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東北興安屯是一片禁止外國人進入的屯墾區。但是1931年2月開始日本間諜便化妝成中國農民偷偷的進去進行測繪。
同年5月25號晚上，駐紮當地的部隊又抓到了4個外國人，其中2個日本人，1個俄國人，1個蒙古人，當場繳獲了手槍、望遠鏡、手繪地圖等物品。上報團長關玉衡以後，他立即帶人連夜審訊。
關於這幾個人怎麽處置，大家意見不一，有說秘密處死算了，有說放他們走，在路上找機會做掉他們的，但關玉衡團長的態度是，審出更多線索，明證其罪行，公開處置，讓日本人知道中國地盤不是他們的後花園，不是他們想去哪就去哪的。
可審訊時，一個叫中村震太郎的小B崽子，自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佐，自恃有日本撐腰，要嘛沈默不語，要嘛態度蠻橫張口罵人。
關玉衡起初並不贊同刑訊逼供，但這幾個王八蛋顯然是不見棺材不低頭的主。所以關團長說：捆倒了打。
中村不但沒有收斂，反而和捆他的士兵毆打了起來，關玉衡當即抽出刺刀指著中村。這下他老實了，被捆起來交代了一些事情後，解開繩子畫押時，這個B不但撕毀了口供，還又跟士兵打了起來。一個士兵一槍把子敲在了中村腦袋上，暈倒了過去。
關玉衡看這玩意既然如此不知好歹，便下令，押赴後山，秘密處決。就這樣4個間諜連同他們的馬匹全部被悄悄的幹掉了。
天亮後，關玉衡把繳獲的證物層層呈報給了張學良。張學良給的答復為「滅跡保密」。所以直到8月中旬，日本才發現中村好像「消失」好久了。
他們一邊向遼寧政府要人，一邊在報紙上渲染「中村震太郎入蒙遊歷失蹤」。東北的回應簡單有效：我不知道，沒見過這個人。
簡單粗暴的辦法想破解也很簡單，日本說，你不知道是不是？那我知道了。他們在報紙上說：中村攜帶鴉片和海洛因，途徑興安時被土匪殺了。
並以此為借口要求東北當局交出殺人兇手，誰殺害誰償命。發了幾天以後，他們報道又變了，說查的更清楚了，毒品的確帶了，人也的確死了，不過不是土匪殺的，是關玉衡和他手下的官兵為了搶劫毒品，而殺人越貨，必須把關玉衡拉出來，一命抵一命。
後來為了施壓，更是造謠，關玉衡迫於壓力，和他的部隊正在密謀嘩變。
為了平息事件，東北當局把關玉衡秘密送到了別處藏身。這件事發展到後來，和萬寶山事件一樣，變成了國民政府選擇談判。
國民政府和張學良為啥關於東北的問題這麽「慫」呢？說個最簡單直觀的，蔣介石一邊忙著圍剿紅軍，扼殺共產黨。
另一邊在忙著和汪精衛、孫科、李宗仁的廣東國民政府爭奪統治權。而廣東國民政府又把中原大戰投降張學良紮營在河北順德的石友三給收買了，一並被收買的還有張學良的堂弟張學成，他倆打起了反張的大棋，進犯平津。
張學良把東北軍悉數調入了關內，對付石友三，東北地區，黑龍江僅留下了兩個國防旅，吉林三個國防旅，都是那種裝備奇差，兩團編制的最差的部隊，就算在日本嘴底下的遼寧，也僅有王以哲的7旅（沈陽），張廷樞的20旅（錦州）張樹森騎兵3旅（通遼）常經武的20旅（洮南）以及另外兩個戰力極差的國防旅。
而日本已經在1931年4月把他們的王牌第2師團調入了東北。
當時東北軍把張學良的行為比喻為，為了討伐石友三，張學良不但把棍子拿走了，連笤帚嘎達也都拿了走了。
王以哲在8月的時候曾趕到北平求張學良把一批兵力調回東北，以防萬一。但張學良的答復是，我已經跟蔣介石商量過了，蔣介石要求暫不抵抗，等準備好了再幹，一切問題都要避免軍事沖突，利用外交手段在不斷的談判中拖延時間。
時間來到8月16號，老蔣給張學良發了一封明確指示「不抵抗的電報」，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銑(顯)電。據時任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 洪鈁回憶這封電報的確存在，但很多學者、愛好者說翻遍了原始檔案也找不到這封銑電的原稿，再加上張學良晚年接受采訪時說了，他的不抵抗的命令並不是老蔣要求的，是他自己的命令。所以一批人認為這封電報並不存在，是甩鍋用的。
然後就是9月6號，讓張學良背負終身罵名的「魚電」發了出來。這封電報中說，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
其實今天回過頭來，看那段時期，不抵抗這口鍋，誰也別找誰背，蔣介石、張學良等等等那些新軍閥有一個算一個
沒有一個是從本心想抗日的。至少1931年9月18號以前是這樣的。
蔣介石和張學良認為日本應該不會在短時間內占領了東北，所以只要軍事上躲著他們，那就可以用輿論，用談判拖住日本人的野心，但正是這種做法，把日本人的野心餵大了。
其實關於抗日有一個敏感的話題，我們總在回避，那就是1931年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當時中國共產黨說了算的是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等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執行的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政策。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對抗日民主運動沒有給出正確的領導和抉擇。
然而隨著日軍在談判中發現，國民政府的底線，就是沒有底線後，1931年9月18號，關東軍在未通知上級的情況發動了九一八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