四軍的形勢，已經進入戰略反擊階段，組織給他下達了任務，讓他掌握一定的武力，暗中籌劃起義，配合新四軍攻克上海。
一是將已經策反的軍警力量帶回解放區，另一個是繼續潛伏，發揮更大的作用。正當李時雨猶豫不決時，一個名叫余祥琴的舊友找到了他，說如果李時雨能把警力拉到他那一邊，他願意帶李時雨混進軍統。
李時雨沒想到余祥琴竟然是軍統頭目，更沒想到他會看中自己，這件事讓他感到驚訝，他隨後向組織報告了這一情況。
經過黨組織的研究，決定將計就計，讓李時雨打入軍統工作。
余祥琴帶著李時雨去拜見他的老師杜月笙，恰巧戴笠也在場。余祥琴向戴笠介紹了李時雨，戴笠對李時雨的能力表示贊賞，稱他打入南京偽組織後為黨國做出了許多貢獻。
李時雨表示戴笠的領導是關鍵因素。余祥琴推薦了李時雨，戴笠任命他為軍統上海二站第二組上校組長。第二組主要負責上海的社會動態，他們能夠掌握每天的重大事件。
李時雨利用職務之便，獲取了軍統總部對上海各站的指令、通報和通知等機密檔，並整理成情報，傳遞給組織。因為黨組織提前掌握了軍統的行動計劃，了解到了軍統要迫害、暗殺的「黑名單」，通知了被監視、跟蹤的共產黨地下人員和進步人士，使他們擺脫險境。
第二組的首要任務是「肅奸」活動，李時雨列出了100多名汪偽政府高級官員的名單和詳細地址，並將所有情況報告給軍統，使得漢奸們被一網打盡。
因此，李時雨在「肅奸」活動中立了大功，獲得了戴笠的嘉獎，得到了他的認可和信任。在軍統特務審查漢奸時，李時雨被懷疑是共產黨員。
幸運的是，戴笠為他擔保，使他逃過一劫。然而，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因飛機事故墜機身亡，軍法處開始監視李時雨，他不得不向黨組織報告。
張執一決定讓李時雨尋找機會離開上海，前往北平。李時雨提前購買了機票，但就在離開的前一天，軍統特務逮捕了他並關押起來。
軍統特務對李時雨進行嚴刑拷打，但他憑借驚人的毅力，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由於沒有審問出結果，證據不足，三個月後，李時雨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
在解放軍的連戰連捷下，國民黨政府動蕩不安，反饑餓、爭民主的運動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如火如荼。在這種背景下，李時雨被釋放，出獄後第二天，他與張執一取得了聯系。
根據組織的指示，李時雨以上海某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經過兩個月的努力，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引起了國民黨的註意，於是派特工暗中監視李時雨。
為了他的安全，根據組織的指示，他立即撤離上海，繞道香港前往北京。1949年4月，李時雨帶著一本線裝古書作為偽裝的情報，見到了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軍委情報署署長李克農，並親自交給他。
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得知李時雨來京後，立即要求見見他。得知劉少奇要接見自己，李時雨非常激動和緊張。幾天後，他穿著人民解放軍的軍裝，見到了劉少奇。
劉少奇緊緊握住李時雨的手說：「在中央北方局當書記和新四軍當政委時，經常收到你的重要情報，你一個人能頂三個師啊！
在敵人心臟待了十五年，今天得以凱旋，簡直是奇跡啊！」
在黑暗深淵奮鬥十五載，如今光明身份終於揭露，身著人民解放軍的軍服，李時雨感受到「重逢」的喜悅，激動地寫下：「魔窟激鬥十五載，刀光劍影隱秘戰。
革命勝利歸鄉日，換裝笑迎春光燦。」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在北京安詳離世，享年91歲，結束了他非凡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