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國際局勢變幻莫測。德國法西斯突然向蘇聯發起猛烈的進攻，這讓蘇聯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要知道，雙方才簽署了為期10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結果不到兩年時間，希特勒就撕毀條約，悍然發動戰爭。
不僅如此，在中蘇邊境地區，軸心同盟國-日本也在悄然增兵70多萬，大有配合德國對蘇聯展開合圍之勢。如果再不采取行動，牽制日方的行動，蘇聯將面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
眼看兵臨城下，在這危急存亡之時，史太林想起了東方大國另一個朋友——毛澤東。 隨著戰事步步緊逼，史太林在1941到1943年間，曾發了六次電報給毛主席，請求出兵增援。
這到底是多麽危急的時刻，能讓這個強大的國家也要找相對更困難的中國共產黨支援？而毛主席又為何屢次三番拒絕這位老大哥的請求？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回到那個戰火連天的年代。
第一封電報 — 中共中央積極回應，但回絕派兵
1941年7月，戰爭伊始，蘇聯在西面防線迎擊氣勢洶洶的德軍，可是禍不單行，蘇聯聞訊日軍在中蘇邊境集結大軍約70多萬，企圖從東面戰場撕開決口。
這一下，史太林按捺不住了，為了避免被合圍之情況，史太林給中共中央發去第一封電報。
第一份電報內容是：要求中央方面不能讓日軍麇集在北平、張家口、包頭等地，同時還要求中央「采取行動，破壞上述地區的鐵路交通。」
對於史太林的要求，毛澤東是積極回應的，在電示華北前線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中提到「日蘇戰爭極有可能爆發」，「敵為肅清後方計，將在華北加強鎮壓」，面對如此復雜局勢，「我軍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目前做此準備，以待時機成熟，即可行動」。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提醒了彭德懷：「此種配合，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請在此基點上考慮一切問題！」
7月中旬，毛澤東給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到:「蘇德戰爭起，我們即刻加緊偵察和準備破壞交通，借以牽制敵人，我們決心在現在條件下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
其實，毛澤東清楚：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敵人，敵我力量相當懸殊。盡管我們要幫助蘇聯紅軍，但也要實事求是，不能不顧一切地派兵牽制，否則，不僅失真兵折將的風險，還可能影響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持久作戰。
不難看出，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十分明顯，中央方面對蘇聯的軍事援助是間接和長期的，在透過鞏固我方各敵後根據地的基礎上廣泛發動群眾和開展遊擊戰爭以牽制日軍力量。用他本人的話就是：「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方針，而不采取孤註一擲的方針」。
因此，同意對熱河和察哈爾省兩地的鐵路進行破壞，但回絕了派兵的請求。
第二、三封電報 — 截獲敵情，蘇聯後方告急，毛主席再拒派兵
隨著德國法西斯戰線的深入，「巴巴羅薩」計劃已經初見雛形。但勇猛的蘇聯紅軍，以全民皆兵的民族鬥誌，在列寧格勒保衛戰、基輔保衛戰、敖德薩保衛戰中，大敗了法西斯侵略者。
然而蘇聯的一系列勝利，卻點燃了惡魔希特勒的戰爭怒火，他下令把原來的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而目標正是蘇聯的心臟——莫斯科，企圖透過攻占這座首都城市，來瓦解蘇聯軍民的鬥誌。
1941年10月，正在莫斯科禦敵的史太林，突然收到一份密報，這份電報，是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向日本軍部送出的【滿洲國防務意見通報】，內容提及：應主動進軍蒙古和外蒙，形成更加積極的防禦策略。
蘇聯政府高層頓時感到窘迫，要知道，面對德軍的正面進攻，蘇聯軍民已經使出渾身解數，根本就無法顧及遠東以及外蒙的防務。 從一開始，史太林就擔心遠東的問題，現在任何一點風聲都能讓他緊張不已。
而且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戰場上勢如破竹，的確有能力實施這個計劃，假若日本法西斯真的按照這策略執行到位，必定會讓蘇聯首尾不能顧，有被翻盤的危險。
因此同年11月和1942年5月，史太林的兩封電報又來到中共中央，均要求中央出兵長城內外和南滿地區來策應蘇軍，牽制日軍。
面對史太林的請求，毛澤東再次以八路軍主要任務為積蓄力量，休養兵力，恢復元氣等禮貌回絕了。
蘇聯方在1942年2月的共產國際書記處會議上，還曾不點名地批評：「指望蘇聯勝利，卻又不積極開展軍事行動」。
但面對岌岌可危的戰況，史太林也顧不上面子，想方設法讓中央答應他的要求，堅決不放棄。
不久後，代表著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塔斯社記者-雙重身份的弗拉季米洛夫來到了延安，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向中央施壓，要求派兵開赴南滿地區配合蘇軍行動。
盡管史太林方面，對中共中央出兵從請求升級到要求，甚至到了幹預的地步，但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一旦蘇日開戰，我們自然要配合蘇軍作戰，但這種配合必須是有計劃、有步驟的，而不是孤註一擲的，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蘇聯。
實際上，不是中共中央管見死不救，中蘇之間山水相連，幫助他們就是幫助我們自己。但就目前形勢，前有日寇進犯，後有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潮，八路軍內部亟需恢復、休養，不宜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來阻擊和牽制敵人，否則必定大傷元氣，對我軍不利。
史太林的要求又一次落空了。但這也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做的決定。
第四、五封電報 — 新式武器換中共出兵，結果再次被拒
1942年7月，在莫斯科保衛戰中大敗的德國法西斯，再次卷土重來。這次希特勒把目標釘選在蘇聯南部重鎮史太林格勒。
莫斯科保衛戰中，德軍得知：與其硬攻莫斯科，不如采取曲線包抄戰術，史太林格勒有豐富的糧食、煤炭以及石油，對於戰事雙方都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假如德軍占領後，一則切斷蘇聯紅軍補給線，二則包抄莫斯科。於是，在德軍數百輛坦克和數千架飛機對史太林格勒進行瘋狂進攻，一時間，史太林格勒血流成河。9月中旬，德軍攻入史太林格勒市區，與蘇聯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
前方戰事告急，後方關於日軍在遠東地區配合德軍進攻蘇聯的傳聞仍不絕於耳，忙於指揮前方保衛戰的史太林，一時間無法判斷這些資訊的真實性。
緊急關頭，史太林不得不第四次發電報給毛澤東，要求派兵援助。這次的電文中重點提到會為中方提供新式武器裝備支持。
一直以來，蘇聯援助中國抗日戰爭的裝備，都是提供給國民黨蔣介石當局，這一次卻為了讓中央派兵，居然主動給中央提供武器，可見史太林已經使出了「絕招」。
但毛澤東還是很堅決，在回復史太林的電文中說：武器我們自然很需要，但調一兩個師的兵力，透過蒙古草原，去邊境接受武器，卻是不可想象。敵人的空軍，很可能在我軍未到之前，就把我軍消滅掉，此方案難以實作。
然而，不久後，還不死心的史太林第五封電報又來了，詢問中共中央能否派出小型的遊擊隊，到滿蒙交界地區，接受小批次武器，以加強抗敵力量。結果還是一樣，毛澤東同樣否定了史太林這個方案。
第六封電報 - 大戰在即，毛主席決定出兵長城內外，一石二鳥
1942年11月，蘇聯紅軍對入侵史太林格勒的德軍發起反攻，由於戰鬥是巷戰為主，導致兩邊都異常膠著。德軍和蘇軍，時常在一些居民樓中戰鬥，二樓是德軍，三樓蘇軍，又或者大廳是蘇軍，廚房卻是德軍。
這樣，就讓德軍無法展開大規模的占領行動，同時，德軍的坦克在巷戰中就無法發揮作用了。德軍一時間無法占到上風。
而蘇軍就不一樣了，在史太林格勒中，有個叫捷爾任斯基的拖拉機廠，一戰成名。在保衛戰中把拖拉機圖紙改成蘇式T-34坦克，坦克下線，加個小半桶油直接出發，就連車身的油漆也不上。
而駕駛坦克的，真是拖拉機的工人們。就是這種高昂的鬥誌，直到1943年初，蘇軍已經對德軍形成30多萬人的包圍，大決戰就要來了。
為了在這關鍵時刻不出意外，史太林的第六封電報又來到了延安，核心問題，還是要應對日本，他建議毛澤東調遣數個師團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主要以牽制日軍力量。
毛澤東收到電報後，和中央研究決定，從國際主義精神發出，派羅瑞卿、楊成武以及呂正操等部，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伺機向東北地區滲透。
這樣的部署使得我軍「進可攻退可守」，在隱藏戰略意圖的同時，又可以配合蘇聯紅軍牽制華北等地的日寇。而且，毛澤東這個決定，還為日後我軍迅速出兵東北做好準備，起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果。
1943年2月2日，在蘇聯紅軍浴血奮戰的鬥爭下，史太林格勒保衛戰取得偉大勝利。這一場勝利也使得蘇聯紅軍從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反攻號角吹響，一路上勢如破竹。
讓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更為欣喜的是，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戰場也敗節連連，根本無法兼顧進攻蘇聯，史太林無憂矣。
縱觀這六次電報，幾乎指向了同一個對手：日本。面對狡猾殘暴的日軍，史太林的擔憂是有必要的，而致電請求中共中央出兵，也是意料之內的事。
當蘇德戰爭剛剛開始，1941年的6月23日，毛澤東就寫下【關於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文中清楚地寫到「為反對法西斯而鬥爭，為保衛蘇聯、為保衛中國、為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
同一天，【解放日報】的社論就表述了：當此德國侵蘇戰爭開始之時，即毫不遲疑地，寄無限的同情與偉大的蘇聯，並願意追隨蘇聯援華的光輝範例來援助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
但是，對中共中央來說，確實是有心無力，因為我們面對著更大的困難與挑戰。
多難之秋，難禦千裏之敵
毛主席六次拒絕史太林出兵中蘇邊境與日寇的鬥爭，正是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再加上蔣介石的反共摩擦，中共中央處於艱難的境地。讓我們把時間指標回撥到1940年前後。
（一）國內形勢復雜，蔣介石滅中國共產黨之心不死
自西安事變自後，蔣介石被迫暫時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當上了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但蔣介石卻不懷好意，一邊抗日一邊制造反共摩擦。
自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之後，我軍積極組織敵後根據地，並行動群眾抗擊日寇，使得我軍兵力得到明顯發展。1940年新四軍更是達到10000多人的兵力規模。
我軍良好的發展勢頭，讓蔣介石感到憂心忡忡。終於在1941年，蔣介石有預謀地發動了皖南事變。
1940年10月，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名義，令朱德、彭德懷、葉挺領新四軍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但朱德等駁斥了該荒謬的電令，為了顧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帶皖南新四軍轉移到長江以北。
1941年1月，當新四軍9000多人行至皖南涇縣密林中時，國民黨反動派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雲相率7個師共8萬多人，對我軍進行包圍攻擊，經過7個晝夜血戰。英勇的新四軍僅有2000多人成功突圍，大部壯烈犧牲。
而這次事變，離史太林發第一份電報，僅僅相隔半年時間。經此一戰，新四軍元氣大傷，而且蔣介石露出了猙獰的面孔，中央絲毫不能放松警惕。面對這樣的國內局勢，我們又怎麽能答應史太林的請求呢？
（二）因國民黨圍困，物資軍需匱乏，軍民團結一致搞生產
隨著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全國人民都積極投入抗戰當中，但國民黨反動派在1939年召開的五屆六中全會卻提出把「政治限共為主」改為「軍事限共為主」，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
抗擊日寇不積極，卻把槍口對向自己人，在背後捅刀子。
由此，國民黨方面不斷制造攻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摩擦，更是把中國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的面積，從12萬多平方公裏減少到9萬多平方公裏，人口也從200萬減少到150萬，殺害了多名共產黨的官兵。
此外，國民黨反動派還在邊區設卡管控，嚴密監視，切斷邊區與外界一切聯系，使得外部物資無法輸入、內部物質無法輸出，整個邊區物資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造成的後果，難以想象。
為了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壓迫，1939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時明確提出「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方針，積極動員所有邊區人民參與大生產活動。
在1939年到1940年間，全邊區開荒了約170余萬畝，糧食產量和牛、羊、驢等都有較大增長。
而當時陜甘寧邊區提出的經濟政策正是「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
而這段時間，則對應了史太林後來幾份電報的時期了。所以，不是中央不願意幫助蘇聯，的確是中共自身也是內外交困，亟需修養和調整，以面對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各種挑戰。
（三）河南糧食失收，水旱蝗湯大鬧四荒，舉步維艱
相信各位如果看過電影【1942】，都一定不會忘記那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情節。這部電影就是講述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
而造成這場災難的，不僅有1942年春季開始的旱災、蝗災此類天災，還有國民政府、日寇造成的人禍。
早在1938年，日寇就在河南境內多次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蔣介石則采取「以水代兵」的戰術，掘開花園口，造成黃河改道，泛濫成災。雖然一定程度上阻擋了日寇的西進，但卻使得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變成沙灘河汊。
而當時駐紮在河南的是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湯恩伯部，此部共有十萬人。他們不僅沒有賑災救民，反而強征民役，搞得到處民怨沸騰。於是就有了「水旱蝗湯、河南四荒」，這個湯就是湯恩伯。
國民政府的不作為，日寇的層層推進，使得成千上萬的饑民，拖家帶口逃離河南，根據學者對戰前和戰時政府農業產量數據的分析，1942年農業產量下降了40%。
直到1943年6月，隨著新一季的小麥迎來豐收，這場餓死了300萬百姓的大饑荒終於過去。
就連素有中原糧倉之稱的河南省，都遭到這百年不遇的天災人禍，其他地方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說天災不能怪天公，那人禍就自然就是國民黨腐敗不堪的領導所致的。
在這樣的國內環境之下，中共中央又怎能貿貿然答應史太林的請求呢？
希望的曙光，戰鬥的勝利
實際上，中央拒接派兵蘇聯的原因，是復雜且多層次。中共中央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實事求是，全方位分析國內局勢，不盲目答應史太林的請求，讓共產黨和紅軍走上正確的抗戰之路。
事實證明，偉人的目光和戰略是正確的。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毛主席沈著冷靜，以敏銳的政治目光，為民族解放大業，拒絕了史太林的六次請求，用最寶貴的力量帶領人民走在一條康莊大道之上。
修整隊伍，保持實力，韜光養晦，蓄勢待發。有句俗語叫「好鋼用在刀刃上」。
